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黄巢残暴，却鲜有人知他还做了一件惠及后世的大好事。公元880年，这位出身平凡的山东商人之子，率领起义军攻占长安，建立大齐政权，震惊天下。然而，黄巢的功过是非，却远非表面那般简单。他不经意间拔除了一颗危害中国近600年的＂毒瘤＂，为后世带来深远影响。这＂毒瘤＂究竟是什么？黄巢又是如何拔除的？他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巢其人
黄巢，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出生于山东曹州濮阳县（今山东菏泽市濮阳县）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祖父黄沼以经营盐业起家，家中颇有积蓄。在那个时代，盐业经营被官府严格管控，黄家的生意实际上游走在法律边缘。这种背景或许从小就给黄巢种下了反抗的种子。
黄巢自幼聪颖过人，能文善武。传说他七岁时就能与祖父对诗，显示出非凡的文学天赋。在武艺方面，他精通骑射，身手矫健。这样的才能本该让他在科举考试中如鱼得水，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唐朝末年，科举制度虽然名义上给予了寒门子弟入仕的机会，但实际上却被世家大族把持。黄巢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试不第。有传言称，他曾在一次考试中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诗句，表达了不得志的愤懑之情。这句诗后来成为他起义时的著名诗句，也成为了他一生的写照。
连续的失败使黄巢对科举制度，乃至整个统治阶级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开始意识到，即便自己才华横溢，在这个被门阀士族把持的社会里，也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实现理想。这种挫折感和不公平感，为他日后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黄巢回到家乡后，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在经商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底层百姓的困苦生活。唐末年间，自然灾害频发，加上朝廷苛捐杂税，普通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黄巢在与民众的接触中，逐渐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为他日后发动起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公元874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这次起义如同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黄巢看到了时机已到，决定响应王仙芝的号召，投身起义大潮。他率领自己的追随者加入起义军，很快就凭借自己的才能在起义军中崭露头角。
黄巢的加入为起义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善于运筹帷幄，在战略上独具慧眼。在一次次战斗中，黄巢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不断扩大起义军的影响力。起义军所到之处，大批贫苦农民和流民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壮大。
然而，命运弄人。公元878年，王仙芝在作战中不幸阵亡。此时的黄巢已经成为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他临危受命，接过了起义军的大旗。在他的领导下，起义军士气大振，继续向唐王朝发起猛烈进攻。
黄巢深知，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攻占唐朝的政治中心长安。他率领起义军，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在公元880年攻占了这座帝国的心脏。黄巢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齐政权，给予了统治阶级沉重的一击。
然而，黄巢并未意识到，他的这一系列行动，不经意间打击了一个存在了近600年的特殊阶层——门阀士族。这个阶层长期把持朝政，垄断社会资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黄巢的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却在无意中动摇了这个根深蒂固的阶层，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埋下了种子。
门阀士族：中国古代的＂毒瘤＂
门阀士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600年的特殊阶层，堪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毒瘤＂。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这个阶层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门阀士族的形成源于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当时，外戚专权，宦官把持朝政，地方豪强趁机崛起。这些地方豪强通过兼并土地、收纳流民，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势力。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占据优势，还通过垄断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将自己的地位世代相传。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九品中正制＂，表面上是为了选拔人才，实际上却成为了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工具。根据这个制度，人才被分为九个等级，而评定等级的权力掌握在各地的＂中正＂手中。这些＂中正＂多由当地望族担任，他们往往会偏袒同族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使得高门大族的子弟更容易获得高评价，从而进入仕途。
门阀士族的兴起，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它严重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寒门子弟即便有才能，也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步入仕途。这不仅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其次，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教育资源。他们家中藏书丰富，子弟从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相比之下，普通百姓连基本的识字机会都很少。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大了阶层间的鸿沟。
再者，门阀士族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他们往往与皇权争夺利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南北朝时期，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指的是宋国的皇族刘氏与门阀世家豫州刘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等共同把持朝政。
到了隋唐时期，虽然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门阀士族的特权，但他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优势地位。例如，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影响考官的选择，或者通过垄断教育资源，使自己的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
唐玄宗时期，曾经颁布过＂崇尚儒学科目＂的政策，规定科举考试中要增加经义科目的比重。这本是为了选拔真才实学之人，但却被门阀士族利用。他们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教育优势，在这类考试中占尽先机。
甚至在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所谓的＂世族特权＂现象。一些特权家族的子弟可以不经过层层选拔，直接参加殿试。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了一些正直官员的反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门阀士族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政治生活，还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他们创造了独特的贵族文化，如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这种文化虽然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成就，但也助长了一种脱离实际的风气，不利于社会的实际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门阀士族虽然在整体上阻碍了社会进步，但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例如，北魏的崔浩就曾经力主均田制，试图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矛盾。然而，这样的个例并不能改变门阀士族作为整体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直到唐末黄巢起义，这个存在了近600年的特殊阶层才受到了致命打击。黄巢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其对门阀士族的冲击却是深远的。起义军所到之处，不少世家大族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们赖以维持特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网络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为后来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社会结构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黄巢起义：意外拔除＂毒瘤＂的历史进程
公元880年，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占长安，建立大齐政权。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不仅动摇了唐朝统治，更是无意中给予了门阀士族致命一击，成为拔除这一＂毒瘤＂的关键转折点。
黄巢起义的爆发，源于唐朝末年积累的深重矛盾。当时，藩镇割据，朝廷腐败，加上连年天灾，民不聊生。黄巢作为一个出身商人家庭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科举考试的不公，对门阀士族把持朝政深感不满。他的起义，虽然并非针对门阀士族而发，但却在客观上严重打击了这个特权阶层。
起义军攻占长安后，黄巢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他下令没收大户财产，重新分配土地，这直接打击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在长安城内，不少世家大族的府邸被洗劫一空，珍贵的典籍、字画付之一炬。这些典籍和字画不仅是文化瑰宝，更是门阀士族维持文化优势的重要资源。它们的损毁，使得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黄巢曾下令焚毁长安城中的族谱库。这个举动看似简单，实则意义深远。族谱是门阀士族证明自己血统高贵的重要依据，也是他们维系家族网络的纽带。族谱的毁坏，使得许多世家大族失去了追溯祖先的凭证，动摇了他们＂门第高贵＂的根基。
此外，黄巢起义还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躲避战乱，许多世家大族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难。这种流离失所的状态，使他们难以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些家族甚至就此衰落，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荣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洛阳的裴氏家族。裴氏作为＂五姓七望＂之一，在唐朝政坛上位高权重。然而，黄巢起义期间，裴氏家族遭受重创。据记载，起义军攻占洛阳时，裴氏家族的族人死伤惨重，家族藏书被焚，祖宅被毁。这场浩劫之后，裴氏家族元气大伤，再也难以恢复昔日的显赫地位。
黄巢起义还间接促进了科举制度的改革。起义之后，朝廷意识到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弊端，开始着手改革科举制度。例如，在选拔官员时更加注重实际才能，而非出身背景。这为后来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黄巢起义还打破了人们对门阀士族的敬畏心理。在起义军攻占长安时，不少平民百姓参与了对世家大族府邸的洗劫。这种行为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却反映出普通民众对特权阶层积怨已久。起义之后，门阀士族在民间的威望大不如前。
黄巢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却是深远的。起义之后，许多世家大族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荣光。一些家族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传统，主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例如，有些家族开始重视商业活动，不再固守＂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
此外，黄巢起义还加速了门阀士族内部的分化。一些具有远见的家族成员意识到，仅仅依靠祖荫已经不足以保证家族的长久兴盛。他们开始更加重视实际才能的培养，主动参与科举考试。这种变化为后来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黄巢起义对门阀士族的打击，还体现在文化层面。起义期间，大量珍贵典籍被毁，许多文人学士流离失所。这看似是一场文化浩劫，却也在客观上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文化资源的垄断。在此之后，文化教育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散，为后来宋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黄巢本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起义会对门阀士族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他的初衷是推翻唐朝统治，建立新的政权。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偶然性。黄巢起义恰恰成为了打击门阀士族这一＂毒瘤＂的关键一击，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开辟了新的道路。
科举制度：替代＂门第＂的新选材制度
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它不仅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更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充满了曲折和反复。
科举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隋朝。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设立了＂五经章句科＂和＂五经义科＂，这被认为是科举制度的萌芽。然而，当时的考试制度仍然带有很强的门第色彩，真正的寒门子弟很难通过这种方式入仕。
唐朝初年，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正式设立进士科。这一举措被视为科举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然而，在唐朝前期，科举考试仍然受到门阀士族的影响。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当时的考试题目往往涉及一些只有世家大族子弟才能接触到的典籍，这无形中给寒门子弟设置了障碍。
唐玄宗时期，科举制度经历了一次重要改革。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县学、府学和国子监，这为寒门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机会。同时，考试内容也有所调整，更加注重实际才能的考察。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门阀士族的优势。
然而，科举制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唐代后期，门阀士族又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科举考试。例如，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影响考官的选择，或者通过垄断教育资源，使自己的子弟在考试中占据优势。这种情况直到唐末才有所改变。
黄巢起义后，门阀士族的势力大大削弱，这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创造了条件。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下令废除＂荐举＂制度，使得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一举措被后来的王朝所延续，对打破门阀士族垄断仕途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令重新制定科举考试制度。宋代的科举考试更加注重公平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作弊。例如，引入了＂糊名＂制度，即在阅卷时将考生姓名遮盖，以防止考官徇私舞弊。
宋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更加重视实际才能的考察。考试内容不再局限于经义，还包括策论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这种变化使得寒门子弟更有机会在考试中脱颖而出。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例是，宋代出现了＂童子科＂。这是一种专门为年轻人设立的考试，旨在选拔有潜力的人才。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出身寒门的少年得以进入仕途，如著名的司马光就是通过＂童子科＂入仕的。
宋代科举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它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私塾和书院。这些教育机构不仅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学习机会，还推动了文化知识的传播。
然而，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为了应对考试，出现了大量的应试文字，如＂八股文＂。这种文体虽然在考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却被批评为束缚思想、阻碍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制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同时，它也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不同于传统的门阀士族，他们更加重视个人才能和学识。
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它不仅改变了选官制度，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从隋唐的萌芽，到宋代的繁荣，再到明清的定型，科举制度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尽管它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毫无疑问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旧交替：门阀士族的衰落与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变革的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层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门阀士族这一曾经显赫一时的特权阶层逐渐衰落，而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阶层则逐渐崛起，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这一过程既是渐进的，又是不可逆的，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
门阀士族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黄巢起义对他们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在唐末五代时期，一些世家大族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山东曲阜的孔氏家族，作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后裔，即使在动荡时期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基于血统和家世的优势逐渐被削弱。
宋代是门阀士族衰落的关键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新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通过和平方式收回了藩镇节度使的军权。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打击了许多依附于藩镇的世家大族。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更多入仕机会。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更加注重实际才能，如＂策论＂科目要求考生对当前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见解。这种变化使得那些真才实学的寒门学子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例如，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是凭借自己的才学在科场上崭露头角，最终成为宰相。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宋代出现了＂辟举＂制度。这是一种由在职官员推荐人才的方式。虽然这种制度容易滋生裙带关系，但它也为一些有才能但在科举中失利的人才提供了入仕机会。例如，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就是通过＂辟举＂进入仕途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入仕，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这个阶层不同于传统的门阀士族，他们更加重视个人才能和学识，而非家世背景。士大夫阶层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精英阶层的重大转型。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独特的现象。例如，＂科举家族＂的出现。这些家族虽然出身寒门，但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培养出了多位进士。河南商丘的范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北宋到南宋，范氏家族先后出了20多位进士，其中不乏名臣如范仲淹、范纯仁等。这种现象反映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家族传统也在发生变化。
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也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变革。他们更加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强调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这种观念影响深远，塑造了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然而，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常常面临来自旧势力的阻挠和排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名相寇准的经历。寇准出身寒门，凭借自己的才能一步步升至宰相之位。然而，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他被罢官。这个故事反映出新旧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
随着时间推移，士大夫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到了明清时期，他们已经完全取代了门阀士族的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古老的世家大族通过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成功实现了转型。例如，前文提到的孔氏家族，就通过积极参与科举考试，保持了家族的显赫地位。
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一些出身寒门的士大夫，在功成名就后也开始注重家族传承，形成了新的＂士族＂。这种现象反映出，即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家族荣耀的追求仍然存在。
总的来说，从门阀士族到士大夫阶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精英的构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一转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角色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