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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奇佳 在隐蔽战线中，夏衍个人建立的最大的功勋是策反韩练成。 近年来，韩练成将军为中国革命立下 的不朽功勋已渐渐为人所知晓。他在 1947年3月的华东战场上为中共立下了 奇功，帮助华东野战军在三昼夜中歼敌五 万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 “鲁南会战计划”。 开国上将陈士榘在其 回忆录中很公允地指出，韩练成的工作是 莱芜战役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 “在这次战役中，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与 我军敌工部门配合得很出色，很有成效，对 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直到 今天，人们对韩练成生平的了解，一般都集 中在莱芜战役之后，也就是他明确身份、站 到中共阵营之后。而这之前他的行迹，尤 其是怎样与中共接上关系这关键性的一 点，却是含混不清的。 韩将军的哲嗣韩 兢以及当前几位隐蔽战线研究者如郝在今、夏继诚等与此有关的叙述都是错误的， 甚至陈士榘将军于此可能也有些语焉不详 之处。 韩练成与中共最初发生交集是因为刘 志丹的关系。时隔十余年后，他与中共方 面正式接上线索，并由此一步步彻底倒向 中共阵营，其中的关键动因却是因为与夏 衍的交往。这一点应当是无可争议的。 “文革”期间，夏衍蒙受了不白之冤， 照例被安上了“叛徒、内奸、特务”之类的 帽子。这本属无稽之谈，连造反派们对之 都不很当真。 但到了1977年，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士却于此含混其词，想要拖延他的 问题彻底解决的时间，试图给夏衍扣上一 个随时可以拿捏的“紧箍咒”。 夏衍愤而 上书邓小平。信中他仅举了三个反例证明 他绝无可能是“叛徒、内奸、特务”。 这第 一例就是策反韩练成：“从一九三九年到 四六年，我在周总理和李克农同志的指示 下，对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进行策反工作，结果在莱芜战役中这个国民党美 械军被我方全歼”。⑩ 策反韩练成大概是潘汉年系统的工作， 李克农当有了解，但没有参与具体事务。李力、 开诚两部重要的李克农传记都未谈及李克农与 韩练成之间有何工作关系。 夏衍写信当时韩练成还健在，夏衍在 致最高领导人的申诉信中绝不会随便说这 种关乎自己政治生命的事情。 他初步结识韩练成可能是在《一年间》的义演期间。1939年，夏衍任主编的 《救亡日报》在桂林陷入财政危机。经过 反复磋商，夏衍等决定为《救亡日报》举行 一次较大规模的筹募基金义演，选定的剧 本便是夏衍的新作《一年间》。 义演的售票很有讲究。 一种是一般的 票价。一种是“荣誉券”,五元一张，主要 是靠“荣誉券”来募集资金。 广西军政要 人李宗仁、白崇禧、梁寒操、程思远与苏联 顾问都前来捧场，“荣誉券”往往一买就是 十多张。共演出九场，观众万余人。义演 筹得款项有一万多元，极大地缓解了《救 亡日报》的财务危机。 不过夏衍在这次义 演中最大的收获可能还不在此。他可能就 是在这次义演中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十六集团军一七O 师副师长兼五O 八旅旅 长的韩练成。 1975年8月，夏衍出狱后不 久，手写了一份《我的家史》。在所附“历 程”部分中记录： 1939年的大事之一是“认 识韩练成，订'君子协定’”。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在回忆夏衍与韩练 成的交往经过时说： 当时韩练成买了几十 张“荣誉券”分送友人，此后还与夏衍成了 朋友，经常一个人带着酒、花生、叉烧肉到 救亡日报社，与夏衍边喝边聊。这种说法 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夏衍虽然是公开身份 的共产党员，但也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 韩练成观剧后以艺术爱好者的身份与他交 流，很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夏 衍虽从不喝酒，但也不反感陪人喝酒，正 好听韩练成“酒后吐真言”。当然，韩练成 可能也正有意这么做，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彼此有充分的信任了，才可能有所谓的 “君子协定”。 夏衍的两位至交好友田汉、洪深都是 “酒豪”,他则“滴酒不沾，喝一小杯绍兴酒就会头 昏眼花” 自然，夏衍与韩练成的交往必定要向 同在桂林的李克农以及远在重庆的周恩来 汇报，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韩练成未必与李克农、周恩来有直接的交往、联系。 这是因为： 第一，李克农在桂林的身份是公 开的，时有特务监视,韩练成直接与之交 往很不安全。而夏衍虽是公开身份的共产 党员，但毕竟是个文人，交往的人物三教九 流都有，韩练成与之接触反而不醒目。 第 二，韩练成是国民党军中有相当身份地位 的人士，他靠向中共的意图是什么,中共需 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考察。 第三，韩练成由 敬重共产党到完全倒向共产党，恐怕也有 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这个时间也许不 短。 夏衍在致邓小平信中说，他负责联系 韩练成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九年到四六 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由此可以 引出的一个推断是：根据中共隐蔽战线的 一般通则，在韩练成这个秘密关系启用之 前，他很可能就是韩练成的单线联系人。 夏衍可能直接向周恩来、董必武负责，至多 经过潘汉年的转折。1945年上海光复 后，夏衍在上海逗留过一段时间。他与韩 练成的关系也许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正式交 接给上级有关领导的。 陈士榘将军在其回 忆录中有一段关于韩练成与董必武在上海 接头情形的精彩回忆。或即是夏衍交接其过渡形态工作，中共敌工部 门正式策动韩练成起义时情况。韩是密级 非常高的潜伏人员，很可能由周恩来直接 控制启用时间。 韩1946年在海南领军“剿共”,由于未 到合适的启用时间，周未便告知海南中共组织这 一核心机密，结果韩差一点丧命于冯白驹的琼崖 支队之手。在莱芜战役时，周恩来也是在战役打响前不久才向华东情报部门通报了韩练成的身 份消息。 1940年3月，韩练成作为第十六集团军 副参谋长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时， 曾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座位相连，相谈 甚欢，但韩未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连在叶剑英的面前也口风只字不露，这说明 韩是非常谨慎的。 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如果不 预作充分铺垫，韩不大可能直接找周恩来作什么 沟通、联系工作。 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夏衍从事隐蔽战线 的工作并非一时的客串，周恩来对他具有 高度的信任。 夏衍交接了韩练成的关系后，两人便 再无工作上的联系。不过，在“民主人士 大营送”期间，命运还是让两人又有了一 个短暂的交集。 莱芜战役后，根据韩练成 自己的要求，他重新回到南京从事策反、起 义工作。但他的活动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方 面的深刻怀疑，继续潜伏国民党内部已极 不安全。 1948年底他也脱身来到香港，还 是单线联系了夏衍。潘汉年、夏衍极隐秘 地安排他和郭沫若等同船离港，未引起任 何人的注意。夏衍回忆文章中提及的“一 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见前引),当指韩 练成。 此后，夏衍、韩练成同在革命阵营，却 似乎没有任何的来往了。双方甚至都很谨 慎地不提及对方，可谓惜墨如金。这是中 共隐蔽战线特有的纪律?还是别有不能公 开的情形(比如夏、韩交往中还有第三者仍在国民党阵营中)?个中情形后人已难 以揣度了。 不过在一些极其零碎的史料中我们还 是能够发现两位革命战友彼此牵挂的些许 消息。 胡绳的一段回忆可以当作夏衍与韩练 成关系的重要旁证。 1948年，胡绳在由香 港前往河北平山的路途上，邂逅了一位 “老张”。较为熟悉之后，胡绳得知这位 “老张”即韩练成： 韩练成和我在谈话中还提起他认 识的文化界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夏 衍和几位进步的电影界人士。 我说： “你的故事，可能会引起电影界一些 人的兴趣。”韩练成木然地望着对面 酒铺的高墙，他显然在想念着留在南 京的夫人和子女，在大时代的激浪中， 他的家庭安危如何呢?会不会成为一 个悲剧呢? 胡绳猜想韩练成在想念自己的家庭， 不过根据这段对话的上下文，韩练成所想， 或许还有其他的事情。 而在歌唱革命事业凯歌行进的时候， 夏衍不经意间也流露了对韩练成特别的关 注。 1949年9月8日，他在《新民晚报》上 撰文赞颂程潜、陈明仁、唐生智起义的时 候，忽然将时任“兰州军管会副主任”的韩 练成与他们并称。 1985年，他又在文中 写道：“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即使是 国民党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 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 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 夏衍撰文的当年，在一般民间的舆论 中，韩练成的名声以及表面的贡献，似乎都 不大显赫，显然无法与程潜、陈明仁、唐生 智、傅作义、卫立煌这些人相提并论。但夏 衍的写作自有他的用意。他知道韩练成起 义是在没有任何外界逼迫情况下自觉地做 出的个人抉择。这种为了真理追求置个人 安危、荣辱(更遑论物质享受)而不顾的侠 胆豪情给予怎么高的评论都不过分。 韩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淮海战役中立下过 奇功的张克侠、何基沣，不过授少将衔), 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起义将领 中极少有人能够担任实职大军区副职的。 最后我们要就韩将军的哲嗣韩兢先生 的《隐形将军》的某些叙述略加辨析。 韩兢先生的著作当然是研究韩将军经 历最权威的参考文献，但他关于韩练成与 中共发生接触的时间、途径的记述恐怕都 有问题。 韩先生认为韩练成是在1942年， 通过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 主任周士观的女婿于伶的关系与周恩来直 接接上了头。 “于伶是周士观女儿伯理的 丈夫，时年35岁，是'国防戏剧’的大手 笔。……韩练成虽然没看过他的戏，但常常看他和夏衍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因 此断定他是共产党人。 韩认为，启用这一 条可靠的朋友、翁婿渠道，比任何一条现有 的、公开的途径都不留痕迹。历史证明他 的判断是正确的。多年来，几乎没有人说 得准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时候、什么 地点秘密和周恩来会面，并确定同志关系 的。” 我们所要辨析的关键是韩练成在什么 时候、有无可能与周恩来在重庆见面。 推敲起来，从逻辑上说，韩先生这段记 述想当然的成分太多。 一，不符合共产党 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韩练成如果这 样冒失地去寻求与共产党的联系，是很容 易送掉性命的。 二，在没有取得基本信任 的前提下，周恩来直接密会韩练成是不可 能的事情，并且在重庆周的目标太大。 三， 以于伶在党内的地位，有无权力将此信息 直接送达周恩来，甚可怀疑。 韩先生可能太低估国民特务机关的侦 查能力和共产党隐蔽战线处理相关事件时 的谨慎程度了。 周恩来如在重庆会见韩练成，当是对 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之后。但时间不容易 确定。 韩先生说“周、韩见面是在1942年6 月上旬”,这没有什么可能性，也证明韩 先生的推断大抵是出于个人想象。 1942 年5月底6月初，周恩来得知南委在江西 的组织被破坏殆尽，廖承志被捕。接下来 一段时间他全力应对这一重大危机(事情 结束后他还大病了一场)。坦率地说，这 是周恩来毕生在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所遭遇 的一场重大失败。 很难想象在这段时间他 还有余暇来与韩练成发展一段很可能完全 没有结果(甚至可能是陷阱)的合作关系。 夏继诚说韩练成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与周恩来接上的头，还和“王若飞、李克农见面多次”,更不太可能。 共产国际1943年5 月22日宣布解散，周恩来6月初即准备返 回延安(1943年6月28日他和林彪、邓颖 超一行一百多人动身离开重庆)。这期间 周不大可能亲自冒险去发展一个新的关 系。韩也不大可能在共产国际解散后见到 李克农。因为李克农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就 离开桂林回到了延安，这时大概正和康生 一起“抢救失足者”。 韩也不大可能在1942年4月前见到 周恩来。1942年4月初夏衍到重庆时，周 恩来接见夏衍，表扬他在广州、桂林、香港 等地统战工作开展得好，“结识了一些国 民党军政方面的人物，如过去反共的林庚 白、国民党师长韩练成，都成了好朋友”。 根据这种说法，周恩来似乎还未与韩练成 发展出直接的、更为深入的关系。 因此，如果韩练成和周恩来有直接的 会面，较大的可能性是在1942年7月底 (周恩来病愈后恢复工作)至1943年5月 中旬(共产国际解散前)之间。 另有一种 可能是在1942年4月初至1942年5月 底。1942年4月，夏衍从桂林赴重庆前与 韩练成有所约定，韩在夏走后即寻机前往 重庆，并通过某种事先已有沟通的方式和 周直接发生了联系(借用周士观住处即在 此时)。 不过这种推测似乎过于戏剧性 了，并且好像高估了夏衍在中共隐蔽战线 的重要性与活跃程度。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周、韩并未在 重庆见过面，即便有所会面，也是在社交场 合公事一般的会晤，未必涉及敏感问题。 笔者揣测，陈士榘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提及 的韩练成与董必武在上海接头的情形，就 像是他与中共高层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如 双方已有充分的了解与互信，韩练成不必 摆出那么大的阵势，又利用白崇禧的公馆， 又重兵警戒，才得以与董必武会谈。这种布置虽有一时之效，但不无后患—-确有 后患：国民党特务后来果然对韩练成这次 行动产生了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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