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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困挠的记忆 撰文/徐跃 近数十年来,相关人物的回忆录、自传与访谈口述大量问世，林林总总的回忆材料，不仅使得原先私密性的历史记忆浮出水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也极大满足了人们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不休的困扰。最典型的案例，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创作意图的解释带给人们的困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并下令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掉”，希特勒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焕发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强烈爱国热情，他不仅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并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创作了《第七交响曲》献给列宁格勒。从当时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的表现、表态、表述及当时人们对他创作《第七交响曲》的意图的感受和记忆，可以说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其是一首爱国的乐曲，所针对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对苏联的侵略。但时过境迁，肖斯塔科维奇在后来的回忆中却出现与他本人当时及整个时代与世界的认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创作的《第七交C大调列宁格勒交响曲》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他说“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指斯大林）”。（《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这一惊人回忆出自肖斯塔科维奇本人，所以，它不仅为研究肖《第七交响曲》的音乐史家撒下了“疑云”，也成为困扰研究二战史的史家们的问题。有一次看到一个《蔡美彪访谈：关于1949年后陈寅恪的一些史实》。在这个访谈里，蔡美彪讲道：1948年，傅斯年让陈寅恪去上海，到南京，然后到广州，最后目的地是台湾。他留在广州，发脾气说：“把我当什么了，想把我弄到台湾。”关于1949年陈先生的去留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存在许多争议。当年在兵荒马乱之中，陈寅恪曾托人带了一个箱子去台湾，但里面都是不值钱，非贵重物品。我以为，这说明去台湾只是在他头脑里闪过的一个念头，而内心或真的是没考虑去台湾的。至于他不去台湾的原因有很多，以他客家人崛犟的性格，不愿去台后被傅斯年控制或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觉得蔡美彪先生的记忆显得过于“鲜活”，让人想起《史记》里为烘托气氛的对话。以陈先生的修为，这种话并不像是出自他之口。还有此话的出处在什么地方？他是否在场或听别人转述？均未见蔡先生明示，这使我们不得不用审慎的眼光去看待这类说法。与此相类的是我国著名翻译家罗稷南先生的回忆，说是他问毛泽东：“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可以说，这是一直萦绕在一些知识人胸中的问题。“迷”一样的问题，居然早就有“谜底”，这不能不使人对提问之人的胆气与睿智敬佩不已。毛泽东的回答，让人愿意相信，又使人不能相信是完全真实的。然而，这毕竟是他亲自聆听的事，而且，它既符合人们的推断与猜想，也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脾气。但难道在场的人都没有作日记的习惯？相对而言那代文化人常有私下记事的传统，而主席的话更是不应该漏记的。难道不应该欠缺的当时人的记载还没有被发现？鲁迅曾说，如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当了皇帝，老朋友如他也会掉脑袋。“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会不会是从鲁迅自己的话里演绎出来的故事?我多少是有点怀疑的。历史学者手中的史料如同律师递交给法庭的证据，必须经得起检验，否则就不能成为论据。以上两种说法作为传闻可以，但作为论据尚缺乏相关的证据。在法国学者诺拉看来，“记忆具有奇妙的情感色彩，它只与那些能强化它的细节相容；记忆的营养源是朦胧、混杂、笼统、游移、个别或象征性的回忆，它容易受各种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回忆要牵涉个人的主观、断判等许多因素。同时，回忆性的资料，因为事隔数年甚至数十年，难免出现“模糊”“走样”和“失真”问题。爱伦堡在晚年写回忆录时，一开始便写道：“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迫，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黯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记忆是否可靠？”的想法不仅困扰着回忆者，也深深困扰着研究它的人。回忆录是产生于人对自身经历的记忆本能的记述，记述就是“讲故事”。埃里克·方纳认为：“所谓故事，既是一部由真实事件组成的历史，又是一种创作。”与文学的创作不同的是，史学 “创作” 的想象力是受到史事和证据限制的。《唐吉坷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戏语，他当初曾想把唐吉坷德送来中国，因没路费而作罢。作为小说家塞万提斯自然有权作这样的戏语，发挥令史家羡慕的毫无根据的想象力，而作为史学工作者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考证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是否带足了路费。黄仁宇曾对史学家的“创作”想象力受到的这种限制深有感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回忆录作为一种史学“创作”，想象力是理应受到压抑与限制的，但现实生活中不乏将二者颠倒的事例。所以，钱钟书曾用略有几分夸张的语调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像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钱氏强调的是人性的狡狤不可信，针对的是“意识”层面的弱点。斯特雷奇说：“很多人想作自白，但很少人能做到。” 而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中借作家之口说：“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 这从另一个层面指出了回忆存在的缺陷。他们的洞见，不仅提醒人们在面对“过去”与“往事”时，如何历史性地认识自身，同时，也提醒了人们在阅读、使用这些回忆时须以历史的眼光审慎对待人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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