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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是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 每到盛夏，当山下正是酷暑难耐之时，这里却是凉风习习，清爽宜人。 庐山又是一座“政治山”,有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就在这里作出。1927 年8月1日，南昌暴动的消息传来，在150公里外的庐山引起了强烈震动。 几十年后“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形容，用于此时正合适不过。 最懊恼的要算正在山上的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正准备以张发奎的南岸 部队、唐生智的北岸部队顺长江东下，夺取南京。没想到，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暴动， 一下子打乱了他的东征计划，汪精卫自然又气又恼。 8月2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褫夺贺龙、叶挺的军职，“照谋叛律治罪”, 同时令所部国民党军赶快“进剿”,逮捕所有“煽乱附逆”的共产党员。几天之后，汪精卫又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23次扩大会议上，就南昌事变做了专题报告，大骂了共产党一番，叫嚷道：“共产党和我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可优容他们，不制裁他们；现在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些办法都用不着 了。”“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在“七一五”宣布“分共”时，汪精卫还说要“保护共产党员人身自由”,刚刚过了20天， 马上就说要“捉一个杀一个”!翻脸之快、态度之凶，正表现出人称“政治花瓶”的汪精卫的无信义和无原则。 参加庐山会议的其他国民党要人和各路“诸侯”,自然也要表态一番， 要求“讨伐”云云。不过表态归表态，真要出兵“讨伐”,那就要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南昌暴动端了朱培德的老窝，使这个云南军阀伤了元气。但比起第二方 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来说，他还不算是最大的输家。他不能再蚀本了。既然 叶挺、贺龙部无意在南昌久留，还是让他们及早离开为妙。因此，朱培德明 知他的部队距离南昌最近者只有一两天的路程，却没有主动请缨。他甚至耍 了个滑头：先跟汪精卫从庐山返回汉口，表面上是出于对“汪精卫主席”的 关心，实则想造成一种军中无主的既成事实。当汪精卫催促他督师“进剿” 的时候，他又从湖南经萍乡进江西，绕了一个大圈，到吉安去督师，此时起义军自然早已离去。 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号军事首领唐生智，他想的是控制武汉全局，再鲸吞 江南富庶之乡，并不想去打与自己在目前并无利害冲突的南昌起义部队。只 要共产党不在他自己的部队发动兵变，不进入湖南威胁自己的心腹之地，自 己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唐生智命已经进至九江北岸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按兵不动， 一兵一卒不许过江。 第六军军长程潜与唐生智早就是对头，当务之急是要夺回湖南统治权， 为此正想与南京的桂系军阀携手。他的部队主力虽然集结在九江，却也不想出兵到江西腹地为他人打仗。 至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自然最有切肤之痛。其下属的三个军 中，第四军少了一个主力——第二十五师，第十一军少了一个第二十四师， 整个第二十军全没了。他自己手下的3万人马差不多被叶挺、贺龙拉走了三 分之二，在当时那个兵员和枪杆子就是命根子的年代，如同挖走了张发奎的心头肉一般，怎不让他心痛?! 8月4日下午，第二方面军在九江召开高级将领会议。 张发奎一开始就气急败坏地骂道：“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一定要讨伐!” 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也很气愤。叶挺率军起义使他只剩下一个不完整的 师，差不多也成了“空头军长”。听到张发奎的叫嚷，他第一个响应，要求“立即派兵追击”。 被副师长周士第拉走两个团、同样快成了“光杆司令”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也接着提出要攻打叶挺、贺龙，追回部队。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此时虽然也骂叶挺不够朋友，不过他过去与共产党的 关系还好，不大赞成“分共”,此时反共态度还不太坚决，没有那么激烈地主张追击和“讨伐”。 此时，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十分焦急。他知道，张发奎手下的第二方面 军虽然只剩下一万多人，可要是去追击南昌起义部队，江西军阀朱培德也会 配合。起义军南下，前面有李济深、钱大钧的部队拦阻，后面又有尾追，就 会陷入前后受夹击的不利境地。如果张发奎不去追击，朱培德为保存实力也不会牺牲他手下为数不多的部队去追赶，南昌起义军南下就没有后顾之忧。 等张发奎及其身边的一伙发泄完仇恨，叶剑英开始发言。他对着张发奎 说道：“向华(张发奎的表字)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东，不追叶、 贺为好。”他明白，虽然张发奎在气头上嚷着要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但内心中还是想保存实力的，他不会舍得拿仅存的那点儿本钱去打硬仗。 接着，叶剑英分析面临的战局，讲出了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总 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 见张发奎若有所思，他继续对这位总指挥“晓之以理”:“我们原来商量 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叶、贺，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听了这位“高参”的一番话，张发奎有些动容。他其实最了解南昌起义 部队的底子，特别是叶挺部队的战斗力。再想到起义军虽然拉走他的部队 但和他还没有完全翻脸，在文告中仍把他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七委员之 一，起义中缴获了他的望远镜等私人物件也都派人送还。此时与叶挺、贺龙 约定互不相扰，让他们南下去吸引李济深、黄绍竑的粤、桂军队主力，打个 两败俱伤，他自己正好可以像叶剑英所说的那样，乘虚而入广州，下一步也 可取李济深而代之。待坐稳了广东，再拿汪精卫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当 招牌组织北伐，他本人当总司令，日后国民党的天下岂不是他自己的? 思虑至此，张发奎的火气缓和了许多。此时黄琪翔也在一边建议：暂时 与叶挺、贺龙示以和缓，派人去同他们约定分路南下，互不相扰。张发奎表 示同意叶剑英、黄琪翔的意见，同时决定向武汉国民政府发电表示自己要“追击叶、贺叛军”,以此为理由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东征军，另外择路南下。 在一部由国民党撰写的《国民革命军成史初稿》中，有如下一段有趣的 记载：“叶贺等遂东出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 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至于张发奎部为何“改由南雄入 粤',却未说明根底。殊不知里面还隐藏着的，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献出的 这一条“妙计”。正因为这一 “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得南昌起义军摆脱国民党军一部尾追之苦，比较顺利地南下广东。 再有，张发奎这一走，汪精卫失去了心腹部队，唐生智的湖南军控制了 武汉国民政府治下的两湖，素来与唐生智不睦的程潜等湘军则转过来与南京蒋介石方面联合。显赫一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就此彻底解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昌起义的直接后果，也宣告了那个“分共”而背叛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的终结。 南昌起义后的第三天，起义部队即开始撤出南昌城，南进广东。 这也是起义前早就订下的计划——联合国民党左派，把能够掌握和联合 的军队拉到广东去再建根据地，利用出海口得到苏联援助，然后实行“二次 北伐”。这个计划虽然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也普遍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好走。 万事开头难。这是共产党人首次掌握自己的军队，首次利用革命武装去 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四周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 又占有绝对的优势(宁、汉方面都有20万以上的军队，广东之敌也有5万以上的军队),这就注定了南下广东，是一条充满荆棘、危险之路。 8月4日，即从南昌出发的第二天，起义军中就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 蔡廷锴的第十师在进贤县叛逃，去往浙江方向。这一下子就使起义军损失5000余人，相当于四分之一的兵力，而且是丢掉了很有战斗力的一个师。 蔡廷锴，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早年曾务农、学裁缝、开小杂货店，辛 亥革命前投营，后效力于粤军，在孙中山大本营特别团中任过营长，北伐时 曾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后升任第十师师长，与叶挺是同乡，过去两人的私人关系也不错。 当初计划南昌暴动的时候，无论是中共临时中央、加伦将军还是周恩 来，都没有把蔡廷锴的第十师计算在内，只是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想 拉出这个师里面的以共产党员为团长的第三十团。暴动前一天，蔡廷锴率全 师到达南昌，出乎意料地硬是被拉到革命委员会里。开始，他只同意跟叶挺 一起南下广州，发现这次起义是共产党人主持的，态度便相当勉强。他后来回忆说： 我军回师武汉，即令赶速补充，不及一月，便已整理完竣。时 宁汉由分裂而至兵戎相见，不久，武汉当局下动员令，决由武汉东下。唐生智总军权，以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他部为右翼，向南京攻击前进，以张发奎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我 师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与我密商，他说：“我们攻 下南京，亦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确无意义。 ……不如我军回粤 休养为高。”我听叶挺如此表示，正中下怀，深表赞同。但他是共 党，自己是国民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过了数天，各军集中完毕，张(发奎)军长已到，令叶挺率我师及 贺龙部先占领南昌。占领南昌后，张军长即召集师以上人员在庐山 开谈话会，汪精卫亦到。所谈结果，仍拟分两路由皖南、浙南向南 京攻击前进。我在庐山住了两天，即回九江，率师部直属队由火车 输送。车抵乐化站，贺龙部在该处把守向北警戒，我即下车问警戒 该处之团长，他说：“我奉命任何军队无叶、贺命令，不准通过。” 我见此情形，自念不回去，则我师更危险，遂打电话向叶挺请示。 叶接我电话，请我即返南昌。返抵南昌，叶、贺已将朱培德、程潜 驻南昌部队缴械，即召集会议，在南昌成立临时军政府。我当时退 既不得，逃更不能，只有伏首服从叶、贺之命。驻留数日，复开会议，结果决定返粤。 蔡廷锴决定叛变后，首先解除了共产党员最多的第三十团里共产党员的兵权，并采取“给资遣散”的方式(给了团长范草200块光洋，其他人每人 发光洋50元)。接着，其他团中的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也被押来，蔡廷锴下 令“派兵护送”,实际上是将这些人看押起来。几天后行军到通往浙江的一 个渡口时，才将这30多名共产党员放走。蔡廷错随后投靠了自己的老长官陈铭枢。 第十师的叛逃，是南昌起义后共产党人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和挫折。 聂荣臻后来回忆起第十师时这样说过： 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 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 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一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 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十师的三十团，团长范荐，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芯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 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 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 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 的一些同志。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 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当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但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 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 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 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错率第十师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 了空子。该师八月三日出发，四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 陈铭枢去了。这样， 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三十团，是多 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吃一堑，长一智。刚刚单独领导军队的共产党人，吃了这次大亏，在 “十分痛心”之后，痛定思痛，总结出了重要的经验。其中，加强共产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以党的组织而不是以长官个人掌握部队等，可以说都是由这类教训而引发出来的 蔡廷错部叛逃后，起义军还剩下1.6万人左右。但在随后的行军中，尽管战斗伤亡很小，减员却十分严重。 起义军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素有“铁军”之称。在北伐 战争节节胜利的顺境中，天天锣鼓欢呼，薪饷供应无虑，这支部队当然能保持“铁军”的高昂士气，可一旦严酷的逆境出现，部队的状况就大不一样了。 至于第二十军，原是由湘西的绿林武装改编而成，部队里没有什么共产党的基础，也没有党的组织。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第二十军，起义军离开南昌后，虽然以共产党派来的新成员在第二十军中建立起一个第三师，周逸群任 师长，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徐特立任党代表，可其中大都是未经锻炼的学生兵，他们自身尚缺乏锻炼，更难带动其他人。 部队出现了大量逃亡现象。李立三在党内报告中曾记述： ……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 (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 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 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中多 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 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的极多。仅行 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不但是士兵“逃走极多”,就是长官也有一些人叛逃。刚刚离开南昌走 到临川，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就率领第二师第五团的700余人集体叛逃，向湖南方向跑去。后来知道，此人投奔了湖南军阀唐生智。 朱德的第九军也减员严重。本来，第九军是起义后临时编的，称军只是想多争取一些滇军来投奔，其下属单位实际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不过五六百人，仅相当于一个营。部队南下时，国民 党南昌市政府机关的一些职员、部队警卫乃至动员的少量运输民夫也被编入第九军或归其管理，于是这支队伍成分变得混杂，总人数一时上千。 大部队出发之后，第九军主要被安排处理杂务。因为朱德于1926年在 江西任过职，部下的机关人员和民夫有许多是本地人，熟悉地理民情，所以征集民夫、粮食和打前站之类事多交给第九军。朱德后来对此回忆说：“我自从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 ……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 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当时朱德忙前忙后，相当于起义军的后勤部部长。虽然第九军克服了重 重困难，勉强保证了大部队的供给，可是因这些负责筹粮、征夫的人员分散 行动，逃亡也十分严重，行军几天只剩下三四百人。到了瑞金之后，周恩 来、朱德等人经过研究，索性把剩下的人员编入其他部队，第九军的番号事实上已不存在，朱德本人此后跟随革命委员会行动。 危难之时，如何稳住部队，提高士气?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是其中 重要的一环。时任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代主席(主席为郭沫若)并负责部队宣传工作的恽代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恽代英干脆剃了个光头，在酷热的天气里赤着脚，同样背着行军背包， 在肩膀上只搭了一块毛巾，又擦汗又洗脸。由于被晒脱了皮，恽代英显得又 黑又瘦，又戴着一副眼镜，当时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这副苦行僧模样，都喊他一声“甘地”。 恽代英无言的行动，马上在士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走到哪里，那 些普遍没读过什么书的战士们都相互赞叹说：“看!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 还能吃苦些!”这种以身作则的行动，也马上影响了一般的政治工作人员。 大家不再喊空洞的口号，而是首先自己跟上队伍，再做些帮助病号、给体弱者扛枪之类的事情。这种以实际行动进行的宣传，比什么抽象教育都有力。 后来新参军的许多年轻的政工干部向老一辈请教如何进行宣传、动员， 回答往往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政工人员的第一条要求。做到了，你放个屁都是香的。不然，什么动员都没有用。 8月25日上午，起义军前锋第二十军第一师前进到距瑞金城尚有15公里的壬田镇。 突然，路两边高地上的步枪、机枪响了起来，火力非常猛烈，不久又射 来迫击炮弹。很明显，这不是土匪，而是有组织的正规部队。抓住俘虏一审问，原来是钱大钧所部。 起义军遇到了“拦路虎”。 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后，打出的旗号就是“回广东再建北伐基地”,这自 然使广东方面的军阀们心惊胆寒。8月8日，李济深的第八路军即在广东韶 关成立了对付南昌起义部队的总指挥部。因李济深在广州坐镇不便离开，黄 绍竑便以副总指挥的名义前往前线全权指挥。当时在韶关集中起来的部队有 广西第七军的两个师，以及钱大钧的第二十师。黄绍竑命令，各部立即行 动，到赣南截击“叛逆军”。8月23日，钱大钧的第二十师进入瑞金，其先 头部队在壬田一线布防堵截；黄绍竑率领的桂军尚在行军途中，很快就能赶到会昌。起义军前锋遇到的，正是钱大钧的先头部队。 当天下午，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据当事者回忆，贺龙 拿着一柄硕大的芭蕉扇，走到临近火线的一片稻田中，用望远镜观察对面的情况。尽管迫击炮弹不断地在他旁边爆炸，震耳欲聋，贺龙却毫不在意。 了解到对方约有两个团的兵力，贺龙决定以第一、第二两师正面攻击，让 叶挺的第十一军赶来增援，准备一举歼灭这股国民党军。打到傍晚，第十一军 的部队因道路不熟，没有及时赶到，可是第二十军的正面冲击已经把国民党军打跑了。部队尾随追击，于第二天进入了瑞金，国民党军逃向南面的会昌。 起义军参谋团马上在瑞金城内召开会议，经过研究，决定集中力量消灭 会昌之敌，打掉阻拦起义军南下的这只“拦路虎”。参谋团下达了作战命令： 以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为主力，迂回攻击会昌之敌；贺龙的第二十 军沿从瑞金南下的大道前进，担任正面攻击；确定于8月30日拂晓同时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会昌的一场恶战，就此马上展开。 8月30日晨6时，第二十军以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率领正面部队开始向国 民党军猛攻。第一师的部队前几天作战疲劳，没有马上跟上，形成第三师和 第二师一部孤军前进。第三师刚刚成立，其中的学生兵和工农士兵差不多都没有打过仗，只有担任各级军官的黄埔学生们还有些军事知识。但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共产党员发挥了坚强作用，很快把钱大钧部击溃，并追击到会 昌城外二三里处。这时，国民党军又增兵三个团，实施反攻。第三师这支新 部队虽然向后撤退了15公里，却没有溃散，依托两个山包抵抗， 一时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追兵。 第三师后撤时，时在第三师任营长的陈赓殿后指挥掩护，不料左腿两处 中弹，倒地不能行走。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追上来认出自己(他是黄埔军校的 “名人”,而对面国民党军的军官也多是黄埔生),他挣扎着脱掉军装，从山坡上滚下去，跌在一条田沟里，血把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连长卢冬生跳下来照顾他，陈赓却要卢冬生快走，不要管他。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的追兵上来了，卢冬生只好躲到附近的草丛里。陈 赓把腿上的血往脸上、身上乱抹，装成死人。果然，国民党军见他只有背心 和短裤，身上又到处是血，只踢了一脚就走了。几小时后，又听见有人来， 陈赓马上又闭上眼装死。身上挨了一枪托后，他偷偷睁开眼一看，身边来的 人脖子上系着红领带 ，那是叶挺的部队。于是，他高声喊着“自己人!” 卢冬生这时也从草丛中跑出来，招呼叶挺部队的战士把陈赓抬了出来。 原来，第二十军一部与国民党军激战时，叶挺、聂荣臻率领的第十一军迂 回到会昌城下。叶挺马上简单布置了任务，聂荣臻又要求做好政治动员，党员、团员要起带头作用。随后，这支生力军就从会昌城西北和正面发起了冲锋。 下午4时，叶挺部攻入城内。钱大钧在仓皇之中，从南门狼狈逃窜。他来时乘坐的轿子都被扔下了，城中还丢弃了不少辎重。 然而，由于正面的第二十军这时已经后撤，第十一军的部队也没有对会 昌形成合围，这一仗只打成击溃仗，没有歼灭钱大钧部。聂荣臻后来回忆当 时的情形说：“我们一发现敌人，就组织反击，黄昏的时候，把敌人打退了。 经过这几仗，我深感起义军的英勇精神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这些人都很年 轻，都缺乏战役战斗指挥经验，碰到敌人就是硬拼，所以往往一仗下来，把 敌人赶跑了，歼敌不多，自己伤亡却很大。” 会昌一仗，第十一军伤亡了1000余人，第二十军伤亡了700余人，对 于起义军来说等于损失了七分之一的兵力。尤其难办的是，这千余名伤员无 法安置。如果留在当地，部队一走，他们很可能会被反共民团武装杀害，而且在农村也无医无药治疗。而带着他们走，更是困难重重。 在会昌城里，刘伯承还从报纸上突然看到了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的反共通电。陈浴新拉走几百人还在其次，关键是这个家伙在通电中详细说明了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计划和进军路线，下一步的企图完全暴露了。 参谋团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改变原先的进军路线，再折回瑞金，改道入闽，经汀州、上杭，走水道，把伤员和辎重都装上船，沿汀江、韩江而下，直趋潮汕平原。 从9月2日起，起义军以第二十军为前锋，开始由瑞金出发向福建前进。由于拖带着大量伤员、枪支，民夫又少，队伍拉得有一二百里长。 夹在行军队伍中间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庞大机关。这时的起义领导机 构，还搭着一个国家政府的架子。中共临时中央一心想的是让起义部队夺取 汕头，再夺取广州，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还没有打游击和在农村实 行武装割据的准备。正因为如此，起义后的政权机关庞大，有2000人左右。 如财政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就有三四百人，政治保卫处连同一个警卫连也有400多人，还有700名伤员，加上雇来的民夫，非战斗人员甚多。 考虑到这种情况，不得不从主力中抽出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来掩护这 庞大的后方机关。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再如此分散，更形不成有力的拳头。 这也是后来起义军兵败潮汕的因素之一。 9月11日，起义军进至福建汀州。汀州又名长汀，是闽西较繁华的一个县城。大概这里的百姓看惯了兵来匪往，没有什么人逃避。部队驻进县城和周围的村庄，总算好好休息了几天。 尤其可喜的是，城内有个福音医院，会昌战斗后的伤员终于有了一个救治的地方。 福音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太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医院的院长便是傅连暲，他当时虽是个基督教徒，却是个有进步倾向的医生。300余名需要开刀 的起义军伤员被送到了医院后，他本着仁爱精神，不分党派歧见地予以救 治。当时福音医院里包括院长在内只有三个外科医生，要给300余人动手 术，真是要日夜加班。傅连暲带领另外两个医生，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只是中间轮流偶尔躺下休息一会儿。 陈赓当时就在这批伤员之中。他的腿伤因救治不及时，加上天热，已经 发炎，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而人却面色焦黄，十分虚弱。当时有人提出只有截肢，才能保全他的性命。 傅连暲给他治疗时，陈赓不叫一声痛，还笑着与护士们说话，并讲自 己经历过的传奇式的革命故事。看着这个年轻又有才干的伤员，傅连暲感 到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他的腿，于是采取了“保守疗法”,亲自给他的伤口消毒，并用夹板固定，同时还专门送牛奶给陈赓喝，以增强抵抗力。这样，短 短几天，陈赓的伤势明显见好，可以在担架上继续跟随起义军行动。多年 后，陈赓仍心存感激之情，他写道：“他(傅连暲)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顾，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 这时，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徐特立因发高烧，也住进医院。傅连暲 给他诊病时，见他病情虽重，却非常乐观且谈锋甚健，完全不像个病人。两 人在接触中，感到很谈得来，从基督教义， 一直讲到共产主义。徐特立谈到 自己为何从旧式科举转到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思想，又以同期留法生中 最大的年纪去欧洲勤工俭学，探索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定了中国应在共 产党领导下走革命的道路。刚刚入党的徐特立这些切身说法，对尚是基督徒的傅连暲起到了革命的启蒙作用。 几年之后，傅连暲在中央苏区又与徐特立的学生、红军领袖毛泽东等人结下深厚友谊。红军长征时，他参加了红军，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走完了万里长征路。到陕北后，傅连暲受白求恩精神感染，要求入党。毛泽东说：“一个基督徒成为共产党员，很有教育意义”,批准了他的请求。全国解放后，傅连暲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然而作为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的创始人，他的名字不会被后人们遗忘。 在汀州休整过后，起义军除了留下第二十五师掩护革命委员会的庞大机关外，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轻装疾进，于9月17日占领了福建上杭县城。 这时，有一个自称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的人来找起义军，被引见给周恩 来。周恩来一下就叫出了他的名字——罗明。原来在上海时，他们两人曾在一起工作过，彼此认识。在这里相逢，他们自然格外亲热。 几年之后，罗明在中央苏区被批判为“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过此 时的罗明，还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只领导着当地秘密隐蔽着的百十个 中共党员。他马上向周恩来汇报了附近党组织和农会的情况，以及他所了解的外面的一些形势。 本来，在陌生地区长途行军，由于没有中共地下党接应，起义军吃了不 少苦头。这时一下子遇到了地方党组织，周恩来很是高兴。听完汇报后，周 恩来马上说：“那好，后头的部队就要来了，现在的目标是向潮汕、海陆丰 进军。希望你能留在上杭城迎接后面的部队，并能解决筹集粮食、交通运输和搜集情报方面的问题。” 罗明马上回去找到特委的几个同志，要大家出来为部队解决困难。特委 的人又分头找了秘密工会、农会的人，开会交代了任务，要大家出面动员老 百姓支援起义军。虽然地下党的人不多，这时却发挥了大作用，因为他们毕 竟是本地人，与老百姓有紧密的联系，说起话来群众既听得懂又能相信。于 是街上很快又出现了热闹的人群，店铺纷纷恢复开张，农民也用船把粮食运到城内，卖给了起义军。 罗明领导的中共闽南特委还要为起义军南下解决船只问题。有了船，伤 员和辎重都可以被装载上去，又是顺流而下，不需要拉纤，部队行动就会轻 便许多。可是开始船工因怕被部队拉船，都逃避回家。这时，罗明找到当地开明的左派人士傅柏翠，请他出面帮忙。 傅柏翠是当地望族出身，家中土地众多且有很大的势力，他本人留学日 本，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一些革命思想，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 人。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势力，出面专门成立了一个船工工会，出钱雇请船只和船工帮助起义军运输。 在上杭城内，罗明帮助一批又一批的队伍通过，还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 群众大会，欢迎起义军。从南昌出发到现在，起义军官兵看到的是一片冷冷清清，如今有了这样热烈的群众欢迎场面，他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起义军的行军队列因拖得很长， 一个星期才完全经过上杭。后续部队离 开时，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留下了几十条枪，以罗明为首的中共闽南特委 用这些武器建立起一支上百人的队伍，为以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9月18日，起义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广东的大埔县城。 全军沿汀江而下，直扑大埔县境内的要地——三河坝。 三河坝，位于汀江、梅江、韩江的汇合口，三河坝因此而得名。 这里地形险要，占领了这个水路交通枢纽，既能后倚闽赣，又能顺流 直下潮汕。此前在汀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参谋团就做出决定：夺取三河 坝后留一部分兵力驻守，警戒西面的梅县之敌，以保护侧背安全；主力则直趋潮汕。 9月19日，第二十四师作为先头部队进占了三河坝，当地的国民党守 军闻风而逃。不过，前头部队进入市镇后没有停留，随后的第二十军也穿镇而过。随革命委员会机关之后进入该镇的第二十五师则留下守卫。 这时，参谋团要朱德留下指挥守镇的第二十五师。 做出这一安排，主要是考虑到三河坝作为一个次要方向，也应有一名军 级干部坐镇。坚守三河坝的部队本来与朱德并无渊源，反倒是第二十五师的 师长周士第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铁甲车队担任领导起，就一直是这支部 队的负责人。这时朱德的第九军其实已经没有部队了，名义上还有军官教导团一个营的番号，实际上部队已经被合并到第二十五师里面去了，身为副军长的朱德只是“客居”在这支部队中。由于他毕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出身， 十多年前在护国军中就当过旅长，又到德国、苏联学习过军事，论地位、资 历自然超过那些师领导。于是决定留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时，自然要安排朱德作为总负责人，师里的领导也要听他指挥。 第二十五师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是由原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 三团全部和第七十四团一部、第七十五团少部在参加南昌起义后编成的，老 底子就是北伐时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把这么一支部队留在了三河坝，自然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进入潮汕部队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此次三河坝分兵，直接酿成了后来潮汕失败的大祸，在三河坝留下的部队也损失惨重。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不分兵，起义军也许暂时不会失利得那么严 重，然而当时在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兵力集中在一起，即使短期能坚持下去，下一步还是会失败。 也许正由于分兵后的失败，尤其是留在三河坝的部队被隔断不能去潮汕 和海陆丰，被迫北上粤湘边，才有了以后的朱德、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也 才有了朱德、陈毅，以及林彪、粟裕等一批日后叱咤风云的共产党将帅们展 示军事才能的舞台。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三河坝分兵时，人们还料想不到这一点。 三河坝分兵后，主力部队在周恩来及叶挺、贺龙的率领下，顺韩江直下潮汕，于9月23日未经战斗即进驻潮州，第二日进驻汕头。 起义军占领汕头后，就想把它作为临时首都，准备夺取广州后再把广州 作为正式首都。周恩来随先头部队最早到达这里，因1925年东征时他在这里当过行政专员，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很快主管起当地的工作。 为了在当地建立政权，自然要守城并控制周围地区，于是革命委员会决定第二次分兵。其具体部署是： 周逸群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警卫潮汕，师部和教导团驻潮州，部 队在潮州西北侧高地构筑防御工事。革命委员会及各军后勤机关驻汕头，城内只有第三师的第六团(因会昌一战损失太大，兵力仅相当一个营)警卫。 参谋团随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向揭阳、丰顺前进，迎击由河源来犯之敌。 9月26日至27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第二师进占揭阳。 此时才初步侦察到国民党军主力正在附近的汤坑集结，其具体兵力数目还不 大清楚。参谋团决定，先击破汤坑之敌，再与海陆丰的农军取得联系，使潮 汕和整个东江地区成为根据地，待得到苏联援助的装备和款项、能大力扩军 后，再西攻广州。 汤坑之战，由此成为决定起义军命运的生死之战。 汤坑之敌，是陈济棠指挥的三个师，共1.5万人。其中，陈济棠兼任师 长的第十一师是主力。这个师在北伐前就是第四军的一部分，第十师、第十 二师北上两湖后，这个师留在广东成了骨干，其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另外 还有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薛师是新建不久的部队，战斗 力差些。第十三师也是第四军的老部队，同样不可轻视。 而起义军只有6000余人，并且经过长途行军，弹药缺乏。第二十军的 两个师内由于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士气也不高。而国民党军不仅拥有 兵力优势，还占据了汤坑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弹药又很充足。起义军战斗之困难，可想而知。 9月28日，叶挺、贺龙的主力部队在汤坑以东15公里的白石、汾水一 带与国民党军遭遇。这里全是高低不平的山地，起义军立即占领阵地。当晚 两军有过交火，起义军获得小胜，并捉到少数俘虏，缴到一些枪械。 起义军从俘虏口中得知，国民党军有三个师之众，且都是满员的，武器 弹药充足。指挥员们知道这场仗不好打了，然而在两军对阵时，谁也不想撤退。 那时，指挥员们想的都是在进攻中打垮敌人，认为退却是怯懦的表现， 还没有以后那种“敌进我退”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此时在前线负责指挥 的叶挺，决定仍采用北伐时期那种正面硬攻的正规战。其勇敢精神固然可嘉，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奏效的。 9月29日，第二十四师向驻守在汤坑制高点上的陈济棠部发起了仰攻。 这个师虽然只有两千多人，却仍然充当了进攻的主力。第二十军主要以火力支援，后来也以一部兵力投入进攻。 向山头冲击的第二十四师官兵，当时仍然拿出了北伐战争期间武昌城下 的传统作风，先高呼革命口号，然后向国民党军冲去。这一气势开始仍震慑 住了国民党广东军，尤其薛岳的新编第二师是刚刚成立的，经不住起义军冲 击。当日下午，薛岳师的阵地被突破，全师官兵丢弃了前沿的山头阵地，狼 狈向后溃逃，并在起义军火力尾随射击下遗尸累累。起义军发扬北伐时猛打猛攻的传统，跟踪追击， 一直冲到分水坳附近。 陈济棠此时的指挥所设在距汤坑约六七公里的北路的小高地上，清楚地 看到薛岳的部队抵挡不住而全师败退，于是陈济棠急忙命令自己的第十一师 的两个团赶到分水坳的高地上组织防御。这支部队也是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 分，训练较好，在广东军阀部队中战斗力是最强的，加上又居高临下，数量还占优势，自然就比较顽强。 于是，在分水坳的山头上，双方反复争夺，甚至手榴弹投过去未爆炸， 对方又捡起扔回来。第二十四师有一个英雄营长廖快虎，指挥部队反复冲杀，手下的人打光了，他自己坐在山头上与阵地同归于尽。 天近黑时，起义军死伤不少，国民党军的第十一师也是伤亡惨重，又投入 了一个补充团，仍然感到支持不住。此时，陈济棠下令让最后的预备队——另一支主力第十三师也投入战斗。 发现国民党军越打越多，起义军为取得胜利，只好采取夜袭。当时任第二十军第二师党代表的陈恭，在战后不久的一份报告上对此次战斗这样写道： 此时我军始知敌人之兵力之较多，而火器亦极精锐，不易击 溃，遂决计举行夜袭，令二十四师之七十一、七十二两团兵卒，齐 上刺刀，乘间企图冲入敌阵， 一面用二十军一、二两师兵力在高山 用极猛烈之火力为之掩护，突击部队以火焰为号，以图围缴敌械。 不料冲去二小时，不特未见火焰，且我方冲去官兵纷纷逃回，问之则谓敌军已有准备，当我军冲去时，彼甚为镇静，将我冲去之兵卒，围住缴械。以此不愿缴械之兵士，既冲锋进，复冲锋出， 一往一返， 损失非常巨大。此时，能集合两者地前进之兵力，只有二师之第四 团，为数已有限矣。战至此，总指挥见我方一则兵力损失过多，二 则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再与支持，于是下令撤退。待退却令下，各师查点人数，已减损一半。遂由第一师掩护，全部向揭阳退却。 这样，夜袭未能奏效，激战至9月30日天明，起义军因部队在两天中 伤亡2000余人，其中第二十四师伤亡过半，弹药也消耗大部，实在无力再 攻，只好撤了下来。叶挺、贺龙整顿了一下队伍，于当日上午向揭阳后撤。 对面的陈济棠部此时因不明起义军虚实，也不敢追击。 起义军从汤坑后撤没有得到参谋团的命令，退到哪里事先也没有想过， 因此撤退组织得很乱，官兵情绪也大受影响。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又是分 路走， 一时失去统一指挥。贺龙把自己的第二十军交给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带 领，他自己先赶回汕头去找指挥机关汇报。叶挺考虑到潮州是总后方，部队的补给、辎重都在城内，就率队向揭阳撤，在那里休整了一下就往潮州城走。 10月1日，部队走到距潮州城不远处，突然遇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起义军 官兵迎面跑来，其中有一个是留在潮州的贺龙的副官。他急急忙忙地说：“潮州昨天就丢了，汕头也不能保。听说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方向撤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叶挺马上和党代表聂荣臻研究怎么办。两人拿着地图 研究了一番，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二十师伤亡太大，二十五 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去联系。我们如果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 样不行。应该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带上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儿走。” 聂荣臻开始也赞成叶挺的话，可是他从自己党代表的身份着想，感到还 是要首先得到党的指示，于是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可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此时在哪儿呢?叶挺、聂荣臻也不清楚，估 计前委正从汕头向海陆丰撤退。于是他们决定部队掉过头向西走，沿路去寻找。此时，第二十四师只剩下1000多人了。 第二十军剩下的2000多人，此时也掉头向西，向海陆丰方向转进。 9月30日，就在叶挺、贺龙部队主力在汤坑激战时，起义军的后方供应中心潮州也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 此时，守卫潮州的是第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身兼潮州的警备司 令，率师部和教导团共700余人驻守该城。第六团的400余人则在汕头担任 警卫任务。该师的主要任务是筹集物资。当时，仓库里已堆积了筹集到的上万件冬衣和几十万块银圆。 9月28日以后，潮州城内可以听到汤坑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但30日 这天早晨听到的炮声却由远而近，接着有一些零散的起义军官兵跑进城来。 一问他们，回答都是：“我们在汤坑先打了胜仗，可是后来顶不住了，现在正在向后撤，队伍都乱了。” 周逸群感到十分震惊。他一面布置警戒， 一面召集城内工商界的代表开会，布置维持市面秩序。 上午9时，在城西面突然出现了大队国民党军来攻，先头部队的人数就 在2000以上。周逸群即令教导团在城西的竹竿山、飞鹅岭一线展开抵抗， 团里的两门山炮也向国民党军密集的队形射击，使来犯之敌死伤惨重。可是 这股国民党军来势凶猛， 一再组织敢死队冲锋。教导团在城外的兵力不足， 几小时后阵地被突破，国民党军猛扑进了城内，中午之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后来才知道，这股国民党军并不是在汤坑打得疲惫不堪的陈济棠、薛岳 部，而是黄绍竑率领的桂军两个师。他们得知潮州城中有大量钱物，因此打 仗格外卖力。而守城的第三师教导团只有600余人，师部也不过有100余人，战斗经验不足，又缺乏子弹。在城外经一段抵抗后，起义军只好撤入城中。 周逸群在此时见援兵不来，前一天接到的命令又是“死守潮州”,只好一面命令部队坚守城中心和铁路车站， 一面向汕头求援。 潮州城内激烈的巷战持续了四个小时。因国民党军入城后四处展开攻 击，分割了各主要街道，起义军第三师师部和教导团此时已经失去了统一指 挥，除了城西北高地上有一些人坚守阵地外，在城内只好由聚在一起的官兵们依托着房屋各自为战。 战斗到下午，起义军的多数人打光了子弹，而桂军涌进城来的越来越 多，反动民团也冲了进来。下午3时半，国民党军包围了第三师师部，周逸 群率领特务连几十个人在师部的楼内打了一阵后，明白继续死守只有全部覆没，只好向南突围。于下午5时率众冲出城来。 除了周逸群率几十人向南突围外，城内的第三师部队还有200余人在后 勤部部长率领下向北突围，时任警卫队班长的粟裕也在其中。他们自行向着三河坝方向退去，随后找到了朱德的部队。 令人痛心的是，刚刚筹集到的几十万块银圆、大批冬衣和从会昌辛辛苦 苦运来的5000支枪，都被黄绍竑的部队缴去。起义军的辎重，差不多损失殆尽。 周逸群清点了一下身边的人员和武器，率大家向南去汕头，想找起义军 领导机关。可是第二天走到距汕头不远处，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那里，也不知道前委去了哪里。 周逸群带着这些人在汕头附近的农村转了几天，发现当地民团都非常厉 害，起义军与当地群众又建立不起联系，根本无处可以安身，最后只好让大 家把枪丢到河里，各自化装逃生。周逸群本人在几天后到汕头买了一张船票，先去了香港，后去了上海。 在潮州失守当天，汕头城内也告急。 9月30日下午3时左右，国民党海军的“飞鹰”舰进入港内，运送百余 人的陆战队上岸。第三师第六团留在城里的那点儿部队，立即向国民党军发起了一个反击，将这100余名陆战队队员消灭。 虽然一时打退了国民党军，可是晚间贺龙率一批人匆匆从汤坑赶回报告了战败的情况，同时传来了潮州失守的消息，三河坝方向也失去了联络。整 个汕头市内，只剩下不足200人的战斗部队和300余名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再有一个团国民党军来攻就会全部覆没。 显然，汕头不可能再守了。正发烧躺在床上的周恩来下了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向海陆丰方向转移。 9月30日深夜至10月1 日凌晨，乘着夜幕的掩护，起义军领导机关悄悄撤出了汕头。 在撤退时，贺龙等少数人乘汽船沿韩江向北开去，先去寻找他自己的部 队。其余多数人顺着海边，向西不做声响地行走，远远地还可看见海上的国民党军舰不断发着信号灯光相互联络。 大家的心情格外沉重，刚刚占领汕头才7天，原先还满腔希望能在此创 造一个大好局面，重建革命根据地。没想到短短几天，起义军就在此兵败，眼前的革命前途，也像这漆黑的夜空一样难测…… 在起义军首脑机关撤出汕头后的第二天，守卫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也遭到钱大钧部的全力进攻。 钱大钧的第二十师此前盘踞在梅江上游的梅县一带。该师在会昌之战中 失败后，心有余悸，不敢来攻。后得知陈济棠、黄绍竑在汤坑、潮州获胜， 钱大钧的胆子也壮了起来，加上又有新编第一师和第十八师赶来增援，他手 下的兵力增加到1万多人，于是恶狠狠地向三河坝扑来。 此时，朱德、周士第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只有2500人左右，主要是第七 十三、第七十五两个团，第七十四团只剩下一个架子。因为没有电讯工具，与潮汕的地面联络也被切断，他们并不知外面的情况。 10月1日那天，梅县方向的钱大钧部开始向三河坝包抄过来。发现这一情况后，起义军马上在三河坝周围山头组织防御。 10月2日天亮后，起义军发现大批国民党军向三河坝镇攻来，而且数 量远比想象的要多，部队立即依托镇周围的高地组织抵抗。激战终日， 一再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 由于三河坝是梅江、汀江、韩江交汇处，起义军坚守镇子、组织防御时 是背水作战，极为不利。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朱德和师长周士第下令，调集 船只渡江，占领了三河坝对面的韩江江岸一侧高地，沿着山麓抢构工事进行防御。 当日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军官进行动员，要求大家坚决 战斗，打退敌人。下午五时，国民党军进入三河坝镇，到处找寻渡江器材，遭到对岸第七十五团的射击，双方一直对峙到黄昏。 因起义军的第七十五团阵地正当三河坝对岸，河滩平坦，易于登陆，因 此这里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上半夜，约有二十只敌船向第七十五团 阵地偷渡，朱德指示要“半渡而击”,二十多条船全被击沉，大批国民党军 在河中淹死。下半夜，国民党军又有五十多只船实行强渡，结果半数被击 沉，但有一部分国民党军爬上了滩头，占领了竹林。第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乘国民党军立足未稳，亲率六个连队猛扑下去，将国民党军全歼。 10月3日拂晓，大雾弥漫，笼罩韩江，数十步外不能见人。国民党军 组织更大的兵力强行渡河，滩头前沿阵地再次落入国民党军手中。第七十五 团坚守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冲锋。下午三时，国民党军增加兵力 兵器，更大规模地向第七十五团阵地攻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 争夺不下数十次。黄昏，侧翼的第七十三团赶来增援，第七十五团再次巩固了阵地。 激战了两天，朱德、周士第和李硕勋一直在指挥所里紧张地组织防御， 认为守住这个要地对起义部队的全局有利，但并不知道三天前汕头就已经失 守。不过打到10月3日晚间，可以看出形势非常不利，再坚持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朱德当机立断，要部队于当晚撤出三河坝一带。 从三河坝撤出的部队原拟南下到潮汕与主力会合，因为当时并不知道潮 汕方面的消息，更不清楚汤坑之战的战况。部队在撤退路上，于10月7日 走到饶平县北面，遇到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200多人 从潮州退出来北上(粟裕就在这支队伍里),才知道主力部队已经失败。 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此时，朱德站出来组织军官们开会，决定把剩下的2000多人改编成一个团，将伤员交给饶平、平和的中共 地下党组织分散安置，并给他们留下一些武器。从此，这支部队便开始由朱德、陈毅等人率领，向福建、江西、粤北转移，后经千难万险上了井冈山。 10月2日，从汕头撤出的起义军领导机关一行几百人，沿着距海边不远的小路到达了普宁县的流沙镇。 第二天，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多人找到了这里。贺龙没有赶上自己的部队，也赶到此地。 中午，在流沙镇内的一座小庙里，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 这是南昌起义领导机关的最后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在起义失败情况下的善后会议。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除了朱德被隔在三河坝之外，此时差不多都到会 了。他们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 臻、谭平山、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还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人。 周恩来是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的，他此时正发着疟疾，脸色显得碧青。 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接着，又讲了前委已大 体商定的善后办法。显然，会前他与前委另外三个成员——李立三、恽代 英、彭湃，以及前一段时间从香港赶来的中共临时中央代表张太雷研究过了。他讲道： “武装人员应尽量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 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的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 已经物色了好些农会会友做向导，分别向出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看到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在场，周恩来又对他们说道： “你们这些先生还不走啊!现在我们奉中央的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吧。” 彭泽民、张曙时听了这话，立即回答：“那也好，就这么办吧!”于是，他们马上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叶挺的心情同样沉重。在周恩来简单地报告完后，他接着说：“到了今天，我们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也表态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吧，我要卷土重来!” 接着，大家议论起下一步起义军余部的行动方向。叶挺提出不赞成去海 陆丰，他认为到那里后，会受到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国民党军的夹击。而那 里是一块不大的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聂荣臻发言，表示支持 叶挺的意见，说汤坑一战都没有打胜，再打是困难了。可是也有人发表意见说，第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第二十四师也应该跟上去。 大家正议论纷纷、未定下决心之时，有人来报告说，村外山头上发现国民党军的尖兵。于是，只好决定匆匆结束会议，全体人员向海陆丰前进。 离开流沙刚走到葵潭附近，突然路边枪声大作，陈济棠的主力第十一师向起义军队伍中间冲了过来， 一下子把部队打乱了。 由于新败之余，士气大受影响，第二十四师这支过去的英雄部队竟混乱不堪。聂荣臻事后回忆当时的场面说： 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的 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 一个建制的部队 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 这时，周恩来仍在发高烧，连稀粥都不能喝。在昏迷状态下，他还在喊 着“冲啊!冲啊!”此时因队伍被国民党军冲散，给周恩来抬担架的士兵也在混乱中丢下担架溜走，只剩下叶挺、聂荣臻和一个警卫员跟着周恩来。幸亏周恩来两年前在这里当过东江行政专员，还熟悉这一带的情况。根据他的 口头交代，大家架着他找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在杨石魂的掩护 下，周恩来他们来到陆丰县的南塘区隐蔽，随后到海边找到了去香港的船只。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 恩来、叶 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 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 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 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在桅杆上，以免 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夜一天，好不容易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杨石魂马上派人把周恩来背到医院治疗。叶挺、聂荣臻经过一番周折，也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 其他起义领导人，如刘伯承、林伯渠、贺龙、谭平山、吴玉章、李立三、 张国焘等人也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撤至香港，然后再到上海，找中共临时中央。 至于起义部队，除了在北面的第二十五师外，在葵潭附近溃乱的第二十 四师经过一段混乱奔走，黄埔一期生、第七十团团长董朗挺身而出，集合起 余下的千余人进入到陆丰县，与当地农军会合。后来这支部队改编为红二师，在海陆丰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而第二十军的第一、第二师余部，由于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又脱离 了贺龙的个人控制，以至于群龙无首，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国民党军除 挑了一些精壮士兵补充到自己的队伍当兵外，其余全部遣散。聂荣臻后来得 知这一情况后感叹地说，这件事，再一次给人以深刻的认识：旧军队要改变 成为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 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考验的。 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其失败的教训，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 闹革命”。南昌起义军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 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 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那时候，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工农运 动的基础比较好。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如果就地同湘鄂赣地区的工农运动结 合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对以后革命的发展也许更有利。即使在南下以 后，经过会昌一战，“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 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邬，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 有这个思想”。 “没有这个思想”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她的领导人 大多很年轻。看看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29岁，叶挺31岁，贺龙31 岁，聂荣臻28岁，刘伯承35岁。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年龄也不大，如瞿秋白28岁，李立三28岁，张国焘30岁。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敢想敢干，同时也容易出现“幼稚病”,一个政党同 样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武装斗争方面，中国共产党原先只有过从广州出发进 行东征和北伐那种大规模进军的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更没有树立起“农村包围城市”那样正确的观念。 而这样一个探索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毛泽东及其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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