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块广告牌》海报 电影一开始，麦克多蒙德饰演的Mildred Hayes走进镇警察局对面的广告牌租赁办事处，里面的小伙子正在悠闲地读一本书，这时镜头特意给到了书的封皮，“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好人难寻》）。我们由此被带进了一个“好人难寻”的小镇Ebbing。 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是那本《好人难寻》的原著者，她作品里的荒诞与暴力和电影里的黑色幽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我看来，两位作者对暴力的态度才是解开这部《三块广告牌》的钥匙。 除了奥康纳之外，麦克多蒙德和密苏里是我眼中本片的另外两个题眼。体会麦克唐纳片中的人物塑造和地点设置，尝试揣摩荧幕背后的“文本背景”，是我在看完《三块广告牌》之后更感兴趣的。  好的电影通常都有一个好故事，观众会随矛盾的激化和解决，全程保持流畅的观影感受。而一些更好的电影，则会悄悄的把人物放在了故事的前面，到最后你关心的是人物命运，远多过于事件的解决，与人物建立起的深刻共鸣，是故事走进观众内心的真正结点。 奥斯卡获奖电影《三块广告牌》，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半年前深夜外出的女儿被奸杀身亡，半年后地方警局仍旧一无所获，愤怒的海耶斯决定租下高速公路旁的三块广告牌，展开一个人的战斗，她将矛头对准了失职的警局和警局局长威洛比。 这样一个经典的戏剧化开头，导演马丁·麦克唐纳其实有一万种套路，推进这个看起来像“秋菊打官司”的故事，然而他每一步都选择了逆着套路前进：比如说，作为最大反派登场的威洛比，在电影还没推进到一半的时候，几乎是“毫无征兆”的，自杀了。  对于习惯快速抓住主题，寻求“正义必胜”快感的观众而言，观看《三块广告牌》的过程，是在一次又一次“欣喜的失落”中度过的：马丁·麦克唐纳成功地给一个悬疑惊悚故事裹上了黑色幽默外衣，在螺旋重复式的剧情推进中，案件侦破没有丝毫进展。 一群人物的外相和内心则被抽丝剥茧地呈现出来，进而勾勒出一个小镇社会的微观生态。导演的目标原本就不在侦破一个案件，抓到一个凶手，而是上升到文学层面地去探究生活的真相：愤怒与善良重合的维度有多大，戾气到底能让我们走多远。 影片的案情始终没有突破，支撑《三个广告牌》故事推进强度的，是女主角海耶斯一股强大“怨气”。 在故事最开始，观众看到的是为女复仇的母性力量，通过前夫的登场，我们知道了米尔德雷德之前的生活有着家庭暴力的阴影，再往后，编剧才解释这位孤傲的母亲无法释怀的原因，是在女儿外出被害之前她曾随口诅咒女儿“希望你被奸杀”。 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世界充满着满腹的怨恨，海耶斯必须找到一个戾气的出口，小镇“无能”的警察局不幸成为她偏执报复的合理目标。 电影剧情的推进宛如剥洋葱般呈现了海耶斯的悲情人设，剧情并不纵向指向案件的解决，而是由她横向带出了一群充满戾气的底层人物。 与之最对应的角色是警局的警探迪克森，海耶斯的愤怒看上去无比正义，而满嘴脏话的迪克森表面上看就是恶的代言，无所事事又爱惹是生非，歧视少数族裔，歧视性少数派，几乎是”白渣“的代言人，然而随着情节推进，观众逐步感受到的是他”恐同即深柜“的脆弱、曾经也有梦想的单纯，他的戾气的恶，不过是一层虚张声势掩饰自己的伪装。  暴力真的是合理而有用的吗？ 就像在剧情上反复挑战观众的观影习惯一样，身兼编剧导演的马丁·麦克唐纳并不急于给出套路的答案，一方面它不遗余力的展现和歌颂暴力，就像海耶斯坚持的那样，愤怒很多时候是人生活和生存的动力，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动声色的呈现善的温情，他让这两种互相消解的情绪不停对冲，随时制造强有力的冲突，比如海耶斯在质问威洛比时，威洛比的一口鲜血吐到了海耶斯的脸上。  影片的结尾，当海耶斯和迪克森并肩上路时，他们早已彼此和解，并形成了战斗联盟：将满腔的怨气，发泄到另一个应该被惩罚的恶人身上。 真的要这样做吗？海耶斯的答案是：路还长着，我们还有时间做出我们的选择。观众和片中角色一样，有着自己开放式思考的空间。马丁·麦克唐纳是什么态度呢？ 也许有一句台词给出了答案：“不要愤怒啊，愤怒只会催生更大的愤怒“，这句话是海耶斯前夫傻白甜的女朋友说的，这大概是全片最黑色幽默的一笔私货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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