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之托世

新用户5483wq2L 2022-08-13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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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之托始”

——范浚的学术思想与历史地位

婺州学者范浚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理学家。南宋时期，理学盛行，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唐仲友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合称“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它是南宋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在两宋之交，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发浙东学派之先声者，正是范浚。范浚的学术思想，讲究存心养性，追求文道合一、经史并重，提倡笃学致用。故而，朱熹称范浚“其学甚正”，吕祖谦赞其“诚一代伟人，乃万夫之先觉”，全祖望谓“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正是因为范浚的学术思想，对婺州之学乃至两浙之学影响久远,故被后世尊称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

“婺学”，即“婺州之学”，是宋元明时期产生、传承、发展于浙中婺州一带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儒学，既是浙东学派，也是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范浚（1102-1150），字茂名，婺州兰溪香溪镇人，学者尊称为称“香溪先生”，生当两宋之际，其学术思想，原本于儒家圣人之道，直承孔孟经典而融合子学、史学，通过著书立说、讲学弘道的方式，以《心箴》为主要文本而构建了以“心性”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坚持道德心性（“内圣”）与制度事功（“外王”）的融合，倡导经史并重、经世致用的治学特色，厥开南宋浙东学派之先河。

一、“正心所以自治”：心性之学与事功之学的黏合

范浚的一生，主要活动于社会民族矛盾激化复杂的两宋之交。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权相秦桧乱政求和，面对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士大夫家庭出身的范浚，对此刻骨铭心，并立志探索治国安民之道。18岁赋出如泣如诉的《叹旱诗》，20岁又作《姑苏台赋》，这些诗赋则是青年范浚对北宋朝廷即将亡国而作出的预兆。靖康之变的大悲剧致使北宋亡国，在得知好友潘良贵在朝堂之上痛斥柄臣误国，25岁的范浚不禁拍手叫好：“迩闻阁下进对明天子前，指弹柄臣无所回隐，音吐畅厉，耸动陛戟，虽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顾，意阁下其安行义命，视富贵如泥尘者也4。”为潘良贵的忠贞而赞叹。此时的范浚，已经成为一个忧国忧民忧时的热血青年。

靖康之耻的切肤之痛，加深了范浚对孔孟遗经、诸子百家、历代国史的研究与社会时事的洞察，进而奋笔疾书，创作出了大量文道并重、经史并重、心性与事功并重的论作。检阅《范香溪先生文集》，我们可以发现，范浚创作的“心性”本体之类的论著主要有：阐释“天人一道”“天理即人事”“人事即天理”的《尧典论》，以“忠信”“俭德”“仁”为天理的《太甲三篇论》，“万殊一物”“万理一致”的《咸有一德论》，天地人神“一皆本乎皇极”而宜用大中之道的《洪范论》，探究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学的《性论》（上），天下本于“一性”的《性论》（下），强调“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工夫的《心箴》，惟“德性”是“尊”的《耳目箴》，善利之念间不容发、一发之差遂分舜跖的《舜跖图》，“耻”为入道之端的《耻说》，惟过而悔、由悔而成的《悔说》，以及主张“正心所以自治”的治国安邦之论——《进策》，等等。这些论、说、箴、策等不同文体的文章，都是范浚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呕心沥血之作。

这些文章的主题就是围绕一个“道”来创作构思，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圣人之道”）。《进策·策略》文中的一句话足以验证：“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5。”这句话是范浚学术思想的点睛之笔：内圣与外王贯通，心性与事功并重，这也是南宋浙东学派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于当时之务，尤言之凿凿，非迂儒不达时变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语）的《进策》5卷25篇，完稿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范浚意欲奏报高宗；然天意弄人，就在这一年，宋高宗已任命秦桧为相，《进策》进呈不得，范浚满腔报国之志，遂不得行。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正因为秦桧当国，范浚自此之后，朝廷屡诏而不起。尽管如此，为往圣继绝学的范浚，还是心系天下安危、百姓疾苦以及圣学的传播，所以就闭门讲学，把理想与志向寄托于后进。绍兴八年（1138）冬，建立香溪书院，于其中设帐授徒，又在不远处（宝惠寺）立学讲道，先教以治心养气，进而阐发心性之学，推明“理一分殊”之理，又以“皇极”“大中”之道贯穿其中，孝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学，得以在浙中大地传播，远近负笈而至者甚众。朱熹《香溪范子小传》就说：“（范浚）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7。

范浚殁后，其侄范端臣、其高足高栴，为保存范浚遗著及传承其儒家学术思想，历数年搜辑范浚遗著，由于先生著述甚丰，编定时还是多有佚失。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22卷由范端臣初次刊刻。范端臣在《祭叔香溪先生文》中表达了对叔父的追思：“呜呼！今吾叔云亡，凡识面者，莫不为之恸哭，亦以夫人之至贤者也。观其道义有宗，学问有源，英华其文，雄辞大篇。”16

二、“屡造其门而不获见”：朱熹与范浚之间的一段学术佳话

元代金华学者黄溍称：“窃闻吾乡文献之传，实于范氏有赖。盖自贤良先生浚，以道学倡于东南，及东莱吕氏继之，遂得濂洛之统。而北山何氏，又传朱子之学，于其门人以淑后进，于是'婺学’大振于世。而谈者推原所自，必归于贤良先生12。”藉此，“婺学”成为浙中学术的代名词。在范浚远绍孔孟原儒之心性学，并与北宋濂洛之学融为一体之时，朱熹闽学经由北山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师承传递，最终在浙中实现了“婺学”与程朱理学的圆融。《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就认为：“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朱熹）取之3。”

据学者考证，朱熹在一生曾三次至兰溪，寻访范浚；遗憾的是，机缘不巧，未能见面。范浚在49岁病逝之后，朱熹闻讯，无比悲痛，亲临凭吊，并且写下这么一段情真意切的内心独白：“香溪范先生者，实兰之望族。祖父昆季皆居显宦，而先生独辞征辟，隐居于宝惠山泉之阳，著书立说，乐道安贫。余尝三谒未遇，厥后再至，而先生已逝。其从子右史蒙斋，延余于先生讲学处，观其言论文章，悉本洙泗渊源，而《心箴》一篇，尤得千圣不传之秘。惜入其室而未获亲见其人，瞻仰门墙，留连不忍去。因书此以志慕焉8。”（《香溪范氏族谱》卷首）也正是这篇《心箴》，深深地打动了朱熹。

南宋淳熙四年（1177），朱熹《孟子集注》撰成。在注解《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一语时，朱熹将范浚《心箴》原文一字不落地植入《孟子集注》：“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闲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为了考察范浚心性之学的来源，朱熹也是破费心力，为此特地向好友吕祖谦求教。对此，朱熹《香溪范子小传》有云：“初不知从何学，其学甚正。所著文辞，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近始得学行之详于先友吕伯恭，庸述《小传》，以闻四方学者14。” 毫无疑问，《心箴》对朱熹性理之学的最终形成的确产生了一定影响。

“浙学”这一学术范畴的发明权归朱熹，并且朱熹使用“浙学”之时是在批判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其批判否定的对象是以温州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唐仲友为代表的金华-永康学派，还有一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之学。然而，让人颇为疑惑的是，朱熹对同时代的另两位金华学者范浚、吕祖谦却保持了较好的学术友谊。朱熹与吕祖谦的友好自不待言，合作编纂《近思录》、相约“鹅湖之会”即是例证。朱熹三次至兰溪寻访范浚而不遇，但这并不妨碍朱熹对范浚心性之学、道德文章的认可，为范浚作《香溪范子小传》，录范浚《心箴》入《孟子集注》就足以说明一切。

三、《心箴》：一篇流传千古的不朽名作

南宋末年，朱子学者真德秀又把范浚《心箴》敬录于《大学衍义》中：因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程朱理学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提倡而成为官方学说。范浚的《心箴》，虽寥寥不足百字，但由心而进于君子天道，恰是儒家心性天理之旨。故而因《四书章句集注》而得以广泛流传，亦逐渐为后世学者包括最高统治者所推崇：

明嘉靖六年（1527），嘉靖帝御注《心箴》与程子《四箴》注，一并颁布天下学宫：“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知哉？呜呼，念哉17！” 时任内阁首辅张璁《颁刻<心箴>制章》亦附和嘉靖帝：“宋儒朱熹有言'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臣窃谓范浚《心箴》举其纲，程颐《四箴》列其目，相为发明者也18。”嘉靖十九年（1540），嘉靖帝特敕建“征士范香溪专祠”于兰溪城南仓岭，给帑春秋二祭。

清乾隆十九年（1754），浙江督学使雷鋐又为“征士范香溪专祠”题“婺学开宗”四字匾额，光绪《兰溪县志》称雷氏之题词，“以明婺之道学由于先生，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也”10。由此可见，范浚之学，不仅是金华婺学之根，更是南宋浙学之源。除却《心箴》，范浚《性论》二篇以为明代中后期的阳明学者所推崇，焦竑《焦氏笔乘》有云：“宋范浚字茂明，学者称香溪先生，考亭当取其《心箴》载于《孟子集注》，浚有《性论》二篇，'其见地超然，殆宋儒所仅见者’，特为表而出之19。”

四、深入研究范浚思想的时代价值

范浚的心性之学，提倡经史并重，力主道德知识、心性事功之融合，这种治学路数直接影响了稍后而起的同为金华地域学人的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以及永嘉的叶适，并间接波及至象山-慈湖心学以及明代的阳明心学、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分而言之，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与范浚的心性之学融合，为婺州的性命之学开创了新思路；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论”，结合了范浚道德事功并重的儒学思想，开创了婺州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与范浚以史为鉴、匡济时艰的《进策》思想相结合，完善了婺州的经制之学。故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中说：“（南宋）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吕祖谦）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这其中自然就有范浚的学术影响，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时特为范浚立学案“范许诸儒学案”，亦足以说明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浚的学术思想不仅是浙中婺州之学的“先声”，也可以说是南宋乃至明清浙东学派的“先导”。在新的历史时期，范浚的学术思想应该被中华传统思想史重新认知，尤其是以《心箴》为代表的修身明道立德之学，应该被吸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来，使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显得更为厚重与绚丽。当代中国哲学史家陈来就援引范浚过的《慎独斋记》一文，论“自欺”之言以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修养”思想之深刻；浙江文史学者徐儒宗为《浙江文丛》本《范浚集》作序，径论范浚之学“与彼高谈心性而讳言事功之学实相径庭，而为婺学之内外相济、本末并举、道德与事功兼重之学之所宗”。据此可见，范浚之学在婺学史、浙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弘扬传承其精华，以为新时代修身立德、治国理政之用。

【作者范国梁：浙江省儒学学会会员兰溪市范浚研究会会长、《浙江文丛·范浚集》编校整理者】

1.《范浚集》附录二《香溪范子小传》第278页。

2.《范浚集·颁刻心箴制章》附录二第275页。

3.《宋元学案》卷四十五《范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754页。

4.《范浚集》卷之十二《上潘大着书》第143页。

5.《范浚集》卷之五《策略》第55页。

6.《范浚集》卷之十二《上致政胡待制书》第146页。

7.《范浚集》附录二《香溪范子小传》第278页。

8.《范浚集》附录二《香溪书院》第279页。

9.《宋元学案》卷四十五《范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755页。

10.《光绪兰溪县志》卷三。

11.《范浚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