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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红军长征中红一、红四摩擦，中央带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红四带部分红一部队南下并另立中央这一段，有两人的回忆录最有史料价值，一是当时的红军总政委，红四领袖张国焘《我的回忆》，二是红四总指挥徐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二人的回忆录可相互印证，读来很有滋味。下面说说关于红五军团这一段。 徐帅回忆录说： 张国焘提出另立“中央”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会议冷了场。国焘于是请“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与张主席的叙述一致。张的回忆录说： 五军团和九军团出席会议的同志“纷纷指责中央等行为不当，说他们同属一方面军，以往有重要军事活动，都事先得到通知，这次却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不曾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 发言的一方面军这人是谁呢？会师后建制缩小，五军团和九军团改称五军和32军，编在右路军中。军长分别为董振堂与罗炳辉。徐帅这儿说的“一位军的干部”多半是董振堂。 红五军团前身是国军第26路军，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董振堂与季振同都是该军旅长。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与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一起，发动宁都起义，率1.7万官兵加入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不久该军团与一、三军团混编，将五军团的14军编入三军团，15军编入一军团，只留下董振堂的13军，混编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季振同董振堂他们原来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没成想得不到完全信任。季振同提出的人事任命都被否决了，还备受揶揄，于是便跟黄中岳等人发牢骚，却被人汇报上去。上级抓住冯玉祥派人来招降他们一事作文章，将他软禁起来，其实那事是他主动检举的。 到此地步，季振同还以为当革命军人就如同当军阀一般，不行就下台“出国考察”，于是他便请求出国。我党将计就计，决定对他实行秘密逮捕。季蒙在鼓里，取道厦门出国，走到半路就被抓起来。1932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处季振同、黄中岳等9人死刑，后经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减刑免死。红军长征前夕，周公下令将季、黄等人秘密处决。 不难想象董振堂会是何感想。他虽侥幸免了一死，但深知自己入了另册。红五军团乃是后娘养的，专当最危险的后卫。洋顾问李德不知其中奥妙，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不知什么原因，五军团被认为最善于打掩护战，尽管他们其他战也打得很好。强渡湘江时，该军团为全军后卫，伤亡过半，34师与敌激战4天5夜，自师长陈树湘以下5000人全部阵亡。在渡过金沙江时，五军团又是后卫，守在江边9天9夜，打退敌军的三次进攻。被戏称为红军中的“铁屁股”，专门殿后。 当然，这是不是徐帅说的“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的“具体内容”不得知。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该同志实在是苦大仇深，很可能声泪俱下。第二，他说的那些事实在太烂，四方面军从未有过，当然“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罗炳辉乃至九军团的遭遇来看，他不大可能是一方面军发言的这位军级干部。这从张国焘的回忆中也可看出： 后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因为后者兵力实在太单薄，张国焘还把32军（即原九军团）拨给他们，但5军一直留在四方面军旗下。 第二次会宁会师，五军团也未归还一方面军建制，而是在宁夏战役中随四方面军渡过黄河，成为西路军一部。后被马家军包围在甘肃高台县，自军长董振堂以下全军3千多人悉数战死，董的首级还被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五军团到此彻底覆灭。 “为有牺牲多壮志”，西路军的红九军也基本如此，但奇怪的是对这个悲壮的五军团纪念的很少，江西苏区时期也罢，长征途中也罢，西路军时期也罢，包括五军团的这几位领导人，后来少有提及。大概还是因为在一、四方面军摩擦时五军团站错了队，站到了张国焘一边的缘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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