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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亲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隐蔽身份潜入敌人的“心脏”，用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罗瑞卿 罗瑞卿立下“军令状” 1949年6月17日，0点40分，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刚刚结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送走与会人员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那里，北平市长叶剑英、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正等着这位日理万机、即将出任政务院总理的“国家大管家”来举行另一个重要会议。 周恩来进门后，马上把话题切入会议主题：“……再过半个月，就是7月1日了。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的第一个生日……届时，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共600多人出席集会，毛主席将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罗瑞卿问：“周副主席，会议在哪里举行决定了吗？” “已经决定了，在先农坛举行。届时中央领导同志将集中至中南海后齐往先农坛会场。” 罗瑞卿倒吸了一口冷气：从毛主席等领导人居住的香山到中南海再到先农坛，有相当一段距离，这将会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须知北平解放还不到半年时间，敌特势力尚未肃清，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对中共虎视眈眈，如果敌人派特务在香山至中南海和先农坛的途中搞暗杀、爆炸，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 周恩来凝视着罗瑞卿：“罗部长，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就拜托你们公安部了！” 罗瑞卿点点头，说：“明白！安全问题若出现差错，唯我是问！” 会后，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为切实保证“七一集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央已经通知中央社会部开通台湾方面的内线关系，搜集相关情报，这些情报将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公安部。 由大名鼎鼎的“红色特工”李克农执掌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是一个直属中央的独立机构，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在敌人内部安插内线。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反间谍工作方面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内线每被动用一次，就有暴露的危险。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规定，内线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这次为了做好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央显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李克农 机密被国民党特务察知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的周恩来忽然接到李克农的电话。李克农送来了一条刚刚收到的来自台北市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已经侦悉我“七一集会”的相关情报，有迹象表明，特务头子毛人凤正奉蒋介石之命，选派行动特工密赴北平行刺中共领袖。 台湾保密局方面是怎样获取这个机密的？这需要从当时居住于香港浅水湾的一位经历颇有些特殊的人物说起。 黄震遐，曾任东北军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军旅长，呼伦贝尔警备师少将师长。“九一八”事变后，黄震遐率部加入抗日名将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竖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七七”事变后，黄震遐转赴重庆，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家迁往香港，下海经商，成为小有名气的资本家。 黄震遐早在抗战前就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移居重庆后，又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来往关系，成为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常客。抗战胜利去香港后，他曾数次斥资购置大量西药、洋布、印刷器材等赠送中共方面，积极支持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后期，黄震遐受中共地下党委托，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各种关系，协助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进行工作，先后将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大律师沈钧儒、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三民主义同志会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诗人郭沫若、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等安全送往解放区。 中共没有忘记黄震遐这位朋友，周恩来在审阅“七一集会”出席者名单时，发现没有这位军人出身的资本家，当即亲笔添上了黄震遐的名字，并在后面以小字注明：此公系中共挚友，曾数次给我党重要帮助，可邀其来北平出席会议，并安排参观游览。 两天后，黄震遐接到了中共通过特别渠道传递到香港的邀请。他先是觉得意外，继而仰脸大笑：“哈哈！共产党有情有义，没有忘记我黄某啊！”他头脑里忽地闪出一个念头：我此次去北平，应当给毛泽东主席以及熟识的周恩来、叶剑英捎上一点儿礼物啊！ 于是，黄震遐按铃召来佣人：“你叫黄理援来一下。” 黄理援是黄震遐的堂侄子，也是他的贴身保镖。黄震遐把一份礼品单和一本支票簿递给黄理援：“你开车出去一趟，照这上面所开列的内容购买。之后，你再去一趟凯利特洋行，直接找斯特威总裁，就说我后天要搭乘他们洋行所租的海轮去天津，让他给我留一个两人舱房。” “伯父去内陆做生意？” “不是，我的目的地不是天津，而是去北平。”黄震遐把中共中央邀请他去北平参加“七一集会”的事对黄理援说了，又关照黄理援：“去订轮船舱房时，不要透露赴内陆的真正目的，就说是去看朋友即可。” 黄理援在到达凯利特洋行后，给女友彭淑璎打了一个电话，约定当晚8点在“俏玛丽咖啡馆”见面。这次黄理援要去内陆一段时间，自然要跟对方打一个招呼。彭淑璎是从菲律宾来香港打工的华侨，目前在一家英国人开的公司做杂工。 “阿援，你非去不可吗？” “是的。” “伯父去干什么，为什么非要你陪着不可呢？” 黄理援能够按黄震遐的吩咐将赴北平出席中共“七一集会”之事不向斯特威总裁透露，却没想到对眼前的这位女友也应该保密，所以，口无遮拦地说了。黄理援如果知晓他这个可爱的女友的真实身份和使命的话，多半会把她给活活掐死！ 原来，彭淑璎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名特务，三个月前接受上峰指令，以菲律宾华侨的身份来香港执行暗杀黄震遐的特别使命。根据毛人凤亲自审定的方案，她首先跟黄震遐的贴身保镖黄理援谈起了“恋爱”，待时机成熟后再伺机下手。却无意间从黄理援那里获得中共将在北平举行“七一集会”的消息。
毛人凤（中）与蒋经国（右） 毛人凤获悉这条情报后，如获至宝，当即前往蒋介石官邸紧急求见，提议派特工密赴北平执行行刺“中共五大书记”的特别使命。蒋介石当场写了一纸手谕交由保密局去执行。 李克农深知这条情报的分量，当即深夜求见周恩来。周恩来送走李克农后，随即跟正在外地出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通了保密电话。
杨奇清 专候刺客到来 罗瑞卿其时正陪刘少奇在河北视察，决定由在北平代替他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对侦查该案的一应事宜进行安排布置。政治保卫局将杨奇清交代的事情交由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该局侦查处处长李国祥负责。 李国祥对于如何完成上级交办的这一重要使命反复作了考虑，最后决定把这项任务下达给北平市公安局二处第一侦查队和第四侦查队完成。 侦查一队正副队长曹纯之、成润之回到北平市公安局后，先对在前门楼上架设电话专线作了安排，然后两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去分管地段作实地勘察。两人实地跑了一个来回，越看现场越觉得肩头上分量之重：从前门到先农坛这段路，路线长不说，而且人口稠密，环境复杂，马路大街两侧的大小胡同简直数不胜数，高楼大厦、各种店铺密布，几乎每隔三五米就有一个适宜于向领袖车队实施狙击的隐蔽点。 曹、成两人互相对视着，稍停，成润之缓缓摇头道：“老曹，这事憷头啊！这么个地段，这么个环境，这警戒怎么做啊？看来，我们得换个角度考虑了。” 两人仔细商议下来，决定了以下三条措施—— 第一，让前门外至先农坛沿途公安分局的侦查科警力全部出动，严格控制那些在北平解放后已经向公安局登记了历史身份中的那部分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中具有行刺能力的危险分子，对其中难以控制的重点对象则采取临时强制措施，拘留了再说，过了“七一集会”再让其恢复自由。 第二，责成前门外至先农坛沿途公安分局组织治安警察，下到街道跟居民委员会联手发动群众，密切注意外来流动人员的动向，严格做好在管段范围内外来人员的临时户口登记，凡是发现来历不明、证件手续不全的可疑人员，立即报告分局侦查科；对临时户口人员中被认为是可疑分子而又无法采取控制措施的，也可以采取特别措施，或令其7月1日前必须离开北平，或在“七一集会”当天限制人身自由至集会结束。凡拟采取特别措施的，必须统一报请各公安分局，由分局局长亲自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动员所有秘密力量和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重点注意从外地赴北平的特嫌分子或失踪后又露面的在逃特务。 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当场拍板同意照此实施。（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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