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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说故事2024-07-21 07:33浙江 声明：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依据权威资料，再加上个人看法写出来的，文章结尾已经标明了文献来源以及相关截图，大家了解一下哈。 1975 年 4 月初，开国元勋、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与世长辞。毛主席和董必武既是一同战斗了数十年的战友，又是仅有的两位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中共“一大”代表，毛主席心里特别难过。董老早年为追求真理不屈不挠，之后还从事过秘密战线工作，在建国前后曾担任过代总理，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尽心尽力，真是一代了不起的传奇人物。 送战友走  坏消息传来的时候，主席先是一惊，接着就长时间不说话了。 蓝桂英回想道，那种特别大还持续很久的悲伤，以前很少碰到过。整整一天，主席啥东西都没吃，工作人员到饭点小声提醒，却被他拒绝了，大家能感觉到他根本不想说话，也就不敢再多去打扰他了。 他不吭声、也不吃饭，就一直反复地听录音机里放的诗词唱片，听的是南宋豪放派词人张元干的词作演唱。过了几天，毛主席心里特别沉痛，难以释怀，就写了张元干的名作《贺新郎》。张元干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他的作品里满是怀才不遇的悲愤和苦闷。 这首词最后一句本来是“举大白，听金缕”，可主席这次写的时候，把最后一句变成了“君且去，休回顾”。很明显，他是拿古人的话，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通过写这首既豪迈又悲愤的宋词，给共同经历了好几十年风雨的老战友送行。  他这么悲伤，一是因为他和董老交情好，一起经历过好多危险困难，二是董老为共和国的发展耗尽心力，让他很感慨。 亲身经历过“一大”的革命前辈 在老一辈革命者里边，董老那可是元老级的人物。他起初是晚清的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还进了同盟会，为找救国的法子去日本求学，在那儿碰见了孙中山。为了能干点实事，把袁世凯给推翻，他回国后忙着筹划军事行动，就因为这个，还坐过两次牢。 就在这两次进大狱之后，有人给他介绍了李汉俊，他从李汉俊那儿了解到不少马列主义的理论，李汉俊还把自己那本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拿给董必武看。  这事儿成了他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节点。 后来，董必武在武汉认识了陈潭秋，他俩信仰一致、想法合拍，一起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就让董必武能代表湖北，去嘉兴南湖参加中共一大。 在南湖游船上举行的那次重要会议中，湖北的代表是董必武，湖南的代表是那时还很年轻的毛主席。  很明显，董老打年轻起就不停地找寻让国家富裕强大的道理，还为此做了好多实际的事儿。为显示自己的志向，他这辈子改过好几次名。他本来的名字“贤琮”很有文化气息，字“用威”，号“璧伍”，都是从中国古代典籍里来的。可自打参加辛亥革命以后，他就把名字改成了和原来读音差不多的“必武”，意思是得靠武装斗争，投身革命大潮，这样才能改变那时中国又穷又弱的局面。 要是从资历方面讲，这两人肯定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共“一大”的众多代表里，也就毛泽东和董必武最后登上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两人之间的战友情那是相当牢固和真挚，可不是光靠时间长就行的。从1921年建党起，到1975年，这期间不管是长征、遵义会议，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啥都得从头搞起的阶段，董老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身旁，他俩相互支持，一块儿前行，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这历经半个世纪，闯过无数风雨的患难情谊，那可是人生里很难碰到、极为珍贵的财富啊。 红安县，那可是“将军县”呐 董老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贡献，可不单单是和毛主席的那份战友情。在湖北的大别山脚下，曾经有个小县叫黄安，不过从1952年起，这儿就正式改叫红安了。 这儿是董老的老家，这地方改名的原因跟董老的贡献紧密相连。1921 年党开了“一大”后，董老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火苗带到了家乡，在这儿动员群众，进行建党工作。  那时候，黄安就是个处在山区的小农业县，好多穷人都被地主和土豪劣绅欺负压榨，虽然心里有想改变的劲儿，可就是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儿。董老呢，理论知识丰富，自己还亲身参加过革命，能很有说服力地把理论和实际整到一块儿，让家乡的人明白了该咋努力、咋斗争。 因为他的宣传带动，这片土地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士，光是能查到姓名、登记在案的烈士就超过了两万人，这里还是全国都知道的“将军县”呢。 有名的开国将军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人都是这个县的，詹才芳将军曾经给董老当过警卫员呢。于是后来就有了这样一种讲法，把董老称作“湖北革命老祖宗”，觉得跟着他参加革命的人都能算是他的“徒子徒孙”。 这话讲得情真意切，也能看出董老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的成立，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出任代总理 就因为董老一直对革命忠心耿耿，资历深，还很有威望，在新中国快成立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前身，也就是华北人民政府要组建了，那董老当主席就是毫无疑问的了。 1949 年底，眼瞅着斯大林 70 大寿快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先后领着团队去苏联访问。这趟出访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特别重要——得跟斯大林交流一下对世界局势的想法，还得把新的两国友好同盟条约给定下来，另外像贷款、做买卖、通航这些事儿，也得在这次访问里都给解决喽。 那时新中国正亟待发展，这次出访意义重大，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先后去了苏联。不过呢，这时候国内也得有能把控局面的人，来处理繁杂的各种事务。 当时国内有哪些工作急着需要人去主持呢？  首先，农业生产那可是永远得放头一位的事儿。那会儿中国还是个农业国，人又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得先把大伙的口粮给满足了。其次呢，各地水旱灾害时不时就来，得赶紧把灾民安置好，让生产恢复起来。与此同时，被敌机炸坏的上海工厂得重新建起来，舟山、海南那些地方的敌军还老是捣乱…… 1950年初，毛主席提议，周总理在会上通报，定了让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 那段时间，代总理的责任重，活儿多得很。后来在给侄子的家信里，董老讲过：每天早上七点多起来，夜里两点多才能睡，这不是偶尔特殊加班，而是一周七天不停歇，压根就没休息日。不光他这样，身边的秘书和警卫也跟着一块儿连轴转，都想着把工作干好。 过了三个月，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出访苏联完事儿回国了，董老这才把挑了好几个月的担子给放下了。可这职务一结束，他啥也没说自己有多累多有压力，就按老规矩把这段时间工作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上去了。  在隐蔽战线上的“中共谍王” 好多见过董老的人都讲，他待人那叫一个如沐春风，特别真诚，有长者的风范。不了解那段过往的人，压根儿想不到他还有个不被人晓得的战场，就是隐蔽战线。就因为这个，董老被称作“中共谍王”。 从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那时候起，董老作为中共代表团以及长江局、南方局的领导，把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工作都管了起来。他领导安排的不少人潜伏到国民党各个部门高层的身旁，拿到并传出了好多核心机密，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大功。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这些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常常善于战斗却没啥大名声，得等到好些年以后，他们的名字和传奇故事才会慢慢被人晓得。 熊向晖是董老依着“闲棋冷子”的策略安排的一个秘密棋子，他给胡宗南当机要秘书，胡宗南很信任他。就因为他不停地把胡宗南的行动情报传出来，胡宗南好几次攻打延安都没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把自己在隐蔽战线上的十二年经历写成了书，这时候很多极其惊险的细节才被人们了解。在中共情报界，他被算作“后三杰”之一，“前三杰”是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 人称“郭小鬼”的郭汝瑰，当年是求见董必武后才重新回到党组织的。从那以后，他凭借自己作为蒋军“智囊”的这一有利条件，在三年里和中共接头超过一百次，传递出许多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可国军内部一点儿都没发现。 唯一对他起疑的是杜聿明，就因为觉得郭家沙发有补丁，太“清廉”了，怀疑他是共产党。可这理由蒋介石根本不信，杜聿明也没辙，指挥作战时对郭汝瑰送来的计划暗暗打折扣。哪怕到快死的时候，杜聿明还惦记着，非要问明白郭当年是不是给共产党干活。 结束语 1972年，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董老当上了国家代主席。他到了九十岁高龄时，还在坚持搞国务活动呢。就在他去世的前十来天，他接见了马来西亚的首任大使，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回接收外国使节呈交的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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