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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充足而清洁的供水是城市文明的关键因素。中国古代的城镇早已出现了引水、蓄水的相关设施。而上海与众多江南城市一样，生活用水主要来源于江河及地表水。丰富的地表水源使得上海与许多依赖地下水的内陆城镇情况迥异。而且19世纪中叶之前，上海还未开启城市化进程，人口密度较低，自然水系基本满足了生活需求。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1843年之后，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城市的发展，上海人口剧增，城乡自然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大量地表水系被填平筑路，许多河道淤塞、污染，已无法承担饮用水源之需求。建立现代的城市供水系统迫在眉睫。对清洁水源的诉求使得租界内的居民不断向纳税人会议发出呼吁，当时租界内的主要报纸《北华捷报》时常会出现民众建议设立自来水厂的请愿。与此同时一些在上海经商的洋行也有水源的需求，其中美商旗昌洋行于1860年“自力更生”在外滩开凿了上海第一口深井以供自用。（按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记载：深度为256英尺，即78米左右）  19世纪80年代拍摄的外滩旗昌洋行（Russell & Co. Shanghai Headquarters）办公楼
缺乏清洁水源，使得传染病肆虐。特别是夏日来临，不洁水源与痢疾、肝炎和霍乱的转播有着密切关联。1872年《申报》一篇“拟建水池议”社论中这样写道：“居民所食之水，每多泥沙而未能清洁。上海居人当潮汛猝至之时，使水工荷担而来，人先己后，至启争竞，水之清洁与否，不遑较也……炎天酷暑，外潮之水，黄沙污泥，入口每有咸秽之味。”当时租界里的卫生官员和医生都指出“净水的充足供给是改革的重心并对城市卫生至关重要。”
《申报》1872年5月10日头版刊文“拟建水池议”一位挪威侨民19世纪后期在黄浦江边经历了她的童年。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饮用水是紧俏货。我们喝的水都要先煮一遍，经过滤再重新煮开，放凉后才饮用。唯一安全能喝的是红葡萄酒，我在里面放些糖块……”租界当局早在1868年10月的董事会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建立自来水公司的想法，但是困于资金等问题，一直无实质性进展。同治九年三月（1870年4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上海黄浦江及附近河湖进行水源水质调查。采集12处水样都优于同期英国泰晤士河水，属于可利用的淡河水。其后开始水厂建设的准备。187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委托卫生官员爱德华·亨德森（A. Henderson）对上海及周边的黄浦江、吴淞江（苏州河）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水源水质调查，这12处的样本（图中黑点标示处）送至英国伦敦做相关检测（资料来源：《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张鹏 著）经过检测，结果显示推荐淀山湖、黄浦江松江段以及苏州河中游作为可用原水备选地（资料来源：《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张鹏 著）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初九至十九日（3月7～17日） 英商在松江路（今延安东路北侧）6号创办沙漏水行，有制水船1艘，停泊在外滩广东路福州路间码头，可向用户提供沙滤清水。当时的《申报》上还刊登供水广告，这是上海第一个营业性的小型供水厂。但是其规模实在太小，根本无法满足大量的需求。光绪元年（1875年），由立德洋行设立的水厂开始供水。水厂在今杨树浦水厂南部区内，占地115亩，建有沉淀池、过滤池等净水设施。该厂创办人是格罗姆（F.A.Groom）、立德尔（A.I.Little）、华脱司（W.I.Waters）和邱裕记（音译），投资银3万两。由于得不到工部局的支持，该厂无法铺设输水管道，只得用木船将黄浦江水运至贮水池，过滤之后再将水运至外滩，一是向过往船舶供应净水，二是将净水分装到水车上，向租界居民售水。这就造成了极高的运输成本。据当时的资料显示，立德洋行1吨水的价格抵得上55只鸡蛋的价值，能用这种高价水的人毕竟是少数，水厂经营惨淡，维持数年后停业。自来水厂的建设计划一再难产，但干净卫生的饮水刚需与日俱增。英商麦克利沃特（A.McLeod）等人看准这一商机，迅速在伦敦注册成立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与工部局签订了供水合同。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80年6月16日），工部局纳税人大会通过水厂建设计划。经过勘查，自来水公司依然选址杨树浦建设水厂，因为那边的黄浦江河道最为宽阔，水质亦佳。该公司先收购了前文提及的立德洋行水厂，并以之为基础，又在许昌路附近黄浦江边购地建厂。1883年6月29日，杨树浦水厂举行放水典礼。近代中国城市供水史翻开第一页。
杨树浦水厂泵房建造图纸  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麦克利沃特与工部局当局的书信往来
杨树浦水厂取水口附近的黄浦江江面，可见一些渡江小筏和水厂工作船只 而城厢内本地居民早也希望能尽快用上清洁的自来水。法租界在董家渡购地筹建水厂之事更迫使上海地方政府尽快将建设水厂大事提上议事日程, 几经酝酿， 终于在1897年元月， 由地方绅商曹骧等推举怡和洋行买办唐荣俊和商人杨文俊筹建国人自办的自来水公司， 此事很快得到上海地方政府的批准。
《申报》1897年7月29日刊发“沪南设立自来水章程”为区别于英、法租界的外商水厂, 这家国人自办的供水企业命名为“内陆自来水公司”。筹建方案预估需用银两30万两，唐、杨两人认股出资20万两，另10万两就地招股募集。募齐资金后当年就在原高昌乡近高昌庙的包家宅 (今半淞园路) 购得土地40亩 (26680平方米) 。从1897年动工开始建设，至1902年9月建成正式对外供水，这也是上海第一家由国人自办的自来水厂。此后，闸北水电公司于1911年10月正式落成，设计日出水量9090立方米，可解决10万居民的饮水难题。
公董局于1897年12月13日招标在董家渡建造水池、滤池、蓄水池，1898年3月开始动工。因董家渡水厂离开法租界约有4公里，公董局得到上海道台同意，敷设水管穿越华界到达法租界，1898年铺成自董家渡经机厂街沿外马路至新开河一号水塔的水管。1902年1月法商自来水厂建成。上图为自来水厂全景以及机房内景
民国二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法商自来水厂和华商内陆自来水厂位置1952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同年12月更名为上海市自来水公司（简称上水公司）。其后至1955年，法商水厂、内陆水厂和闸北水厂分别并入上水公司。
1937年拍摄的江西中路（近南苏州路）英商自来水公司办公楼及水塔。现今水塔已拆除，办公楼仍存，为上海市自来水市南有限公司所用（下图）
现今的杨浦区闸殷路65号（军工路口），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闸北水厂。其前身就是闸北水电公司，1924年从恒丰路苏州河畔搬迁至此，其庙宇式的建筑和宝塔式水塔是其特色有趣的是，瓶装汽水在上海的出现要早于自来水。1832年，随着一位叫John Mathews的英国人发明苏打水机器，规模化生产的苏打水开始走上街头，并广受欢迎。这期间，药剂师起了重要的作用。大批药店开始引进Mathews的机器，并以低廉成本大批量制作苏打水，一些有创意的药剂师还在苏打水中再加上几勺糖浆、椰子酒或者其他什么调味品，充分搅拌后，倒入高脚杯中……最早的汽水就这样从药店走向市场。汽水在上海的出现是在19世纪50年代。进入上海的西侨不断增加，洋酒和汽水也随着商船而来。但是进口的汽水价格奇高，这也带来了一些商机。咸丰八年（1858年），英国人亨利·埃凡开设埃凡面包店，制造面包并陆续增加糖果、汽水等。继埃凡之后，英商又建立了两个小型汽水制造厂——末士法汽水公司（Farr Brothers & Co）与卑利远也荷兰水公司（H. Peel & Co.）。另一家进入汽水市场的是一家老字号——老德记药房（J.Lewellyn & Co.Ltd “Shanghai Medical Hall”）。该药房开设于1853年，并于19世纪末期开始生产荷兰水（当时对汽水的俗称，至于缘由各有说法，暂无确凿考据），在市场表现非常活跃。《申报》1879年4月28日刊发的出售荷兰水制作机器告示1880年前后拍摄的南京路东望外滩路口。图右可见老德记药房老德记在20世纪30年代为国人收购。丰子恺先生还为其绘制过广告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商广和洋行成立，从事制酒及各种瓶装汽水饮料生产。清光绪九年改名为正广和洋行。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扩大投资，开设泌乐水厂，俗称正广和汽水厂，从事汽水制造，随后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汽水专业工厂。正广和早期包装上有创始人考尔伯克和麦克利格（ Caldbeck Macgregor）的姓氏。“正广和”意为“正本清源 广泛流通 和颜悦色”，而英文名称“Aquarius”意为十二星座中的宝瓶座，寓意取天上仙女手持宝瓶扬洒圣水于人间之意工厂不惜花巨资购入最先进的设备，采用当时较为复杂、完善、且新款的改进式三重蒸馏装置，生产出来的正广和汽水“滴滴蒸馏”。因为水质纯、质量优， 正广和汽水很快畅销上海市场，并运往中国内陆以及远东各口岸，甚至远销英国和澳大利亚。20世纪初，上海已从原来的瓶装汽水饮料进口消费城市一跃成为重要的出口供应产地，其中正广和起到重要的作用。至20世纪20年代，工厂迁址韬朋路（今通北路），产能进一步扩大。正广和已成为中国汽水第一品牌，“AQUARIUS”家喻户晓，特别是在上海市民心目中，正广和已经成为瓶装汽水的代名词。1954年10月13日，正广和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自1980年起 , 陆续从德国、美国、英国引进各类先进的流水线以及反渗透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的水质非常纯净。正广和饮料曾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 银质奖 ､ 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等无数荣誉大奖。天象牌特级鲜桔汽水、幸福可乐、莱蒙汽水以及粒粒橙汁等都是上海市民难以忘却的夏日记忆｡2013年10月，位于杨浦区的原英商正广和大楼实施平移保护施工
1828年，来自英国的A.SWaston在广州开办一家专售西药的药房，最初取名“广州大药房”。1841年，A.SWaston的“广州大药房”南迁香港，总部设于香港中环，并在上海开设第一家内陆分号。1871年为了适应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广州大药房”根据广州粤语发音正式更名为：“屈臣氏”。1895年屈臣氏开始尝试推出他们的第一款饮品果味糖水，1905年屈臣氏汽水厂在上海设立，屈臣氏正式形成大药房和汽水公司两家企业，开始分类经营，此后的屈臣氏汽水一直畅销到1949年。1989年，屈臣氏重回中国内陆市场。20世纪40年代，位于胶州路的屈臣氏汽水公司授权灌装可口可乐按上海地区旧志的记载，上海青浦、松江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土井遗迹。明、清上海县志亦有土井的记载。19世纪末，上海租界有自来水，但华界自来水设施尚未到达地区的居民和广大农村地区，土井是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1901年上海街头的给水点，图中可见水龙头上有编号，还有专人管理 如《静安区志》记载，19世纪80年代，境内已有自来水供应，但棚户简屋居住区却长期没有供水设施，靠吴淞江水或井水度日。光绪九年，在供水事业开办之初，接水进屋的用户不多，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在居民聚居处附近的消火栓上安装了供水龙头，向居民售水，每担3文。当年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在夏季颁布卫生防疫告示：“不要喝冰水、酸梅水、甜蜜水.....要喝沸茶” 但是，远水难解近渴。很多居民仍旧习惯使用便利的土井。但由于防疫形势的需求，政府仍然在加大自来水供应的基础上，逐步减少井水的使用。但此后，土井的使用又有回潮。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最大的杨树浦水厂因煤炭货源紧张，减少供水，平均日供水量下降30%。日伪当局限制工商业和一般市民自来水的用水量。工厂、商店、住户出现开挖土井高潮，以弥补自来水的不足。20世纪40年代，龙华古寺门口不远处的一口土井，一位居民正在取水1964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制订的《市区土井管理暂行办法》，指定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承办土井日常发照、登记、管理事项；市房地局承办土井日常维修保养工作；市卫生防疫站负责土井卫生监督和消毒工作以加强市区土井管理。1966年3月，市区土井共有12219眼。1970年之后，市区又兴起开掘土井高潮。1972年第三季度统计，市区土井累计达24808眼。这样的场景已经深刻在很多人对弄堂生活的记忆中，难忘那些年的夏日，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深井“冰”西瓜、啤酒，弄堂隔壁邻舍围坐一起嘎讪胡 但是井水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是地下水的无序开发使用，导致地面沉降。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卫生防疫。20世纪80年代之后，房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在安装自来水龙头后，将附近的生活用井封闭，逐渐以自来水装接到户代替井水。曾经的上海，无论市区还是郊县，很多居民区都有一口井，洗漱餐饮都靠它。夏天，把西瓜、啤酒搁置在吊篮里放到井中，吃起来那叫一个清凉。20世纪90年代末期 ，利用浅表层地下水的市区土井基本消失。但仍留有一些遗迹，静静地躺在某个弄堂或者小区的角落，讲述岁月沧桑变化。沙滤水，其实也是很多七零后的共同回忆。本文开头提及的开埠之初，上海已经出现沙滤水行。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用水紧张局面的出现，许多工厂和学校都开始装备沙滤设施，其净水原理与早先的并无太大区别。据《上海卫生志》记载，1972年前，全市仅有14所中、小学校有沙滤水设备。1974年，抽查金山、嘉定、宝山、上海、川沙5个县18个公社(镇)的34所中、小学，其中10所学校只供应少量开水，大部分学生饮用未消毒井水或河水，12所不供应学生饮水，由学生自带瓶子吊喝井水，井水大肠菌指数和杂菌数远远超标。1975年，市卫生局、教育局召开饮水卫生现场会后，1976年饮沙滤水学校增加72所，但部分学校沙滤水器在使用前不清洗、不消毒，水质抽查合格率为67.3％。1983年，市区合格率波动在90～100％，郊县在80％以上。1986年、1987年,全市沙滤水合格率提高到95％以上。1988年，市教育局、卫生局联合召开学校卫生工作会议，副市长谢丽娟呼吁解决学校饮水卫生问题，当年各区、县把解决学校饮水作为学校卫生工作重点。1989年，市、区、县组织7次对1000多所学校饮水卫生进行检查，能供应足量饮水的学校由1988年的20.8％上升到85.9％，并形成完备制度。此后，沙滤水渐渐淡出视线。直到2010年，全新的直饮水系统出现在上海世博会，新时代的沙滤水又重新唤起许多市民的记忆。上海属于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上海人费尽周折，从黄浦江到苏州河，再及长江，数度改易。1978—2010年，上海公共供水水源经历从黄浦江中下游分散取水、黄浦江上游集中取水、长江口水源地取水的发展过程。通过持续建设原水工程，取水由分散到集中，水源地由黄浦江中下游到上游，再由主要从黄浦江取水继而开辟长江新水源，取水规模不断扩大，原水水质不断提高，保障了上海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用水需要。1985年2月，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正式启动。一期工程的取水口设在黄浦江临江段，通过临江、严桥两座特大泵站将原水输送到杨树浦、南市、浦东、杨思、居家桥5家水厂。1990年7月，刚入夏的上海便遭遇连续高温，全市自来水日供水量连连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更糟糕的是，此时恰逢黄浦江上游来水枯竭，中下游污水在潮汐作用下不断上涌，导致部分地区的自来水水质下降，有的地方的自来水甚至还带有臭味。这一事件再次给上海的原水供应鸣响警报，让有关部门认识到是要解决上海这座特大型都市，单靠黄浦江上游的水源，无疑是“独木难支”。“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中求。”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二期工程实施后，原水水质得到改善。鉴于黄浦江上游取水总量超过多年平均流量的30％，为此，1990年，市政府决定将位于宝山区的长江引水（陈行水库）作为上海城市供水第二水源地，满足上海东北部地区供水与改善水质需要。1992年6月，具有避咸蓄淡与避污蓄清调节功能的长江陈行水库建成通水，供水规模20万立方米/日；1996年6月，通过水库扩容、增设取水设施和敷设输水管线等建设，供水规模增至130万立方米/日；2007年1月，陈行水库三期工程建成，供水规模达到208万立方米/日。2002年11月，市政府批复同意《上海市供水专业规划》，确定全市两江并举、四片供水布局及集约化供水格局，提出提高供水水质5项主要措施。2007年6月5日，长江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开工；2011年6月8日，青草沙水库建成通水。经过多次通水切换，长宁、徐汇、卢湾、静安、黄浦、虹口、杨浦7个行政区全部及浦东新区（包括南汇地区）、普陀、闸北、闵行、青浦（部分）5个行政区的部分地区都喝上了长江水。为青浦、闵行、松江、金山、奉贤上海西南五区服务的金泽水库。能否通过海水淡化技术来解决上海水资源的“开源”问题，一直是大家探讨的问题。上海濒临东海，拥有取之不尽的海水资源。虽然海水淡化可能会面临处理成本较高、能耗较大等一系列实际生产问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加上必要的预处理手段，海水淡化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海淡水资源的来源之一。文字资料：《上海市志·水利·水务分志（1978—2010）》《上海通志》《上海卫生志》《上海公共事业志》《上海轻工业志》等；《“点点滴滴”正广和》（徐鸣著《都会遗踪》201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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