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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山泉51 2024-09-13 发布于广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觉是个人近期读来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内容言简意赅,又发人深省,忍不住就着原文写写自己的感悟。(涉及原文将用双引号标出)

首先,对于传统政治的态度,作者认为绝不可用专制黑暗四字,将中国历代政治的变化发展一笔抹杀。

综合整本书来看,作者是带着全局性的视角去看到制度的,特别强调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配合联系,强调制度之间的变迁发展。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制度”可能像一条从几千年前流到现在的河流,始终受着来源的影响。

“某一制度之创立,绝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绝不是无端忽然的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作者也很务实,他承认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都有它的利弊得失,而这要从当时的实际利弊来判定,由当时的实际影响而觉察出。

所以,制度之得失,必须知道此制度实施之期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

这就引出了作者的两个定义“历史意见”“时代意见”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了。”

在我看来,这里的历史意见,就是置身那个时代,亲身的感悟和体会,所以显得更有生命力和真实。例如中国历代名臣的奏议。

作者接下来的一段话特别让我记忆深刻,也让我感受到他没有因为现代的所谓“先进”,就否认历史上古人的智慧与光芒。

“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一项极该重视的材料。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得称为名臣,而他们那些奏议,所以得流传下,仍为此后较长时间所保留,所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便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

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

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又何尝不是在时光的变化下相互转化。

对于历史时期的公认意见,我们不该持一种蔑视或不假思索的态度对待,正如我们也不想我们今日的想法被后人直接批为封建愚昧。

只有能够正视过去的历史,认识到过去的时代局限性,才能够以一种探索的姿态,以一种平视的视角,看待过去制度的演变。

接下来,作者还说道“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修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

在后文,作者仍会不断提到人事和制度的关系。对于作者提到的“人事”这个概念,似乎在书中没有特别确切的定义。

在我看来,这里的人事,说得应该就是具体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体正在于人本身,脱离了具体的人谈抽象的制度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简单来说,同样一套制度应用在不同人身上,会有不同的效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的水土气候会养育出不同的物种,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生活的人也各有不同。

又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于微末,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朝代。

这种人,无疑是人中龙凤,是在尸山血海、枪林箭雨中历练出来的。其旺盛的精力和超强的决断力,是其人生经历、过往经验所塑造出来的。其政治威望,是一路征伐带来的。

所以,在特殊的“人事”下,他能够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废除了丞相,也就是将自古以来的政府“相权”,收入了“皇权”麾下。

初代皇帝朱元璋在位时,一切都是成立的,人事与制度相配合,政府能够顺利地运行下去。

可世殊时异,下一代皇帝、下一代代皇帝,不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初代皇帝。原因无他,他们出生于深宫之中,不再起于微末,不具备同等的“试炼”,自然也无法拥有初代皇帝的能力和威望。

于是,后代皇帝不再具备支配“相权”的能力,不再具备批阅无穷无尽奏章,做无穷无尽决策的能力。很简单,处于深宫中成长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生活有最真实的感知。

虽然在制度上,没有了中书省,没有了既往的“丞相”职位,但是在现实政治活动的实际需求下,使得“内阁”行使起了部分相权。

“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之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

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内阁慢慢地重了起来。

不过内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有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是由尚书兼(六部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

以上是我对书中关于明朝“内阁”描述的一些节选,大致说说明了其制度上的设计,与实际发挥功效的差异。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作者前文的说法,制度会随着实际不断地发生变化,制度也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明朝在“相权”的制度设计上,有其现实需要,但随着后世的发展,却变得越来越名不正言不顺,显得扭曲。

兼任内阁大学士的内阁首辅,按官阶来说,和其他六部尚书(户、吏、礼、兵、刑、工)并无差别,而其又在实施着传统领导政府的宰相“相权”(宰相在制度上就高于其他政府官员)。这就使得其在行使相权时,会受到掣肘。

所以,明朝的制度事实上在牵制着人事。

由于作者对“人事”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所以我也不确定理解得符不符合作者内心的想法。

作者在讲明了自己对制度的基本看法之后,开始为后文谈论各个朝代的思路,做了基本的叙述。

首先讲政府职权的分配,也就是政府组织。

二是讲考试和选举,也就是中国历来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

第三讲政府的赋税制度,这是关于财政经济如何处理的制度。

第四讲国防与兵役制度,养育此政府的是经济,保卫此政府的是武力。

其他诸如学校制度、教育制度等也很重要,但是由于本书是作者演讲内容略加修改、增补内容而成,篇幅所限,故没有展开。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心目中,删减到最删减,凝聚到最凝聚,一个朝代的制度所必不可省的内容有哪些。

政府职权分配、政权选举、财政、军事,其他。

在上述的四个方面中,事实上作者认为应先讲第二,再讲第一,但是由于求简洁易懂,所以先讲一,再讲二。

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是第一义。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竟如何分配,这已属第二义。

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

至于政府内部职权之怎样分配,这是政府的组织法,却并非产生政府的根本大法。”

这段描述让我以一个新的视角,思考自己的生活。也让我发现,虽然都是政府,可正因对其第一要义的理解不同,不同的政府也代表着不同的“人”。

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代表着其国民,而要看其政权面向哪些人开放。

理论上说,国家的主权在人民、在民众,该以人民、民众的意见为意见。但抽象的“人民”“民众”的意见,始终是句空洞的话。

如何来表达民众的意见呢?这是一个极其考验制度设计和人民素质的难题。

在如今“原子化”的时代,过往的一个个集体、组织,甚至是宗族、家庭,被拆分成了城市化中的一个个个体。

究竟该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和技术形式,来收到民众的“最大公约数”呢?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就能代表所作出的决策就是合理的吗?意见是贵在多,还是贵在精呢?

以英国脱欧为例,通过公投,英国正式脱欧。

对于这种涉及到国家发展前途,较为宏大的议题,普通人、一般人真得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关键信息作出合理的决策吗?我想这大概率是没有的吧?

甚至多数人可能连了解来龙去脉的意愿都没有,而仅仅是如往常一样,生活在自己可见可闻可感的“小圈子”里。

但是,如果依靠精英意见作决策的话,又如何保证他们能站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呢?

毕竟,奢求有超强能力的人,不追求个人的超额收益,而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本质上是一件要求奉献和舍己为人的事情。

精英决策,大众监督,也许是目前大多数政体都采用的一种模式。

由于我现在也在政府单位工作,我也深感决策平衡之难。就以“宠物公园”这个议题为例。

有的民众强烈要求建立宠物公园,认为这是先行先试,代表着现代化、先进的做法。

可另一部分民众不这么看呀?他们认为公园应该是方便人们日常散步的地方,宠物太多了,不仅会导致环境变差,更可能会伤害到老人小孩。甚至对于周边的民众来说,还会形成噪音污染。

双方各执一词,各有一帮支持者,在我们工作人员组建的群中展开了论战,最终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结果反倒把充当和事佬的工作人员给踢出了群聊。

这还仅仅是个不涉及到核心利益的、不痛不痒的小社会议题,那些牵涉到更多人利益的核心议题,都是想都不敢想要如何处理。

最后,还有一个想聊的感悟,就是关于政治制度的适配性。

“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

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向我们当前学术风尚,认为外国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不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

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唯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这也是我认为书中极其精彩的一段描述,不同的根上怎么可能长出同一种果子呢?

只有制度适配现实,而绝非现实迁就制度,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制度仅仅只是一种形式,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服务于该制度下的人民群众。

如果仅仅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为了制度而忽略现实,那才是真正的颠倒因果了。

正如当年选定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时,党内许多同志只会本本主义教条式地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

在大多数人,都还认为城市无产阶级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绝对的主要力量时。在大多数人的观念还集中于抢夺大城市,打集中会战时。

毛主席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古国,农民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才是这个国家的现实。

所以他能够修改制度来适配现实,才能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政策路线。

书的精彩内容还有很多,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变化解读,有对兵役制度的思考,有对清朝时期部族政权和以往汉族政权的对比。

毕竟是个人体悟,很多书中内容都没有提到,仅仅只把我印象较深的内容写了写,以后再翻阅这本书时,想必又会有许多不一样的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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