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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赣云资料收集 十七、裴存藩在云南解放前夕 1945年10月云南事变后，裴存藩随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总务厅长，同时（兼任）云南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并继续负责云南省党务工作。 1947年11月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4月当选为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这其间还应孙科二夫人蓝妮之请托，拉拢滇系国大代表帮孙科竞选副总统。 1948初年从南京返回云南，接替卢汉出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一职。在这一年裴存藩应李鸿谟之请托，与他一起营救了30多名被俘游击队员。 据《深受乡人称道的李鸿谟中将》记载：“李鸿谟将军出于乡情之念，约同国民党云南党部主任裴存藩（云南昭通人）去找警备司令何绍周，请求释放1948年3月7日在陆良灵台寺被俘押赴昆明待处决的31名游击队员。他说：这是一些没有文化，十分无知的农民，望何司令开恩，让他们回去，免受其父母、家小的痛苦之灾。结果全部被释放，还发给路费回家，挽救了31条性命。” 1949年9月6日卢汉带着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和朱丽东（朱景暄）飞往重庆了。之前卢汉怕这次去重庆会被蒋介石扣押，顾虑很大，裴存藩力劝卢汉前去,并以身家性命担保他能安全返回昆明，对此卢汉十分感激。最终在张群与裴存藩的的保护下，卢汉平安的返回昆明。 对此事《裴存藩先生事略》是这样记载的： “當時雲南省政府盧漢主席政治立場曖昧，雲南省內親共勢力膨脹，蔣公雖然下野，但關心西南最後抗共力量之重組，因而在重慶邀請盧漢主席赴渝一談，而盧漢則進退兩難，擔心去到重慶會遭扣留，在遲疑與猶豫間，曾分別邀請當時在昆明有代表性的人士討論重慶之行的可能後果，而存藩先生列為第一位被邀談的對象。在這關鍵時刻，存藩先生非常肯定的表示蔣公絕不會有任何不利於盧的行動，他願以身家性命擔保。盧漢主席經過他的反覆勸說，遂決定前往重慶，並邀存藩先生同行。卅九年八月，蔣公在重慶山洞官邸接見盧裴兩位，要求盧氏振作，強化雲南，再造抗日時期雲南的奇蹟。” 1949年11月17日，根据卫亚敏、李贵梅整理的吕永祯遗稿《回忆陈赓司令员派遣我们联络云南起义经过》中记载： 裴存藩接待了中共派来云南做卢汉起义工作的黄埔同学范子明。出于同学之友谊，裴存藩保护了范子明，使范子明逃脱了保密局云南站和第六编练司令部稽查队的抓捕。 据“五华故事｜昆明老街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 《滇味第一名馆海棠春》的介绍中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滇味第一名馆海棠春坐落于万钟街临安会馆原址，创办人袁炳奎系民国外名宿徐之琛先生府中操办盛宴的首席私厨。海棠春以“掌控火色之时速，把握味道之鲜美”名冠春城，后厨中的头墩、二墩、三墩各个手艺精湛，出类拔萃。……，为适应昆明作为后方抗战重镇人员南来北往、东郊西汇的实际情况，海棠春发明了中菜西吃，西菜中作“每人每例1份”的个性化服务烹调方式，受到春城广大食客的青睐。1949年陈赓派遣范子明作为军事特派员，于11月17日从香港乘机秘密潜入昆明，来做卢汉的统战策反工作，子明先生以商人的身份寄住在黄埔同窗裴存藩的家中，裴存藩在海棠春设宴为子明先生压惊，子明先生听了“海棠春”这个名字还以为是秦楼楚馆，到了万钟街才知道是滇味名馆，差一点闹出了大笑话。西南联大师生也对海棠春情有独钟，是海棠春的常客。” 根据李鸿谟儿子李民生在《回忆我的父亲李鸿谟》一文中记载： “裴李两家私交甚深。父亲为多次营救进步学生和家乡游击队被俘人员时，都要找到裴存藩，每次总是有求必应。 1948年，在反美扶日的“七.一五”学生运动中，我大姐李慧生的两位同学：陈家柱与钟兴邦（后在昆明师专任教）被捕。当时大姐已去美留学，她的同学梁明嘉（现在法国）、陈尔芬（现在江西）、徐振环(现在昆明)等人前往李公馆，找到了父亲，请求“李老伯想想办法”。当时父亲正在理发，听了几位同学的来意后，马上拿起电话打给裴存藩，提出释放学生的要求。当时我就在父亲身旁，听到父亲称裴老伯为“同志”。两个小时后，两个同学即被释放。” 1949年12月9日夜间10时，卢汉将军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1949年12月11日，卢汉在没有请示中共中央，也没有和其他人商量的情况下，私自将张群和省党部主任裴存藩放走。 根据李鸿谟儿子李民生在《回忆我的父亲李鸿谟》一文中记载： “正因为卢汉私放张群和裴存藩，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做了痛哭流涕的深刻的检讨，为了这个政治错误，卢汉再也没敢对云南和平起义的官员加以保护，最典型的是他的秘书长朱丽东（朱景暄）病死于劳改队，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平反。” 1949年12月11日裴存藩与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一起,搭乘最后一架从昆明经越南海防到香港的英国国泰航空公司飞机离开昆明，当时张群与裴存藩到达机场后，因机场方面未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拒绝让飞机起飞，卢汉在得到汇报后，立即让93军军长龙泽汇赶去机场传达命令放飞机起飞，张群与裴存藩顺利离开了大陆后经香港去了台湾。 根据“云南省官方对卢汉起义”相关文章中对这件事的记载是：“云南起义时在巫家坝机场扣留的飞机当中，有一架是英国航空公司的，该公司驻昆代表要求飞回香港。卢汉趁批准这架飞机飞往香港的机会，于12月11日上午把张群送走。 此外在张群离昆赴飞机场之前，卢汉曾把朱丽东、裴存藩找到五华山办公室询问他们愿不愿留下？若不愿留下，可和张群一道飞港。朱丽东答复说：你为保护乡邦宣布起义，你留下来，那我也可以留下来。裴存藩则表示愿意和张群一道飞港，卢汉还派杨竞立（又名杨秀峰）带着复刊后的《正义报》，随机飞港发布云南起义的新闻。” 另根据李鸿谟儿子李民生在《回忆我的父亲李鸿谟》一文中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 “在昆明流传着一个故事：张群上飞机后，突然从送行的人群中跑出一个手提小箱的人，飞快地冲向飞机弦梯，一闪就进入了机舱。此时送行的人群中有人朝天开了两枪，飞机关门起飞。 当时机场上有人开枪的这种说法后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裴存藩夫人回昆明时，得到她的证实。裴夫人对我说，裴存藩曾讲过，他上飞机后听到了枪声。” 十八、裴存藩与缅甸“金三角”国民党军残部 1949年底裴存藩经香港到台湾，在台湾续担任“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期间他与李弥、丁中江、段希文等人商量返回缅甸组织滇缅边区反共武装，裴存藩在此期间负责滇缅边区反共武装与台湾的联系，经常往返于台北、曼谷、缅北地区，后因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告李弥部侵犯缅甸国家主权，李弥部分部队撤回台湾，因裴存藩与段希文（段克昌的儿子）之间私人关系，曾代表台湾政府到“金三角”进行慰问。 根据裴存藩在回忆李弥的文章《怀念李炳仁学长》一文中记述了这段经历：“不久李弥到了香港，我們在香港劫後重逢，他一心想回到滇緬邊區打游擊，和丁中江弟以及我們少數幾個人密切的磋商進行步驟。 我因為是行憲的立法委員，需要到臺北報到，他就請我替他在臺灣擔任連絡。後來他因緬甸在聯合國控告的關係離開滇緬邊區，也曾請我代表他到邊區宣慰，我終因為立法委員的職務，不能久留邊區。” 根据覃怡辉所著《金三角国军血泪史》一文中记述：“民国39年3月6日在香港，李弥、丁中江、裴存藩、邱开基、李文彬、李拂一等先生，策划组织滇缅边区反共武装。” 十九、裴存藩在台湾 裴存藩1949年底到台湾后，续任“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等职，在台湾期间他还出任了，台湾中国电视公司常驻监察人。1990年2月2日台湾立法院完成“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条例”后，他宣布自愿退职。成为台湾“立法委员”自愿退职第一人。 根据“中华民国大事记”1989年3月记载如下：“3月1日第一届资深中央民代申请退职今日开始受理，首日仅有资深“立委”裴存藩率先申请退职。”，而此时他已经是一位87岁的老人了。 1992年3月7日在梦中无疾而终，在台湾去逝终年90岁。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裴存藩及夫人在台北寓所 1989年10月21日裴存藩（中）及夫人高明波（右）在台北寓所接待李鸿谟夫人润海阔（左） 二十、裴存藩从一位“职场精英”到“四不委员” 纵观裴存藩的一生，他从一位立志改变旧世界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爱国的军人，虽然在国共双方的斗争中屠杀过共产党人，但他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幕，同时也让历史和人民铭记了他的功绩。 裴存藩离开大陆到台湾时46岁，他们这些退守台湾的党国大员们毕竟要为丢失大陆承担责任，所以在台湾难有什么做为，只能在他们的职位保持沉默，慢慢的成为台湾民进党口中的“老贼”，李敖笔下“尸位素餐”的“四不委员”。 所以近现代的一些描写裴存藩文章，主要都在写，他在台湾是如何成为了终日混吃等死的“四不委员”。 例如(1)： 李敖在他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中写到：“到了台湾以后，裴存藩一改过去的作风。在立法院任职期间，近四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家里有事，他总是能每天去立法院签到，并且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在台湾的记录中，裴存藩在任职期间“不生病”、“不请假”、“不无故缺席”，保持着全勤的纪录。乍一听起来，好家伙，四十年全勤耶，简直就是当今官员的楷模啊！可惜，最关键的一处在台湾官方记录中没有写出来，那就是四十年来从来没有提出一个法案，从来“不说”一句话。” 例如(2)： 刘典在他的文章《封疆大吏沧桑转身“四不委员”：不生病不请假不缺席不说话》中写到：“到了台湾以后，裴存藩一改过去的作风。在立法院任职期间，近四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家里有事，他总是能每天去立法院签到，并且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在台湾的记录中，裴存藩在任职期间“不生病”、“不请假”、“不无故缺席”，保持着全勤的纪录。乍一听起来，好家伙，四十年全勤耶，简直就是当今官员的楷模啊！可惜，最关键的一处在台湾官方记录中没有写出来，那就是四十年来从来没有提出一个法案，从来“不说”一句话。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李敖先生曾经讽刺他的岳父——一个同样一言不发的立法委员： “几十年不抓一个小偷的警察能算的上一个好警察吗？”这句话同样可以来讽刺裴存藩，四十年来从未履行自己义务的立法委员能是一个好的立法委员吗？可惜的是，按台湾某些党派所认为的按出勤率来衡量立法员好坏的标准，这位老先生可以说得上是百年难有的优秀立法委员了。这位“优秀”的立法委员的任职经历，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不生病”、“不请假”、“不缺席”、“不说话”，由此，一个拿着纳税人的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吏形象立刻浮现在每个人的脑海。” 而这些近现代作家们都没有真正的研究过裴存藩的历史，都在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把一位的“职场精英”描写成一个：“拿着纳税人的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吏”，且不说他25岁就成了云南的“封疆大吏”，担任遍了民国云南省内的党、政、军，群众团体的重要职务。 就只说他在云南抗战八年中，除了昆明市市长的职务外，同时还身兼云南省内十多个重要职务，几乎是以一当十的在工作，而且每一个职务都位高权重，责任重大，这在当时云南省内找不出第二个人，所以他是一位干吏、能吏，而非庸吏，是为中国的抗战和人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二十一、裴存藩夫人高明波女士 裴存藩夫人高明波女士(又名:高培英)，出身于云南名门中医世家，接受过新式教育，有着“民国云南第一美女”的美誉。 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多年后在其回忆录中称：“昆明所见到的美女，首推裴市长夫人高明波，然后是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夫人，还有昆明南屏电影院经理刘淑清”。 在昆明关于裴存藩有句谚语，为“先生市长，太太市花”，意思是裴夫人高明波“芙蓉如面柳如眉”，貌倾全城。 根据李民生：回忆文章《回忆我的父亲李鸿谟 》 中记载“裴夫人高明波，曾与我的母亲结拜为姐妹，我们这些孩子都喊她姨妈，裴姨妈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是顶顶有名的美人，当年在上层社会家庭中经常受到赞誉。就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回昆，裴姨妈带其子女到我开设的商店参观，也惊动了半条街。很多人争先恐后的来看这位漂亮的老太太。”
分别近40年后，于上世纪80年代，裴存藩夫人高明波（左）在美国纽约与李鸿谟夫人润海阔（右）现相见。
1949年12月云南卢汉起起义前一个星期，裴夫人高明波带着孩子逃离大陆到香港，先住段克昌家（注：段克昌，云南宜良人，龙云时代的兵站总监，曾为远征军的粮食供应做过不懈的努力，其子是缅甸“金三角”灵魂人物，段希文将军），后段又在隔壁为他们租了一所房子。 后来裴存藩被卢汉放走到了香港，一家人才得以团圆。随后裴存藩先到台湾，安顿好了，才返港接走妻子儿女。裴夫人高明波在香港住的时间不短，受到了段克昌的殷切接待。从他们家人此远离故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裴夫人高明波才携子女返回昆明探亲，而裴存藩终生都是没有能回到云南。
上世纪40年代，裴存藩夫人高明波女士（后排右一）与友人的合影
1980年4月高明波在香港的留影及手书
上世纪70年代高明波留影及手书 二十二，后记（一） 我第一次知道八姨公、八姨奶（昆明的称呼）他们是在1978年底，我刚转学到昆明春城小学后不久，有一天妈妈带我从学校旁边的巷子进去，后来我推测应该是云大医院家属区，来到她的一位女同学家里。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穿着华丽衣服的中年女士，当时她的衣服和化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是我妈妈同学的姐姐。听妈妈问她：我姨爹姨妈他们还好吗？那位女士回答说：他们都很好，我前不久还和裴太太在香港一起打麻将呢。然后就她们就避开我谈了很久，毕竟那个特殊年代才结束不久，还是很忌讳有海外、港奥台关系的。
照片为上世纪40年代后期，裴存藩及夫人高明波与高氏家族成员于昆明市巡津街“裴氏楼”前合影。 后来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有海外、港奥台关系的,都成了统战对象家属，有关部门也来邀请我妈妈去参加侨联、台联的活动，这时八姨公、八姨奶才慢慢的被我们这些小辈所熟知起来。 八姨公裴存藩对于我们这些小辈来说，他的辉煌过去已经成为了历史了，只是有时我们会在茶余饭后，把他老人家的历史拿出来炫耀一下。 后来网上关于他老人家的资料和文章也多了起来，可我慢慢的发现世人对他老人家存在着严重的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来源于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所写的文章，所以就有了为他老人家写一篇传记，来以正视听的想法。目的不是用来炫耀他老人家的历史，而是想总结一下他老人家的丰富职场经验，留给我们家的后辈们做为参考,因为他老人家称得上是一位职场精英，智商高、情商高，各种机会抓得住、把握的好，工作能力强，对朋友真诚，善于协调各方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们学习的丰富经验。 不过在开始写后我才发现，他老人家纵横职场的精髓和为人处世之道，我根本写不出来。这主要是我和他老人家没有过直接的接触，所以只能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写成他老人家的一篇略传了。 我在写这篇略传时，引用的大多是公开资料，因为我毕尽远离那个时代,再加上历史档案查询困难，原始资料比较散乱，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就是有关两位老人家的照片，包括我家在内的所有亲属都在解放后销毁了。文中照片多是网上收集到的，只有很少的是八姨公、八姨奶他们晚年寄来的照片，所以今后再有资料增加我将会继续修改。 二十三、后记（二） 我外婆是裴存藩夫人高明波女士的姐姐，因为我外婆去世的早，我妈妈从小就和裴存藩夫妇生活在一起，直到他们去台湾。当年姨外婆带着一家去台湾时，我妈妈是要一起去的，但因为一些家庭内部的原因当时没有走成，我妈妈被留了下来，原计划稍后与她姨父裴存藩一起去台湾，但姨外婆走后一个星期卢汉宣布起义了，当时有最后一架英国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将由昆明飞香港，卢汉决定放走张群与裴存藩，由于情况紧迫姨外公裴存藩没时间去接我妈妈一起走，他只能在机场委托前来为他们送行的国民党93军军长龙泽汇（卢汉夫人的弟弟）去他的巡津街的家，把我妈妈送去她另外一位姨妈家中去。
位于昆明巡津新村的“裴氏楼”现为昆明市级文物保护建筑
2007年9月我夫人与孩子在裴氏楼前的留影 我这里要特别感谢龙泽汇将军，在当时形势那样紧急的情况下，身为卢汉起义主要助手的他可以说是十分繁忙的，但是他仍然不负朋友所托，在送走张群与裴存藩后，立即驾驶着吉普车到了巡津街裴存藩的家里，也就是现在被称为的“裴氏楼”（昆明市级保护文物）的别墅，告诉我妈妈她的姨父已经走了，继续住在这里很危险，然后把她送到武成路保和巷她另外一位姨妈家中，从而使我妈妈脱离了危机四伏的险境。从此后我妈妈就和裴存藩夫妇天各一方，直至我妈妈1981年10月去世与他们再没相见过，不过好在妈妈去世前和他们建立了书信联系。 蔡赣云 2020年12月23日 初稿于昆明 2021年 3月 3日 终稿于昆明 2022年5月28日 改增于昆明 2023年9月1日 改增于昆明 2024年8月8日 改增于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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