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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古商城之南的仓岭，原有一座由明朝嘉靖皇帝下旨敕建的专祠，这就是宋徵士范浚祠。该祠是兰溪名祠之首，年年春秋两祭。乾隆十九年，督学使雷鋐题“婺学开宗”四字，额于祠。 “一门双柱国，十子九登科”，说的是宋承议郎范筠一家的功名：范筠与他父亲范锷都获得“上柱国”的封爵；范筠的十个儿子，除了范浚之外，其余九子都登科及第。 “朱子三访地，朝廷七聘家”，说的是中国思想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三次到香溪拜访范浚，皆未遇，此为兰溪文坛轶事；朝廷曾七次诏举范浚，均被范浚谢绝。这是一因范浚“不喜荣利”，二因“秦桧当国”。范浚人品之高，学问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前年秋，香溪范氏后人范国梁先生送来了一本由他断句标点的《香溪集》签名本。国良先生为了使先祖贤良浚公的哲学思想与道德文章传承于后人及社会各界，自费去北京大学攻读，校点文集，并发动族人重修了范筠和范浚之墓；由他校点的《范浚集》也于前年出版。 近来，通读了《范浚集》和有关专家的论文，使我明白了“婺学开宗”宗师范浚的高风亮节，也理清了这位思想家的一些生平史实，从而在心中呈现了一位真实的范浚。
范浚(1102～1150)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属马，其祖父范锷为皇祐五年(1053)进士，官为左朝议大夫。其父范筠为元祐三年(1088)进士，官为左承议郎。范浚兄弟共十人，他居第八。 范浚生不逢时，当他还在娘胎之时，宋徽宗赵佶登上了皇位。赵佶多才多艺，通音律，懂风骚，书画、园艺无所不能，甚至精于茶道。由他亲自撰写的茶叶专著《大观茶论》是我国茶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但是他作为皇帝，主政却实在不怎么样。赵佶一当皇帝，朝中奸臣就有弄权良机。就在范浚出生那年，蔡京(1047～1126)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副宰相”；次年扶正，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宋朝设左右二相，以左相为尊，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蔡京老奸巨猾，在官场游刃有余，直到宣和七年(1125)才下台，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昏君在位，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这是范浚青少年时代的政治环境。宣和七年，金兵南下，大难当头，当时范浚年方二十四岁。 据《光绪兰溪县志·科第表》载：范浚十兄弟中，长兄范溶为崇宁五年(1106)进士，二兄范深为崇宁元年(1102)乡贡，三哥范渭为建炎二年(1128)进士，四哥范浒为大观三年(1109)进士，五哥范浩、七哥范洵均为重和元年(1118)进士，六哥范泳为宣和二年(1120)乡贡，九弟范溉为宣和六年(1124)进士，十弟范澂为宣和三年(1121)进士。屈指算来，在范浚二十七岁之前，他的九个兄弟均已跳上龙门，其中七名还是进士，但唯有范浚“举贤良方正，不起”。可见“十子九登科”之说，“真的有”！ 那么，绍兴初年，年近而立的范浚为何还没有功名，是他不去赶考，还是几试不第，史书上没有记载。兰溪县志上说，范浚“不喜近荣利，唯笃志求道，仰希圣贤”，或许范浚不满时政，志在研究实学，不求虚名，不去应试，也是可能的。 靖康二年(1127)是中国历史发生转折之年，也是影响范浚一生的关键一年。这年四月，金人执徽钦二帝北去，小康王赵构泥马渡江，偏安东南一隅，中国出现分裂局面。面对金兵烧杀掠抢，中原广大民众拥护仁义之师岳家军抗金，要求迎回二帝。朝中大臣大致可分为以李纲、宗泽、赵鼎、韩世忠、张浚、岳飞为首的主战统一派和以秦桧、张邦昌、黄潜善、汪伯彥、万俟卨、张俊为代表的主和投降派。在这国难当头之时，风华正茂的范浚写了《寄李丞相书》，这书是写给主战派首领李纲的。在这书上，范浚以史为鉴，明确表示“皆欲有立于时，而流声光于后世……谁不愿游阁下之门，以自托于不朽”，表达了自己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愿望。 赵构刚即位，起用抗金名将李纲为首相。但又先后用了黄潜善、汪伯彥入相，这两位日后被《宋史》列入“奸臣列传”之辈，这反映了赵构内心是以保住自己皇位为最高宗旨的心态。李纲为相只有75天就遭罢免，范浚无疑很是失望。绍兴元年春正月，朝中诏“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贤良方正”是要推选“能直言极谏者”当官，就是要物色敢于提意见的人。这年，名相富弼之孙富直柔(?~1156)在任签书枢密院事期间，将范浚列入向朝廷推荐的名单，范浚写上《寄上富枢密书》。绍兴元年二月，秦桧为参知政事；八月，秦桧拜相。所以那年举贤良方正，范浚“不起”，与秦桧在朝有关。据说朝廷先后聘了七次，可惜未载具体时间。但绍兴二年八月，秦桧专主和议，被人看作王莽、董卓之类赶下台，主战派赵鼎、张浚先后入相，朝中出现中兴局面。 尽管范浚力辞应诏，但又不忍遗世远引。绍兴元年九月，诏：四方有建策还两宫者，实封以闻；有实效者赏以王爵(《宋史》本纪第二十六，491页)。绍兴二年九月辛酉，“许中外臣民直言时政”(《宋史》500页)。范浚花了几年时间拟写策略二十五篇，引喻古今，洞达彼己，皆当时经国之要务。绍兴四年十月高宗下诏御驾亲征。范浚进策，无奈朝廷不用。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处世法则。在奸臣挡路、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范浚走上了先把自己个人的才德修养好的人生道路。他名自己的居所为“慎独斋”，整日坐在室内，自学孔孟学说，且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所作《心箴》《耳目箴》《耻说》《悔说》，皆有己见。 范浚在提高自己修养的基础上，以教育培养后人的思想道德为己任，故前来求学者数百人。因范浚之学甚正，名声在外，引起一名年轻人的关注。这名好学的年轻人名朱熹，后来成了中国思想家、理学集大成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婺源人，徙居建阳，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同年，朱熹自建州去临安，舟经兰溪，特去香溪访范浚，不遇。绍兴二十年，他去婺源扫墓，又去香溪再访，仍不遇，但抄录了范浚室内屏上由范浚所作的《心箴》。不久，范浚去世。朱熹特为范浚作了一篇《香溪范子小传》。后来他把那篇《心箴》编入他所著的《孟子集注》中，以告于四方。可见“朱子三访地”，这个“确实有”。 由于朱熹的推崇，特别是他把范浚的《心箴》编入《孟子集注》后，这使范浚的名声大振。明代的嘉靖皇帝读到《心箴》后很受启发，觉得“其意甚为正心之助”，并作了注释。他还自己御制了《敬一箴》，命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建“敬一亭”，亭内立着刻上《敬一箴》、《心箴》的石碑。此后，天下学校将此作为定制。
绍兴二十年(1150)，为庚午年，又是一个马年，范浚忧国忧民，英年早逝。这位肖马的贤人虽没有在风云变幻的国难中为国建功，但他的哲学思想催生了浙东学派，是浙学的创始人；他的名著《心箴》感动了朱熹，也感动了嘉靖皇帝，成了学人的座右铭。如果范浚能健康长寿，就会出现像其侄范端臣在《祭叔香溪先生文》中所希望的那样“从容乎颜渊之右”、“辚烁于班马之前”，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范浚遗文二十二卷，滋养后学。 
具有经国之才的范浚，在国难当头的两宋之交不被朝廷所用，究其原因都说是因“秦桧当国”。吴师道在《香溪先生集后序》中说“以秦桧当国不起，大节伟也”，章品在《香溪范先生传》中也说“然以秦桧当国，终不屑以干时”。这些论点确有一定道理。但本人以为，范浚不起，除了有秦桧当权的原因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秦桧是二次入相：前一次是绍兴元年“二月辛巳，以秦桧参知政事”、“八月丁亥，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事”，但二年八月甲寅秦桧罢相，其间共为相一年半；后一次是绍兴七年正月，秦桧为枢密使，绍兴八年三月壬辰，秦桧复“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事”，同年十月，赵鼎罢左相，秦桧扶正，从此秦桧独相十七年。这中间，绍兴二年八月甲寅至绍兴七年正月，共有四年多时间秦桧不掌大权，朝中先后由吕頣浩、朱胜非、赵鼎、张浚掌权，其中赵鼎为相长达四年，且赵鼎是位爱惜人才的主战派。而范浚的“举贤良方正”和“拟进策略”恰恰发生在这一时间段。所以说不用范浚的策略完全是秦桧从中作梗，恐怕有失公正。 那么，到底是谁不用范浚的策略？笔者以为是宋高宗赵构！ 赵构是徽宗皇帝第九子，钦宗之弟，按礼制，他这个“老九”无论如何轮不上当皇帝。只因金兵俘徽钦二帝等皇室成员北去，朝中无主，他才得以称帝。绍兴初期，徽钦二帝还囚在五国城，当时中原百姓的愿望是率兵攻打黄龙，迎回二帝。试想，如果真的徽钦迎回，一个是太上皇，一个是皇上。尤其是皇上赵桓，是徽宗长子，是皇位法定继承人，如果将赵桓迎回，这将老九赵构置于何地？为了保住皇位，赵构是不会采用任何能迎回钦宗皇帝的策略，也不会启用主张北伐的相关人才，这才是范浚“不起”的主要原因。 记得杭州岳庙里有阕明朝才子文徵明的《满江红》，说的是他祭岳坟读古碑后的感受：“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怜，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好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点明了陷害岳飞的真凶，那就是反对北伐迎回二帝的赵构，秦桧只不过是个帮凶而已。范浚的“不起”与岳飞的被害有着同一原因。我们应当幸庆范浚因“不起”反而比岳飞多活了十年，不像岳飞那样未满四十就英年被害，从而让香溪先生为中国理学的研究、开创婺学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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