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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程正民对俄苏文学理论的多维透视与历史重构 撰文丨丰硕 赵勇 丰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 要] 程正民是中国当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其学术生涯主要围绕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心理学及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等主题展开深入探索。他的工作不仅填补了我国在俄苏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空白，更在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心理学及巴赫金诗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俄苏文学批评史的系统整理，以及在文艺心理学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展现了其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他对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深刻理解，不仅体现在对“对话理论”的精准把握上，还体现在与中国文化诗学理念相结合后，为理解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理论阐释。此外，他还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探讨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教材选取与编写的相关议题，为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与教学实践提供了某种参照。 [关键词] 程正民 俄苏文学批评 文艺心理学 巴赫金 文化诗学 程正民先生（1937—2024）是福建厦门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后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从1965年起，他先后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和后来成立的苏联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理论批评和苏联当代文学，其间曾任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直至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研究所解散，他才于1993年调回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继续研究俄苏文论，同时讲授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及俄苏文论专题等课程。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俄苏文学研究及俄苏文学理论研究的诸多空白，他也成为我国文艺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和90年代文艺心理学研究成熟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程正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俄苏文学批评史研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巴赫金研究、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关梳理和分析，以期对其学术成就有所展示和总结。 一、从俄苏文学批评史研究起步 程正民的学术研究是从俄苏文学批评史研究起步的。20世纪60年代，我国有关部门深感对外国的了解与研究不足，难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在1963年底提出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报告，其中特别强调要在高校建立关于外国问题研究的机构，加强和扩充高校有关国际研究的院系建设。程正民原本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因这一机缘被抽调到新开设的苏联文学研究室，从此开启了他的俄苏文论研究之旅。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北师大在苏联文学研究室基础上成立苏联文学研究所，并创办《苏联文学》杂志，程正民任常务副主编，这也为他对苏联当代文学与当代文艺思潮的深耕提供了便利条件。1983年，他参与刘宁主持的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俄苏批评史”的研究工作，共同编写出版《俄苏文学批评史》（1992）一书，后又参与《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的撰写。《俄苏文学批评史》被学界称为“我国首部系统论述俄苏文学批评史的专著……它的出版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１]程正民在《俄苏文学批评史》中运用综合性概论与批评家专论相结合的论述方法，秉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提纲挈领地从宏观上把握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同时兼顾微观的个案分析，发掘、整理、研究俄苏文艺理论，梳理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对各批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构建出一个科学的俄苏文学批评体系。通过对俄苏文学批评史的整体研究，程正民将目光聚焦在列宁与卢那察尔斯基两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作家，并进行深入研究，产生的两项研究成果先后被列入“八五”“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相继出版《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1997）和《卢那察尔斯基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2006）两本专著。前者对列宁文艺思想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其对当代文艺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列宁文艺思想的专著。……可称是建国以来中国学者集中研究列宁文艺思想的突破性和总结性成果”。[２]后者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详细和客观的呈现，在还原历史语境的条件下对其文论进行辩证分析和现代阐释，引导学界重新发现卢那察尔斯基及其思想的价值。 苏联文学研究所解散后，程正民接受童庆炳的邀请重回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继续开展俄苏文学批评、文论研究以及对文艺心理学的探索。程正民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视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也把它看作研究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石。为了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新形态以及多样性、当代性、开放性等一系列新特征，程正民于200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并与童庆炳一同担任成果著作的主编，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七大卷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论国别研究》（2012）。这一系列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指出：“这套丛书，应该说是对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就、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的详尽描述、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总结，堪称一部20世纪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这样全面性的介绍、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自然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更属首创。”[３]该著秉持“历史优先、现实品格与文化阐释”的编写原则，确保了论述的历时性、科学性与理论性。“历史优先”就是“不能撇开历史”，不仅要找出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依据，立足各国原有的历史语境进行理论批评，还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已有的理论观点比较，展现其为各国文艺批评带来的新影响、新作用；“现实品格”具有双重含义，既注重对文论历史原貌的还原，也强调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发掘重要理论、观点对当代的现实意义；“文化阐释”指的是各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的影响，这也形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即跨文化视角。 俄苏文学研究史是程正民学术道路的起点，它不仅直接催生了程正民“历史优先”“论从史出”等学术观念，也为其之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例证，为更进一步的学术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开创独具特色的文艺心理学研究 20世纪初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被鲁迅翻译引进，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已经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心理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心理学才重新焕发生机，获得充分发展。与注重文学规律性、本质性问题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同，文艺心理学更多地关注主体性因素，针对文艺创作、文艺接受的具体心理现象，解答传统文艺理论无从解答的问题。文艺心理学所具备的独特实践性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钱中文、王元骧、胡经之、童庆炳、鲁枢元等学者也开始关注并投入研究，同时，文艺心理学也被高校中文院系作为一门重要课程。文艺心理学的重建与这一时期盛行的“人本主义”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伴随着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我、个体，尤其是对内心世界、精神领域的探索愈发高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审美主体成为这一时期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此前盛行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创作理论将文艺片面地视作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对文艺创作造成束缚，也无法满足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需求。因此，摆脱文学“工具论”，回归文艺自身，强调文艺自主性的强烈愿望催生了“向内转”的学术氛围。同时，新时期的理论争鸣也为文艺心理学重建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思路，如70年代末哲学主体论研究唤起了对文学主体性的思考。于是，程正民在时代感召下，结合个人在俄苏文论研究过程中对作家创作过程与心理的研究旨趣，投入到新时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浪潮之中。他听从其老师黄药眠的建议，从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入手，先后翻译了苏联心理学家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苏联文艺学家梅拉赫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并在《文艺报》上发表《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正式向国内引介苏联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此，他将文艺心理学作为一个新视角切入俄苏文学史研究，凭借自身在俄苏文学文论研究上的优势，开创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程正民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程正民在研究俄罗斯文学时便对作家创作的个性与心理产生了浓厚兴趣，文艺心理学恰好为他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研究过程中，程正民发现国内文艺心理学研究缺乏作家创作过程的材料，而俄苏文学恰好可以为文艺心理学研究提供丰富而系统的实证材料。这不仅因为俄苏拥有一大批文学巨匠，而且还一向重视收集、整理作家的创作材料。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普希金文学研究所以及其他作家纪念馆保存着大量的作家手稿；早在20世纪50年代，俄苏就收集、整理18、19世纪俄国作家论述创作活动的材料并汇编成《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这些材料都为程正民系统研究俄苏作家的创作心理打下了基础。他的《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1991）是国内第一部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探讨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著名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专著，也是国内第一次将俄苏文学与文艺心理学相结合的特别尝试。此著为深化俄罗斯文学研究以及相关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程正民通过文艺心理学相关理论，深入挖掘作家创作个性、作家气质与艺术思维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童年经验对创作的影响等问题，以感性、理性等思维因素在不同作家身上形成不同的联系，将作家思维划分为主观型、客观型和综合型等创作个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程正民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不仅是一种个性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于是尝试将文艺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并独创了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将作家的个性心理研究和文本研究相结合；二是将某些代表性艺术家的独特心理研究与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作品研究相结合。程正民通过这些研究方法，指出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矛盾、艺术独创性、美学思想与俄国农民心理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撰写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俄国文学主人公的演变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俄苏文学创作和世纪之交的俄国心理学》等系列文章，后收入多人合著的《文学艺术创作与社会心理学》（1997）。在这个过程中，程正民逐渐意识到艺术家心理在文艺心理学中占据的核心地位。他对于艺术家心理的强调既是延续了童庆炳“心理诗学”的路径，也是从俄苏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总结。他认为艺术家心理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内容，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心理的表现形式，艺术家心理学“是文艺心理学之本，艺术家心理学归根到底制约着创作心理、艺术作品的内容和接受心理”。[４]然而艺术家心理学却是整个文艺心理学研究中起步较晚、发展较薄弱的部分。程正民认为这根本上是因为艺术家心理研究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缺乏对研究方法论的深入思考。为弥补这一理论研究的不足，他专门撰写了《艺术家个性心理和发展》（2012）专著，该著上编从理论上阐明了艺术家个性心理的复杂结构，指出艺术家心理中的内在矛盾；下编介绍了影响艺术家个性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如生物遗传、人生体验、文化氛围，并对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众俄罗斯作家进行个案研究。 第二，程正民对文艺心理学的探索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与童庆炳的合作。童庆炳是较早认识到文学主体性的重要性，意识到转向“文艺心理学”领域的必要性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了“心理诗学”研究。他主张从文学艺术的事实出发，寻求文学艺术现象的心理学阐释。1985年，童庆炳邀请程正民加入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童庆炳、程正民及其研究团队以“审美主体在一切审美体验中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艺术创作和接受活动中的审美心理机制”为研究对象，[５]对艺术家的心理特征、艺术创作的动力和心理流程、艺术作品的心理蕴涵、艺术接受的心理规律等进行了深入且富有特色的研究，突显了心理美学在研究审美主体及审美体验方面的优势。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现代心理美学》（1993）及《心理美学丛书》（15种），其中程正民独作完成《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1990）。 童庆炳、程正民等人的心理诗学研究注重以审美体验为核心，这一主张与文艺心理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息息相关。在文艺心理学生成和发展过程中，许多现代心理学流派都对其产生过深刻影响或重要启迪，并为文艺心理学构建了基本的知识理论框架。文艺心理学沿袭了心理学研究所遵循的客观性原则，主张抱持客观如实的、不涉及个人主观趣味的中立态度来描述文学现象。它抛开以价值评价为主的传统批评方法，不以揭示文学艺术的性质、作用、创作成就为任，而是从文学心理的事实材料出发，运用心理学概念术语把文学活动中心理现象的形式及发展明确具体地描述出来。但是，现代心理学在为文艺心理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出现了掩盖文艺心理学的人文学科属性的弊端，不少教材甚至依照普通心理学的范式建构文艺心理学的理论体系。童庆炳、程正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长久以来存在于文艺心理学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向，正如程正民所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文艺心理学学科对象和特点的把握。文艺心理学既不同于文艺学，也不同于心理学，它是一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文艺心理学要吸收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６]童、程二人重申文艺心理学是文艺学或美学的分支，主张从文艺审美出发，将作家的个性心理、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过程的心理机制重新确定为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审美体验重新确立文学艺术在文艺心理学中的核心地位，力图将文艺心理学从偏重普通心理学拉回到文学的正轨上。同时，二人合编了《文艺心理学教程》（2001），阐明文艺心理学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路径，接续了以审美体验为核心命题的心理诗学路径，构建起一个以审美体验为中心的、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文艺心理学新体系。这部教材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成为高校文艺心理学教学的主导教材。 俄苏文论研究为程正民开辟独具个人特色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文艺心理学研究也为他的俄苏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因此这一时期程正民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并非是他研究生涯中的一次突兀转向，而是他对自身俄苏文论研究自我反思后的“查漏补缺”，也正是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使程正民的俄苏文论研究视野更加完善。 三、以对话为中心的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程正民关注到俄国19至20世纪多种理论话语与语境并存的时代变化，对俄苏文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而是转向了更为广阔的诗学流派研究。比如，他在《在历史和形式之间——考察19—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一个视角》一文从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探讨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这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又如，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的两个派别——佩平的历史文化学派和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学派所做的研究，对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两个极端——俄国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所做的考察与批评等，都旨在探索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中历史和形式相融合的新趋势。2010年，程正民开始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聚焦于社会学诗学、形式诗学、心理诗学、叙事诗学、历史诗学、结构诗学和文化诗学等七大诗学流派。 20世纪50至60年代末，随着巴赫金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与《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65）在苏联出版，世界范围内陆续掀起“巴赫金研究热”。80年代改革开放后，巴赫金的理论随着各国思潮一起涌入国内学界，90年代以来，国内对巴赫金的研究进入高潮。程正民也在这一时期对巴赫金及其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西方学界主要运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集中揭示巴赫金在人类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创新之处，中国学界则多是单独阐述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以及对话理论，但无论哪种方式，都缺乏对巴赫金理论的整体把握，没有抓住其理论本质。巴赫金理论传入我国的同时，童庆炳的文化诗学也应运而生。作为中国最早使用文化诗学概念的学者之一，童庆炳在1998年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初步构想，他将自己的文化诗学理念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即以审美为中心，既要对宏观历史语境进行观照，又要深入微观的文学文本进行细致周到的分析，并呼吁文化诗学“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７]在程正民看来，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概念主要是基于文论研究和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一是文论界过去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加以割裂，后来又片面和过分强调'内部研究’。他主张两者应当结合起来。二是90年代引进西方文化研究后，不重视文学的审美品格，不看重文学文本的诗情画意，其结果将脱离文学本身。三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问题丛生，文学理论不能置身局外，文学理论批评要有文化质素和视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８] 程正民一方面为了应对当时中国学界无法整体把握巴赫金理论的困境，另一方面受到童庆炳文化诗学理念的启发与影响，正式提出了“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并将其当作整体把握巴赫金诗学的切入点。他认为，巴赫金与童庆炳的文化诗学研究都聚焦在审美与文化的关系上。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所遵循的研究路径在于思考如何将文艺学研究与文化史相结合。这一思考从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两部专著开始，贯穿了巴赫金一生，直到他晚年回答《新世界》编辑部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学和文化关系、文艺学和文化史关系的系统理论见解，标志着巴赫金完成了文化诗学的思考。程正民指出，巴赫金这一研究路径的形成与19世纪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以及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具有密切的关联，其中学院派对巴赫金的影响最大。从巴赫金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探讨、对文化诗学的关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学院派主张与方法论的继承。巴赫金在晚年反思苏联文艺学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时，针对思想僵化、视野狭窄、不敢大胆开拓、缺乏流派的斗争和对话等严重弊病，一方面指出要同西方思想文化展开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也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以维谢洛夫斯基和波捷勃尼亚为代表的俄国文艺学院派的历史传统和巨大的学术潜力。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内容与形式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一问题成为20世纪庸俗社会学与形式主义争论的焦点。程正民强调巴赫金与此二者不同，他试图形成文学研究中内部形式、结构和外部历史文化的辩证统一，而这正与童庆炳的文化诗学不谋而合。 程正民指出，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哲学美学思想的基础。对话理论贯穿了巴赫金所研究的一切领域，同样也渗透进其文化诗学之中。程正民从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从哲学角度看，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是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第二种生活”，也是一种世界观，体现出平等对话、呼唤更替和更新的精神。从文化角度看，巴赫金提倡多元互动的文化观，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对话、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从文学角度看，民间“狂欢化”文化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双重影响。程正民还指出巴赫金对话理论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巴赫金提出对话理论实质上是对“独白”的反对，从而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思想既是针对战争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对人的漠视，也是针对他所生活的年代苏联现存制度对人的压迫，体现出巴赫金对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和宝贵的人文主义情怀。这种人文精神投射到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则集中体现为他对民间文化的看重，尤其专注于深入揭示民间文化同上层文学之间的深刻联系，表达了强烈的民众意识。在程正民看来，巴赫金在对话理论中体现的民众意识正是对俄罗斯诗学“人民性”传统的继承，“它是俄罗斯诗学人民性传统的历史回声”。[９]这是巴赫金所代表的俄罗斯诗学与欧洲诗学的最大区别。 巴赫金对话思想中“多元、互动、开放”的特征具有现代意义，启发了程正民在跨文化领域的探索。受巴赫金的影响，程正民将跨文化看作是文化的对话，在《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2002）一文中将巴赫金与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进行比较。两位学者尽管研究领域、文化背景不同，但都将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彼此在文化研究思想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对话关系。巴赫金思想中文化的开放性、边缘性与跨文化研究的特征有所呼应。巴赫金一直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统一体，从共时角度来说，两种文化在对话过程中只有显示出深厚的底蕴才能使双方都得以丰富和发展；从历时角度来看，文化在同未来时代的对话中蕴藏着巨大潜能。文化的边缘性问题则是巴赫金的独创。他认为文化的对话往往发生在不同文化的边缘及其交界处。这一主张恰好与跨文化的边际开放性形成呼应。两位学者代表的不同文化的对话关系是建立在双方敞开边际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只有始终保持敞开边际的状态，摒弃“自我中心错觉”倾向，才能成为具有真正活力的文化。程正民在跨文化领域的探索是对巴赫金对话思想的一次有益实践，不仅是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多元性和互动性的检验，也为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视角。 为进一步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程正民结合自身对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研究，指出当下有两个问题应当受到重点关注：“一是文化诗学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一是文学形式和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１０]关于文化诗学与民族文化精神关系，程正民强调其隐藏着双重内涵。首先他强调要注意到文学同社会文化语境的联系，“要有宏观的历史文化视野”。[１１]但为了不重走俄苏文学史及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中曾经出现的庸俗社会学老路，避免片面地把文学当作政治经济的直接产物，文化诗学要在强调文学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在文学同社会关系上特别强调与文化的关系。其次，他认为文化是具体的，文化的具体性主要体现在民族性上。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是民族文学的根基，因此文化诗学不能只满足于对一般文化语境的关注，更要深入到民族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文学和文论的精髓。关于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中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的关系，这也是文艺学长期争论的问题。童庆炳提倡的文化诗学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他意识到这些理论尚未经受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并在《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文学形式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１２]指出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一种“互文性”的对话关系，文学语言文本受社会文化制约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文化，丰富了社会文化文本，创造了新的社会文化景观，由此也形成了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在这个问题上，程正民借助巴赫金的理论对童庆炳的文化诗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巴赫金有两个观点值得重视。一是'文学内部和外部辩证统一论’……他认为每一种文学现象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而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同时，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也是相互转换的。二是'文学内在社会性论’……应当把艺术结构的每一要素看作是社会力量的折射点和结晶体。”[１３]巴赫金的这两个主张落到实践中，便是从体裁入手研究和分析文学现象。程正民在思考文化诗学的具体问题上采用巴赫金的结构与内容、内部与外部的统一思想以及丰富例证，既是在与童庆炳文化诗学思想进行对话，又是对其理论缺乏实践检验所做的补充。 四、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教学的深切关照 20世纪末，我国人文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思想与学术”的讨论，其间陈平原等学者开始倡导学术史研究。这些学者的本意不仅在于梳理或记录一个学科或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通史或断代史，更重要的是借此建立与历史、学科先驱的对话关系，通过重读经典、反思经典来回望当今学科的生存处境与发展策略。进入21世纪，相继出现了不少以新的文学或文化观念为指导的文艺学学术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讨论，现代文论知识体系的建构逐渐进入了一个带有反思性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一时期，程正民与其儿子程凯一道，基于对俄苏文学理论深耕细作式的思考以及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心得，从20世纪文学理论教材中选取在文学基本理论的发展、演变以及教学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以学科社会学的方法和视野深入探讨百年中国现代文论教材和教学的三次转型，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进行梳理，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2005）这一重要著作。 程正民致力于挖掘从传统到现代文论中的文学自主性，并以此为线索探讨我国现代文学理论教材中的现代性内涵。首先，他从时间角度纵向追溯，在传统文论中窥见现代“文学”观的端倪：从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对文学家与性理学、考据家、政治家加以区分，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文学的独特性，到选学派马宗霍《文学概论》通过戏曲、小说拓展文学的外延以及批评新诗时采用的普遍性原则，再到刘永济《文学论》中以“世界”“人类”等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观照传统文论，以及程会昌的《文论要诠》以我国古代文论阐释现代文学概论。这是建立中国式文学概论的一次有益尝试，并以此揭示了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隐藏于传统与现代观念相互纠缠的嬗变过程之中的客观规律。其次，他从文化传播角度横向追寻，探讨西方文论教材引入后对我国文学独立意识的影响。在王国维、胡适、鲁迅等人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现代文论及教材的过程中，对文学独立价值的追求便开始成为一种自觉。中国文论“自从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现代的历史进程之后，这种现代型思维方式就逐渐发挥它辐射式的影响。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有自觉的意识”。[１４]诚然，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构建现代人文学科话语具有重要意义，但程正民意识到，这一切首先要建立在获得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 程正民还关注到，中国现代文论知识体系在建构过程中如何吸收、消化外来理论资源，并以本土的文化视野对其加以改造和转化。他指出，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等著作中借鉴西方文论观点的同时，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和文化视野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命题；再如，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过程中，黄药眠既重马列又重传统、重实践的文论研究与教学探索。由此可见，程正民倾向于将文学视作一个开放的文化场域，通过对个案的梳理发现，在现代文论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论教材中不断互动和交融。程正民始终以关注百年文学理论教材和教学的“中国式道路”为基点，利用本土文化视角进行创新性的转化或重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 程正民对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研究也受到巴赫金的启示。首先，他并非孤立地理解文学自主性的观念，而是充分考虑其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使之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关键话语资源。同时，他也强调了文学自主性观念在历史发展脉络和特定文化语境中的重要性，从而为现代文论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视角。其次，他通过辨析无功利说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特定内涵，不仅揭示出文学的独立价值在中国现代文论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还确认了它对于新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价值。再次，他从百年中国现代文论教材和教学发展史中总结出了三次转型，这一分期不仅是遵循时间顺序进行简单的划分，更重要的是依据文学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在知识领域和社会文化中的结构性地位的改变，通过考察各个时期文论教材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述，揭示文学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变化，进而理解文学在知识生产和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和功能。 除了对20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关注，程正民还把文艺学教学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他详细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文艺学教学领域的几次重要讨论，苏联专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府所开设的研修班，以及从苏联引入文艺学教材的历史，深入分析了这些历史事件对中国文艺学教材编写方式、文艺学教学与学术研究队伍的构成、学者的学术背景与知识结构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他对于如何超越中国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苏联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结合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精华，同时吸收融合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这是文艺学教材与教学体系研究者应该致力解决的核心议题。 五、学术研究成就总结 程正民的学术工作从俄苏文学文论研究、尤其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起步，并在此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俄苏文学批评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阐述俄苏文学批评的著作，为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借鉴。《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进程中两位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进行深入透彻的个案分析，指出了审美与历史、文化、艺术，以及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等本质问题。作为新时期国内文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程正民通过译介苏联文艺心理学相关著作，并完成《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专著，填补了我国文艺心理学相关知识领域的空白，也为我国文艺心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例证。他对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特别是在巴赫金诗学领域贡献突出，尤其是将巴赫金的理论与中国文艺学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程正民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也始终保持关注，深入探讨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相关议题，为文艺学学科发展与教学实践指明了某种方向。 程正民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以贯之的当下性原则。这一原则具体表现为对文艺理论的现实关怀与时代敏感性。程正民的学术研究一直以当下为立足点，结合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俄苏文学批评史》填补了我国的理论空白，构建了一个科学的俄苏文学批评史体系，为我国俄苏文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阐述视角。在对列宁与卢那察尔斯基个案研究中，他着重关注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的关系，并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进行现代性阐释，通过历史的研究方法，聚焦过往文论对当下的意义和影响，突出强调文论的当代价值。他强调文艺理论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要与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呼应，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文化需求。不仅关注理论的历史发展，更注重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和应用，这种研究态度使得他的学术成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第二，辩证统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整合巴赫金诗学的过程中，运用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方法。他将巴赫金的具体诗学划分为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社会诗学五个部分，又以“整体诗学”统领巴赫金的诗学体系，同时通过“对话”理论将这五个部分与“整体诗学”建立起深刻的内在联系，使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互依存，最终形成辩证统一的总体诗学研究。“只有深入分析部分才能了解整体，但对部分的分析并不等于对整体的把握，只有对整体有总的把握，才能更深入了解各部分。巴赫金的整体诗学所要面对的和所要处理的，就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１５]其次，在对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的研究中，程正民运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审视自普列汉诺夫、列宁之后俄罗斯文艺学的演进。他在《20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俄罗斯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创新》《苏联当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历史地看待俄国形式主义》等论文中，通过对庸俗社会学文艺学、无产阶级文化派、形式主义学派以及巴赫金、洛特曼、梅拉赫、维戈茨基、利哈乔夫等学者的考察，揭示了他们之间的接续关系，同时指出各学说的得失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的相互补充调整的倾向。他强调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方法考察文艺学学派的变迁并提供科学的阐释，这不仅为正确理解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的实践提供了重要视角，而且对于科学评估国际文艺学的发展趋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再次，程正民关注社会和个人的统一性。“文学是人学，文学既要表现人，又要有社会担当。文学要表现人性和人的价值，但人性和人的价值，又是有其具体的历史内容的。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加以艺术表现，是各个时代文学发展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俄罗斯文学留下的宝贵传统正是关注社会和关注个人的一致性：俄罗斯作家在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时，始终没有离开社会历史的迫切问题；在关注社会历史的迫切问题时，又始终以关注人和人的命运为中心。”[１６]这种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上体现的是程正民对人本精神的追寻。 第三，历史优先原则。程正民坚持把文艺理论研究建立在深入的历史考察基础之上，力求还原理论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从而更精准地把握理论的本质和发展脉络。这一原则在其文艺学研究中体现为一种“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路径。虽然晚年程正民与童庆炳同样在文化诗学领域强调历史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但程正民更为强调“论从史出”，把历史文化语境看作把握文学理论精髓的必要条件，这显然是来自巴赫金的“馈赠”。他说：“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把文学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要把文学理论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揭示文学创作的底蕴。”[１７]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文学现象，他都坚持以历史优先的原则加以审视，只有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探讨文学发展规律，才能避免偏颇和盲目。 总之，程正民先生是 “30后”文艺理论家中形成自己鲜明研究特色也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做出特别贡献的学者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学术追求和治学路径既反映了时代精神，也体现了个人特色。程正民为人随和低调，富有对话精神，反对凌空蹈虚，倡导论从史出，这是他深受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浸染、深爱巴赫金诗学的结果。而他这种“窃火煮肉”的姿态、“探苏思中”的精神和硕果累累的成就，既为我国的文艺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不可多得的参照，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为人为学的示范，值得学界同仁深长思之和认真学习。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何茂正：《踏踏实实的开创性工作——评〈俄苏文学批评史〉》，《苏联文学联刊》1993年第3期。 [２]邱运华：《列宁文艺思想与文艺学经典命题——读程正民〈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5期。 [３] 钱中文：《国别史与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贡献》，《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 [４] 程正民：《艺术家个性心理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５]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 [６] 程正民：《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７]童庆炳：《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0页。 [８]程正民：《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中国文化报》2015年6月30日第3版。 [９] 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77页。 [１０]程正民：《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文化与诗学》2016年第2期。 [１１] 程正民：《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文化与诗学》2016年第2期。 [１２]童庆炳：《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第135页。 [１３] 程正民：《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文化与诗学》2016年第2期。 [１４]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１５] 程正民：《巴赫金的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38页。 [１６] 程正民：《俄罗斯文学新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页。 [１７] 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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