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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4日，第三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论坛”于北京大学朗润园采薇阁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文本与世界”，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联合举办，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批评理论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联出版社、天津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的相关问题作了精彩的发言。
本次论坛于上午9:00开幕。首先，贺桂梅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发言，她介绍了理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研中的位置以及北大中文系的理论研究现状，表示了对本次三家机构合办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的大力支持，向来到北京大学参加会议的诸位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艺和文化理论研究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了创造性更新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并提出要立足中国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接下来，刘方喜代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发言。他介绍了三家合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论坛的由来，强调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学术活动坚持办下去、提高影响力的初衷，并表达了对更多新朋友加入、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的美好希望。
刘方喜
最后，鲁太光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发言。他指出，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三匹马”正按照各自的节奏分头跑，没有形成合力。他表示希望通过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论坛扭转这一局面，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开幕式后，论坛在三位专家的主题报告中正式拉开序幕，由蒋洪生主持。
鲁太光的报告以《马克思为什么批评欧仁·苏》为题。他指出，《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专门讨论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篇幅多达89页，是马克思完整的文艺理论论著。鲁太光将《巴黎的秘密》与雨果的《悲惨世界》对读，指出《巴黎的秘密》是非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是一种虚幻的形式，它对穷人命运的反映具有虚幻性，美化和包装了现实。鲁太光指出，马克思的文艺思想需要分阶段来考察，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正确地关注现实的人，要求从宗教和思辨哲学中将人解放出来；而欧仁·苏不仅强调绝对精神，还表现了封建价值观，其作品成为了双重倒退的结果。贺桂梅以《文本场域与21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为题作了主题报告。她指出，文本并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范畴，而是语言学转向以来形成的理论谱系。文本的理解和运用是学生和文学研究者面临的困境，我们需要关注文本的现实叙述并建立一个意义的表述群，以构建出具有关联性的主题。贺桂梅认为，将文本理解为绝对开放或绝对封闭都不妥当。尽管文本是开放的并不断构造出新的意义，但是文本仍有它特定的场域。在21世纪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将文本置于文本场域内，探讨文本与现实、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准确和深入地把握21世纪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刘方喜以《“机器论片段”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观》为题发言。刘方喜探讨了自由时间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围绕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讨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工艺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的三层框架。他认为，“意识形态阶级”是剩余价值与自由时间的“阶级形态”，并探讨了AI自动化时代出卖智力的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现象。最后，刘方喜指出，仅有技术革命不足以自然而然地带来美好的新世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是必需的。论坛的第二场主题为“物质生产、科技革新与文化变迁”，由刘方喜主持。秦兰珺以《论对话机器：新拟像生产及其后果》为题发言。她对比分析了鲍德里亚与德勒兹的“拟像”概念，认为在探讨AI时德勒兹的理论更为适用，并借助古希腊哲学文本如《高尔吉亚篇》《政治篇》与德勒兹的理论文本相对照，深入阐释了“拟像”概念。秦兰珺指出，ChatGPT能够统计哪些词最有可能跟在哪些词后面出现，因此ChatGPT生成内容的机制与人有着显著的不同，它对各个领域的精通也只是大语言模型与大数据统计制造的“拟像”。
王肖帆的发言题目为《AI智能时代艺术生产的主体性困境——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她认为，AI艺术生产的前身是计算机艺术，其产生于艺术家与机器的交互关系，既需要机器的支持，同时也需要艺术家的审美积累。随着算法的升级，人机关系逐渐弱化， 在人工智能时代，AI能够直接生成艺术作品，艺术家的主体性受到冲击。王肖帆结合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指出AI艺术生产中的主体性困境是资本提高有机构成、追逐利润过程中的历史必然；人工智能虽然具有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但其缺少了生产、生活实践。
崔柯的发言题目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作品——以互文性为视角》。他探讨了互文性概念的起源和演变，指出在克里斯特娃那里，文本是一种发生在主体内部的、堪比政治革命的实践。根据这一主体革命的维度，他进而指出，有意识生命活动以及生命活动的无意识（潜意识）把人同AI区别开来，并化用本雅明的话语指出，“艺术创作的原创性标准失灵之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也就得到了改变。它不再建立在形式/语言以及观看/阅读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即建立在人类感性解放的根基上。”
魏然以《作为南方认识论关键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题作了发言。在引言中，他从墨西哥工会领袖隆巴多·托莱达诺的访华回忆入手，触及了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比较的幽灵”。接着，魏然讨论了上世纪中叶开始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界对中国和东方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新讨论，这些讨论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谁是革命主体的战略性问题紧密相连。魏然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拉丁美洲的生命既是对现有知识结构的批判，也是解放性的知识生产策略，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亚洲与拉丁美洲是如何分别嵌入全球历史-结构的异质性权力模式并构成不均衡的联动发展，从而以“南方认识论”的维度去瓦解欧洲中心主义主导的知识体系的全球垄断地位。
叶青的发言题目为《重审马克思论喜剧》。他剖析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论述中的喜剧理论，认为喜剧不仅是丑的否定性因素，更是人更高的肯定，反映了历史从旧制度走向新制度、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动力。他认为，喜剧揭示出一种姿势，并最终指向普遍性的出场，喜剧中的悲剧性因素可以基于辩证法得到理论改造，并通过幽默的批判性距离动态定位当代的历史坐标。最后，叶青分析了后革命语境下喜剧的意义，认为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历史叙述最终证明为闹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喜剧在当下无法复现；但另一方面，幽默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维度，有助于人们认识“视差性的真实”，不可被剥夺。
汪尧翀以《摇晃的现实主义：本雅明<巴黎通信>中的库尔贝问题》为题发言。他介绍了本雅明的两封巴黎通信，指出本雅明未发表的第二封通信表面上是讨论绘画与摄影的关系，实则是以法国艺术史的角度介入表现主义论争。汪尧翀认为，库尔贝的《海浪》体现了绘画对摄影主题的发现，力求打破剧场性与入迷状态；《海浪》的大量复制也体现了库尔贝通过对艺术媒介的反思来达致艺术的政治性表达。如此，本雅明的讨论便超越了法国艺术史的领域，而与布莱希特对“科学”的讨论及其现实主义文论勾连起来。
冯巍的发言题目是《重绘“第三种文化批评”：德怀特·麦克唐纳与美国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她指出了文化批评的三种立场：否定性批判、后发性解读与建设性批评，并将纽约学派定位在建设性批评的坐标上。她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传播过程及其与纽约学派的关系，并介绍了美国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与纽约学派的交往与通信情况，最终阐明了纽约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发挥的不同文化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抵抗物化倾向、反对文化成为维护现状和操纵民众的工具，追求否定性的批判价值；纽约学派则旨在通过对美国文学和美国精神的重塑来构建美国人新的主体性。
初金一以《格奥尔基·达涅利亚电影<护照>的移动美学》为题发言。他介绍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着重分析了电影中的“签证”意象，认为签证体现了一种双重性：它一方面允许人出境，但又是有意识地限制出境的产物；它将人简化为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在电影中，交通工具被呈现为一种对时间的社会管理办法，时刻表成为了被国家机器保护的、不可挑战的神圣之物。初金一认为，在电影中，不同人物对签证的态度和反应也反映了他们对待改革的不同态度，电影借此塑造出不同的改革人格，而最终哪些人能从改革中受益的问题引人深思。
初金一
吴辰宣以《阶级意识与日常生活：对阶级理论的当代反思》为题发言。他从当代左翼在文化上的发达与改造现实能力的不足谈起，对当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意识形态作了画像，并指出他们具有的无产阶级认同还不足以构成阶级意识。吴辰宣指出了非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两条路径：变偶然为必然、变意识为行动，并围绕黑格尔对“潜在”的论述说明了这两条路径的可行性，但又通过黑格尔哲学中的“回忆”概念点出了新旧意识辩证运动中的沉重历史包袱，指出了非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难度。
谢俊以《孤独个体与“集体”“团结”：对杰姆逊的“民族寓言”的第一个积极辩护》为题发言。他从杰姆逊“民族寓言”的理论语境入手，分析了杰姆逊作为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实践对个人的原子化倾向的反抗，从而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文化革命，通过观照第三世界文学来反省自我意识。他进而指出，杰姆逊试图在第三世界艺术作品的解读中获得一种新的可能，即与资本主义的小说形式和现代主义的审美形式不同的美学表征。
王佳明的发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新艺术终结论”》为题。他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谈起，黑格尔认为哲学将取代艺术，而詹姆逊则认为19世纪后取代旧艺术的是现代主义，并占据哲学的位置。他指出，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艺术表达了追求崇高的企图，并为了这一目的超越艺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逼近不可再现的现实与总体性。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本质上对应的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化处境，即追求把握世界最终最广阔的总体性和无限性。但是对于当代读者而言，现代主义在消费社会及后现代主义中日益制度化、弱化、商品化，这恰恰使人远离而不是靠近总体性。詹姆逊将“理论”视为一种能够承续现代主义的事业，在后现代语境下切近总体性的话语形式。最后，王佳明围绕现代“理论”的写作形式与政治责任问题，对詹姆逊的“理论”观进行了反思。
张鹏瀚以《症候、怀疑与后批判的难题性》为题发言。他的发言考察了美国学界对批判理论的“深度模式”所做的批判，也即“后批判”。后批判理论认为，“深度模式”将去神秘化的文化批判误认为政治行动，也使文学批评丧失了生产性，成了对理论话语的重复。他指出，后批判实际上忽略了詹姆逊对风格与形式的关注、对理论的在地性和时效性的强调以及阿尔都塞本人对于“深度模式”的批评。张鹏瀚认为，问题不在于讨论后批判所谓“批判的限度”，而在于厘清理论话语以何种位置进入认识的生产，从而进入相应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深度模式”的症结不在于理论支配文本，而在于以文本为中心，让一切理论成为阐释学。而后批判实际上同自身的批评对象分享了同样的阐释学难题性。
吴飞以《传统与批判的辩证：解释学的传统之争再审视》为题发言。他从传统与理性之争、本体论与方法论之争这两个方面对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解释学论争进行了阐发，进而思考了传统与批判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按照利科的观点，传统总是试图将自身呈现为真理，这也是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论争的焦点，即伽达默尔将传统视为理解的基础，而哈贝马斯则为批判性反思赋予解放性的力量以摆脱传统中的病态因素。吴飞进而指出，伽达默尔揭示了传统的绝对性与普遍性，无疑有其正确性，而哈贝马斯允诺以批判带来解放，则涉及更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这也是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论坛的第五场主题为“文本内外：中国与世界”，由鲁太光主持。刘永明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本研究》为题发言。他介绍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文艺论著选本研究的诸种范式，包括大范畴模式、专题与主题论模式、关键词模式等，并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本的三种编撰方式，即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历史版模式、按专题内容编排的专题版模与兼有前两种模式的综合版模式。刘永明认为我们应当尊重前辈学者为后辈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材料和教材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并强调了理解和应用教材体系的重要性。
李国华的发言题目是《螺旋上升的形式与政治——吴组缃<一千八百担>释读》。他遵循严家炎教授的观点，将《一千八百担》定位为社会剖析派小说，对小说中的宗族文化、乡绅与佃农关系等社会性主题做了讨论。李国华将这部小说以生活的横断面展开明、暗双线叙事，并在第九节写到农民抢粮时双线汇合、达到高潮的形式结构解读为螺旋上升结构，并从主题、人物形象、讽刺意味等角度阐明了这种螺旋上升的形式。
艾士薇以《巴迪欧的中国新工人诗歌读解及其政治构想》为题发言。她介绍了巴迪欧研究的郭金牛与辛酉这两位工人诗人，重点分析了巴迪欧对《庞大的单数》与《我们这些鸟人》的解读，指出巴迪欧将中国新工人解读为“游牧无产者”，将其与移民工人等联系起来理解。巴迪欧挑战了传统的阶级分析框架，区别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游牧无产者，认为具有政治性的知识分子与游牧无产者应当团结起来朝着新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艾士薇指出，尽管巴迪欧的动机是进步的，但遗憾的是，他对中国新工人诗歌的解读充满了误读，其新共产主义的设想也具有空想的色彩。
王行坤以《文化革命：雷蒙·威廉斯与中国（1967—1980）》为题发言。他介绍了雷蒙·威廉斯自1966年退出工党后对中国文革的持续关注，分析了雷蒙·威廉斯对中国文革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与其理论观点的关系。他指出，雷蒙·威廉斯对民主的理解不仅包括政治民主，也包括文化民主，即大众普遍参与教育与传媒。从中国的经验中，雷蒙·威廉斯看到了人民打破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分界并参与到共同文化的塑造的可能性。王行坤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涉及经济的公有制与再分配问题，也涉及与生产领域相关的新意义的创造与价值观（即文化）问题，因此经济民主应当与文化民主相结合，群众应当参与到文化生产中来，并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出新的意义与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人。
所有与会学者发言完毕，由蒋洪生作总结发言。他向所有参会学者和会务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希望联合举办本次论坛的三家继续携手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中的经典问题与前沿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至此，本次论坛圆满结束。在这次论坛上，各位学者分别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方面的主题进行了发言，并针对发言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的学术创造力与凝聚力，也为与会学者继续推进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相信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合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论坛”必能成为具有标杆意义的学术品牌，壮大和团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的影响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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