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券门巷旧影
提起券门巷，老济南人都知道，过去济南有两条街都叫券门巷：一条是位于西关普利门里的券门巷，因为它在旧城西面，人们就称它为西券门巷；另一条位于旧城南门外的西南，故人称南券门巷。
60余年前，我就出生在南券门巷南头一个老户人家中。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我的祖母由豆腐巷（今东双龙街）迁居到这里，到1990年老屋被拆迁，我的一家前前后后四代人，总共住了七十多年。
这条小巷为何称为“券门巷”？听街上有年纪的人说，人们所以把它称为“券门巷”，这与这条街道相毗邻的山水沟铁箅子密切相关。原来，南券门巷是一条南北街，它北与正觉寺街相通，而街的最南头关帝庙后即为南圩子墙。顺着圩子墙根向西走十数米，便来到了“铁篦子”。所谓“铁篦子”，就是清朝末年同治、光绪年间，人们为了让每年雨季南部山区大雨之后突然爆发的洪水顺着涵洞排入山水沟内，在圩子墙上垒砌的拱形发券门。这种拱形发券门一共3个，每个门洞宽约4米、高约5米，各立有若干根茶杯粗的空心铁柱，“以铁栅代门”。这样一来，既可阻止行人穿过圩子墙，又可在山洪下来时让其顺利通过圩子墙。据1993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在“券”字的多种解释中，有一种解释是：券为“门窗、桥梁等建筑成弧形的部分，又叫'拱券’”。由此看来，这种拱形的门洞，人们称它为券门是“言之有据”的，而紧靠它的街巷也就顺理成章地称之为“券门巷”了。
南券门巷若与它相邻近的三和街、正觉寺街、朝山街等相比较．其名气虽然远远不如上述街道，但是由于它同样是一条古老街巷，因此其乡土文化积淀仍然是丰厚的。比如街巷内原有的罗祖祠和理门公所，都是济南独一无二的。
罗祖祠
南券门巷同济南旧城区其他老街巷一样，街上也有着诸如关帝庙、土地庙等数座大大小小的祠庙，譬如街上的关帝庙就有3处，当地居民都称它们为“小庙子”。在这些祠庙中，最为有名的便是罗祖祠了，它是济南唯一的一座罗祖祠。
罗祖祠位于南券门巷中段向西一个半截胡同中。它坐北朝南，有着宽敞的大门。进到门里，是一个约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院。院内正北便是祠堂正堂，正堂两侧为东西厢房。正堂内供奉的是罗祖。
罗祖为何许人也？人们为何把他作为神灵来供奉？
这话要从清朝初年说起。据传清代雍正年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患了头疮，无论梳辫或是剃发都疼痛难忍。为此，他十分苦脑，因而迁怒于剃头者，怀疑是剃工有问题，结果怒杀了几个剃头匠和负责剃头的太监。从此，剃头匠的地位日渐低下，那些剃头技艺高超的剃头匠，深怕被召进宫去，弄不好有杀头危险，惶惶不可终日，便纷纷逃离京城。当时，湖南有位道士名叫罗隐。罗隐，字志今，人称罗真人。当他听说此事后，可怜剃头人无辜受害，乃创造发明出剃刀刮脸、挖耳、清眼等器具，以及梳辫子之刷、通、篦、掏、解、顺等妙艺，并将这些技艺和器具一一传授给剃头匠们，使其入宫为雍正皇帝剃头、刮脸、梳辫。从此，雍正剃头梳辫不仅不感到痛苦，而且头疮日渐痊愈。雍正为此龙颜大喜，钦赐罗道士发明的剃头新器具曰“伴朝銮驾小执事”，天下剃头匠也因此得救，对罗道士感恩不尽。
罗道士（真人）死后。剃头匠把他视为剃头的祖师爷，奉为罗祖。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是罗祖的诞辰日，剃工都要赴罗祖祠前纪念，全国理发行业还为此放假1～2天。这个习俗一直沿续到1949年建国初期。
济南的罗祖祠建于何时，已无可靠的文献记载。据老人们讲，罗祖祠的建祠历史要追溯到有清一代。民国时期的济南理发业公会便设在罗祖祠内，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出版的《济南大观》记载，当时济南理发公会的会长为王永庆。
记得我在小时侯，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罗祖生日这一天，便见街巷里挤满了人。听老人们说，他们是济南全市的理发匠们。这一天，全济南的理发匠，无论男女老少，都一大早赶到南券门巷罗祖祠，摆好供果、牲品，来顶礼膜拜。一时间，无论是街巷内，还是祠堂内，都拥挤不堪，十分热闹。祠堂大院内，中午还摆上若干桌酒席，大家欢声笑语，划拳行令，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顿。理发匠们一年到头，从早忙到晚，难得有个休闲的时候。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大伙儿凑在一起，谁不想好好地热闹热闹！后来随着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历次运动的开展，这一祭奠活动也销声匿迹，罗祖祠遂成为街道居委会召开居民大会的场所，祠堂大院也沦为民居大杂院了。
理门公所
旧时在济南南关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在帮不在帮，去问聂鸿昌”。这里所说“在帮”，实际是指“在理儿”，凡是加入“理门公所”者都称为“在理儿”。而聂鸿昌则是解放前理门公所的头面人物，因霸道一方，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所谓“理门”，是我国明清以来一种民间宗教。又称理教、理门、理善会、白衣道、八方道，是无为教的分支。始于明末，清乾隆间开始盛行。创教者为山东莱州即墨人羊来如（也作扬莱儒，本名羊宰，教内称羊祖）。据教内传说，羊来如生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曾登崇祯癸未（公元1643年）进士。入清避世，云游天下，宣传反清复明思想。后入苏州岐山澜水洞修道。晚年以在理教名义下山单独传道“度人”。当时该教规模不大，社会影响尚小。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后，其六传弟子尹来凤在天津梁家嘴建立了“公所”，从此日见兴盛。此后百余年中，该教在天津，上海，北京，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及东北、内蒙古等地都很盛行。1933年成立了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全国在理教公所达3000个以上，男女信徒达几十万人。民国以来，由于纪律松弛，理门不断蜕化堕落，从搜刮百姓钱财发展到日伪时期投降日寇，危害百姓，成为民族败类，沦为成了一个反动的帮会组织。解放后，这个反动组织就被人民政府所取缔。理门教主张三教归一，不强调供奉偶像，只以拜观音、羊来如和尹岩生两位教祖，不供奉其他偶像；只烧檀香，不许烧线香。没有法器，只有葫芦、艾瓢之类。叩头称“下参”，其姿势与常人稍异。信徒可在家供奉圣宗像，每天下参53次；默念真言，或诵读《白衣观音神咒》等。领众号称出家人，实际上是老而无依，被认为有“道行”的信徒。做了领众即长驻公所，不再回家住宿。信徒有男有女，男称大众，女称二众；女领众称法师。在理教每年有三个节日：农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腊月初八，但一般只庆祝腊八。腊八“摆斋”，即信徒聚餐，十分热闹。事先广为捐募，届期公所要搭棚、悬灯结彩，举行一种名为摆斋的宗教仪式。在某一公所属下的信徒都要去“捧斋”。这一天还要“点理”（收新教徒仪式）、“放法”（选定下任领众仪式）、吃素席、舍“结缘豆”等，默念“观世音菩萨”5字“真言”，求福免灾。平时只准在心中默念，不许出口，据称如此即可“求顺”；遇到大灾大难则面向东南高喊三声，圣宗古佛即能闻声救难，可逢凶化吉。
“理门公所”是理门的管理机构。山东理门公所就设在南券门巷南首迤路南，万家茶馆的斜对过，券门巷的居民们都习惯简称其为“公所”。理门公所有一个约八九十平方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多间房屋，前堂供观音，后堂供羊祖、尹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教徒必须到堂中焚香礼拜。
山东理门公所的兴起、衰落始末，1934年出版的《济南大观》曾有概括的记载。据该书记载，山东理门公所始“建于清季，盛行于民国八、九年间。田中玉督鲁时，曾赠有匾额一方，曰“乐善不倦”，又经全体承办组织山东劝戒烟酒会，推行百零七县，公推顾祥符为会长，办理赈济、戒烟，劝戒烟酒事宜，成绩昭著，曾立石勒事，建于大礼堂内，一时烟酒界大受影响。法师任有福年高望重。新旧理门中人达于万众，嗣后任法师去世，顾会长辞职，该会职员改组不得其法，职员亦无就职……难乎不振矣。而每逢年之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阴历及月之朔望均有盛大斋会，每份斋资自两角起码，为法师任佩横、张钧、乙连三、邱凤阁、李清涛、何德顺等承办。”随着山东理门公所的没落，其所在地也渐渐沦为民居。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兴建正觉寺小区，理门公所旧址也被拆除，被一幢幢高楼所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