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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基础教育制度下，诞生出的优胜者大多被称作“做题家”。他们有着高度相似的特点：学习优异、竞争目标相似、永远处在忙碌中。但这群优胜者却陷入迷茫，逐渐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7月30日微信号“一席”刊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的演讲，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抢跑的代价 “杨抢跑”被视作神童。她三岁就能查字典、算加减法，小学阶段已掌握许多中学知识，凭借超前学习，她总是班里的“尖子生”。她也尝到了抢跑的甜头。在班级里，别人学新知识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复习。因为成绩好，她深得老师的信任，获得各种荣誉。 到了高中，“抢一步、赢一路”不再是她个人的制胜秘诀，多数同学都按下了超前学习的快进键。老师直接在课堂进行拔高与拓展。校外培训成了“生存”的必需。竞争环境大变，“杨抢跑”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不理解知识，只会套用解题方法，依赖培训机构的题海战术。 杨抢跑们为什么普遍地超前学习？因为他们的中小学正经历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试图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实际上，自主学习一定是训练后的结果。校内不断地减负的结果就是，学生在校内学不明白，只能去校外培训，学业负担被转移并且无形中扩大。 教育成了魔幻的大数据系统 整个教育系统被魔幻成一个大型的数据监测、侦探、挖掘、分析改进的系统。每个学生都穿上了电子隐身衣，老师们拿着电子诊断单给他开出有针对性的学案题目和训练册，再谨慎地预判他的位次。电子隐身衣也罩在每个老师身上，你的业绩如何。同时还罩在每一所学校的身上，学校今年的清北率怎么样。也罩在我们当下社会每一个人身上。 一个学生讲道：高三时，学校为多次大考平均排名年级前二十名的同学单独拉了一个群，鼓励我们保持优势、力争上游，微信群名是“人上人”。并告知，几个月后会再排一次名，将新的前二十名拉进群，掉出去的则自动退群。赢得“人上人”的名号，既让我骄傲，也让我惴惴不安，依据考试排名划分学生等级这一行为十分傲慢且冷酷，好像我们只是几百台考试机器中运行效率最高的二十台。 从学业评鉴到指标记录、发展诊断，再到自我诊断、自我表现，评价不断迭代优化。你会发现，每个孩子每一天都在被评价，各种成长手册，家长老师孩子每天都在繁密地记录。 大数据学情诊断系统在各大中学普及，学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每次考试的成绩曲线，以便找到提高成绩的最佳策略。在这个系统中，老师们不再是研究语文或者数学知识的专家，而是更多研究出题，琢磨着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在考什么。这种以数据和排名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形成了一种对“快”知识的追求，削弱了对知识深度理解和独立思考的重视。 此外，“优绩主义”——一种以绩效为主的选拔机制也在不断演变。早期，个人成就取决于智商和努力，而如今，家庭资源、学校资源的影响越来越大。教育变成了一场资源的角力和精细的分层。 套路的秘籍与代价 为什么学生提不出好问题，因为他们不断地在练习某种套路。套路为什么这么流行？最早进入套路的是老师们。套路的实质就是把一些知识型工作拆解成了操作型知识，将复杂的工作不断地标准化和程序化，再编成相关的学案和套路，让学生大量地去刷题。 这些套路是当年培训机构和重点中学的考题试卷和教案获得极大利益的秘籍。这背后是一种泰勒教学模式在盛行。泰勒模式不要求劳动者具备基本的智力，但是需要他有忍受单调工作的意志。泰勒教学模式也是通过细致的分工，把复杂的知识分解成最小和最简单的部分，再娴熟地连接起来，保证“快”知识的速度与准确性。所以学生才会说：一张卷子甚至刷十遍，掌握所有的知识点，花100个小时来做与花2个小时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学生说：复杂的理科题目，要迅速且准确评断要有什么原理、在考什么知识点。文科考试也要不断揣摩出题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因此我对此事的理解根本就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要揣摩出题人想要的答案。 甚至到今天，你问一个年轻人你是怎么想的时候，他会直愣愣地看着你：你想让我给你什么答案？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标准答案。因此，这一群中国基础教育生产出的最优秀的学生，逐渐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世界对他而言，只有对和错，是或非。也因此失去了直面真实世界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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