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缔造大中国

历史上的中国，核心统治区往往是汉人地区，主要在长城防线以内，特征是较高的人口密度、精耕细作农业。自战国以来的汉地政治结构，都是皇权之下由科层制、多层级文官政府进行“编户齐民”式统治，长城防线、人口的增长（密集）、精细化农业，也都是从战国开始出现的。

在人类的古代历史中，汉地的政治模式非常特殊，在世袭皇权之下，它排斥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割据式统治模式（当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如从刘邦的分封诸侯到汉武帝削藩。再后来的魏晋士族、北朝隋唐高门，都是皇权政治下的“变态”产物，和真正封建贵族的距离还有很远）。

在其他的人类古文明里，从来都是“封建”因素压倒“官僚制”因素——我不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山不容二虎、有你没我的排斥关系，它们可以共生共处，所以还要考察它们占据的比例。

这个封建制的特征，未必是如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那套特定仪轨，其本质是贵族、王公对领地的世袭统治权力，同时他们可以承认更上级（皇帝、万王之王、大君等等不同称呼）的世袭统治权，以贡赋、劳役、军役等表示臣服与从属，但仍保有自己的世袭领地。不同等级的世袭权力的兼容并存，大政权下面可以有小政权，是广义“封建制”的本质。

现在学界流行“帝国”这个词，给它的定义是：包含各种不同文化族群的复合政治体。在传统时代，“封建制”是“帝国”权力体系最主要的构成方式，两者难以截然分开。在跨文化和文化杂居地带，哪怕是体量较小的政权，也会明显地表现出多元“帝国”特色；而在相对广阔且文化同质的地带，政权的多元特色就不太明显，除非它扩张得非常大。这也是一种相对论的概念。

欧洲17世纪前半期的“三十年战争”，被认为是帝国和封建制衰微、民族国家兴起的开端，西欧从此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并逐渐影响全世界。但我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民族国家”，任何人群都无限可分，也可以继续同化；从封建制帝国走向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本质上是接受既成事实原则，而且大多数是战争的结果。

17世纪之后，中国、西欧之外的地区，尚未走出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尤其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官僚制政府更难发育，封建贵族统治模式更加稳定。欧洲殖民政府也比较擅长利用殖民地原有的封建权力体系，降低统治成本。

那些和殖民政治相结合的封建贵族制度，一直可以延续到二战结束之后，部分被新兴独立国家的民主改革运动终结，还有一些披上了西式制度和“照顾少数族群”的外衣继续存在。我在游历北印度和巴基斯坦期间，对于听到的这方面的地方性知识感到很新奇，因为这是外界长期忽视、无视的领域。

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国大党政府在喜马拉雅地区剥夺当地封建领主、寺院世袭的特权，建立起现代官僚制政府，属于印度版本的“民主改革”。这些可能还没有太多学术研究著述，只存在于当地山民的记忆和讲述之中。

再插一句。现在有些中国学者对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方式很赞赏，认为充分尊重了本地族群的自治和文化传承。但从我在南亚的见闻来看，这套狡猾的统治方式保留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种姓身份隔阂，以及贫富高度分化、赤贫人口极多的社会结构，也保留了大量落后腐朽的习俗和习惯法。而作为反例，在经历过苏联统治、社会主义运动的中亚世界，社会的贫富均等程度、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和世俗文明程度，要远远好于南亚。

传统、独特性这些概念，在现代文化人的语境里似乎都是正面的，但它们并不天然等同于多数人的美好和幸福，反而往往是自由、法制、人权的对立面。如果能看到真实的草根世界，许多书斋里的理论架构可能都站不住脚。

回到中国。在长城线以内，官僚制、编户齐民的治理方式显示了统一政治体的存在，不容易产生争议，但在长城线之外，以及西部、南部诸多没有长城的边疆地区，原住居民多数并非汉人。在很多西方学者眼里，这就不属于“中国”政治体了，由此提出为现实服务的命题：这些地区的现实动荡，必然是追求“独立建国”，必然有历史依据。

这种思维的漏洞在于，它把汉地的历史独特性当成了判断政治体的法理依据，而按照这种理论预设，除了汉地的“中国”之外，地球上几乎就没有第二个有历史法理依据的政治体了，因为没有第二个能达到汉地传统“编户齐民”统治程度的地方。

如果回到封建世袭制为主流的古代社会普遍游戏规则中，传统中国疆域直到现代的连续性，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往往都在汉地（即使是非汉人建立的王朝），它们对长城线以外或者非汉人为主的地区的统治权，主要表现为“封建制”权力结构。

主要表现是：地方领主如王公、土司的世袭权力得到朝廷承认，而他们也必须为朝廷承担贡赋、军役等义务；地方领主家族内部发生纠纷时，要接受朝廷（或地方官府）的判决；他们遇到外敌威胁时，可以向朝廷请求军事援助。王朝出于边防安全的考虑，可以在世袭领主的辖区驻扎军队，并征收相关赋税。

拉铁摩尔最早论述过中国对边疆地区的封建制管理模式，他称之为“边疆封建制”，参见其《边疆史研究论文集》。这个论点一直没引起学界注意，几乎尚未见到对它的讨论，更不用说深化研究，颇为可惜。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封建制”所能统治的区域经常变动循环，汉唐鼎盛期可以包含西域。但即使在武力不振的宋朝，这种统治原则也从未消失，在南方边疆仍有用封建制管理的当地势力。

从上述的标准来看，清代从乾隆时期开始在新疆的治理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制”水平，已经加入了官僚制的诸多因素，这也远远超出了汉唐朝廷对西域绿洲诸地方政权的治理程度。还有西方学者用“朝贡体系”来描述中国朝廷与周边非汉人小型政权的关系，这个概念侧重朝廷礼仪表象，及其遮蔽的互惠贸易本质；它也侧重描绘了传统中国政治架构与其他人类社会的不同，使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疆域沿袭显得过于“特殊”，似乎缺少法理依据。

我认为，“朝贡”概念有意义，但如果只看到它而无视“封建”层面的政治关系，就走上歧路了。从中央朝廷的管制程度来看，“封建”政治关系要比“朝贡”关系管得更多、更紧密，比如中央驻军的权力，地方政权为中央提供军事服务的义务，以及中央对地方领主家族的管理权，等等。比如，清代康熙时期对西藏的管理，乾隆时期对新疆的管理，都远远超出“朝贡”关系的范畴（有些甚至超过“封建”关系范畴，见前文）。

而对于更加外围的地方政权，如清代的朝鲜、越南，以及更加遥远的南洋、外葱岭诸国，平时虽有礼仪性的例行朝拜上贡，但中央在这些地区没有驻军，也较少干预其统治家族内部事务，可以说，这种关系达不到“封建”的程度，用“朝贡”来描述比较恰当。

但这种政治关系也在变化之中，比如，因为朝鲜发生的中日战争，因为越南发生的中法战争，中国朝廷都向当地派出了军队，如果战争中清廷一方胜利，它和朝鲜、越南政权的封建关系成分会加重，如果失败，则连“朝贡”的表面关系也难以维持了。

按照我的上述总结方法，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三重的，从内到外，管治程度也从重到轻，依次是：编户齐民—边疆封建—礼仪朝贡。和较早的朝贡关系研究者描述的编户齐民—礼仪朝贡两重关系比起来，处于中间层级的“边疆封建”制度，更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政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性，并且，和其他绝大多数人类社会（政治体）相比，中国也同步经历了从封建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历程，人类社会共性的一面展现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