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戍边记--江宁知府

1841年6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失利被贬新疆伊犁，朝廷诏书中让他“效力赎罪”。

接到旨意后林则徐随即出发，8月途经江苏镇江偶遇魏源，在短暂的会晤中林则徐将其在广东禁烟时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等资料交付于他，嘱其编纂《海国图志》。

8月途经河南一带，恰逢黄河决口、开封受淹，因河南巡抚牛鉴等人束手无策，道光帝遂谕令林则徐“着免其遣戍，即发往东河効力赎罪”。

于是林则徐就在河南主持抗洪抢险及救灾工作，一干大半年。

1842年3月，黄河大堤合龙在即，道光帝再次谕令林则徐“着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由于此前林则徐在修筑河堤时感染疟疾，4月份到西安后一病不起，直到8月病情好转才继续起行。

作为大清官场名人，各级官员自然知道林则徐扮演了皇帝“出气筒”和鸦片战争“背锅侠”的角色，也知道用不了不久很可能就会复出，所以大家都不敢怠慢。

8月11日启程离开西安之际，西安将军布彦图等陕西各级官员送于郊外，林则徐感慨之余作诗一首，题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诗中有两句流传甚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以此表达自己为国献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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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23日，在赴京一周年之际，于广东虎门的林则徐故居书写了这副流芳百世的对联。

1842年底，林则徐终于抵达伊犁惠远城，受伊犁将军布彦泰所请，负责管理粮饷、办理屯垦水利等相关事宜。

林则徐在新疆待了两年多，直到1845年复出署理陕甘总督。

在疆期间，他行遍天山南北，深入高山雪原与大漠戈壁，每到一处总会详细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气候等，并要求下属做系统性记录。

作为鸦片战争的亲历者，洋人的船坚炮利从思想上给林则徐带来巨大冲击，使得他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外部强国非常敏感。

早在广东期间，林则徐就通过阅读外国报纸等方式对中亚局势和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有所了解。

十九世纪中期正值英国与沙俄在中亚激烈博弈，整个南亚次大陆是英国的地盘，五个“斯坦”则在俄罗斯帝国的控制下，两大强权围绕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势力范围争夺。

尽管当时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仍处于窥视觊觎阶段，但林则徐认为俄国比英国更加危险，他向新疆官员提醒关于边塞安全的问题，还组织编撰了《俄罗斯国纪要》，向国内普及其扩张历史与政治文化。

陕甘总督府旧址，现为甘肃省人民政府驻地。康熙到乾隆朝中期陕甘总督驻地一直在陕西西安，但从乾隆中期开始，为了兼顾新疆防卫，将陕甘总督驻地迁移到了甘肃兰州。

时间来到1849年。

这年秋天，已担任云贵总督两年有余的林则徐回福建老家养病，途经长沙时，他派人邀请时年37岁、但仍是一介举人的左宗棠到湘阴柳庄一聚。

林则徐是从胡林翼那里得知的左宗棠，胡林翼担任贵州安顺知府时，曾向总督大人推荐道：“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

林左二人见面后，乘船到岳麓山下一个僻静的停泊处喝酒畅谈天下大事，一直聊到次日清晨。

左宗棠后来回忆称：“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正是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辛苦整理的资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林则徐以封疆重臣之身份向尚未有一官半职的落魄举人托付大事，足见其对于左宗棠之信任与器重。

1850年临终前，林则徐命次子代书向新继位的咸丰皇帝举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很可惜，这封引荐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直到1852年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存亡之际，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这才开启一世功名。

此后的岁月里，左宗棠仅仅用了11年时间即高升至闽浙总督，堪称官场奇迹。

1872年左宗棠筹建兰州制造局，培训了兰州第一批具有近代工业技术的人才。

太平天国末期，清朝陕甘一带爆发“回变”，向外波及至青海、新疆、内蒙古和外蒙古等数省。

左宗棠自1868年调任陕甘总督（当时的甘肃省含今宁夏和青海西宁地区），花了整整五年时间终于稳定局面。

然而举目四望，分裂威胁并未消除——自1864年起西域各地出现大量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

更让人感到忧心忡忡的是，拥有英国和俄国双重支持的阿古柏于1867年入侵西北，其建立的叛乱政权不仅获得英俄承认，还签订非法涉外条约，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都亲笔致信与其修好。

陕甘一带局面稳定后，如何处理新疆叛乱很快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财力去支撑大军西征，实在得不偿失。

左宗棠则认为，一旦丢失新疆，西北方向要么沦为英国势力范围，要么就是被沙俄鲸吞，无论如何都将失去边防屏障；到时边防兵力非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所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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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叛军训练射击。

1875年（光绪元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择机出塞平叛。

此后左宗棠用一年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当时左宗棠在大本营兰州建立了“兰州制造局”，从广州、浙江调来大批专家和熟练工人，为西征军修造枪炮。

1876年4月，大军正式出征——此时阿古柏距离控制南疆已整整十年，控制北疆也已四年之久。

战场方面，困扰清军的主要是后勤补给等问题，如果单纯从战力上讲，经历过太平天国历练的湘军精锐相较于叛军几乎是碾压性质的。

以收复迪化的战役为例，清军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一炮即轰塌了一处城墙，敌军瞬时大溃，清军则一鼓作气迅速进城。

今天的乌鲁木齐水磨沟区有个景区叫“一炮成功”广场，就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

左宗棠收复新疆发生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至三年（1877年）。

至1878年1月，西征军已先后攻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及和阗等地，标志着新疆除伊犁外的地区大体被收复。

新疆收复后（欠伊犁地区），德国技师福克曾到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西征部队的演练，只见军队纪律严明、军火枪炮操练得法，遂表示“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尽管其所言带有奉承的意味，但客观上也反映了清军武力收复伊犁、不惜与俄国一战的决心。

最终在两手准备之下，清朝和沙俄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了伊犁问题。

根据条约，中国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等地，给当地哈萨克人一年时间选择入籍国家，但沙俄仍获得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中方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

霍尔果斯国门文化展览馆内《中俄伊犁条约》签订谈判场景。

文章最后，以一个更大的视角来审视清末西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有地缘政治学者认为，中亚的伊斯兰力量某种意义上像地理水塔之上的“蓄水池”，哪个方向的力量变弱，这股力量就容易冲向哪一个方向。

公元十二世纪，在印度文明的低谷期，中亚突厥人发起了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行动，先是建立伊斯兰王朝“德里苏丹国”（1206年—1526年），后又出现规模更大的莫卧儿帝国（1526年—1858年）。

待到印度被英国殖民，中亚的伊斯兰力量自知不是大英帝国对手，便开始转向其他方向，恰逢清朝末年国力孱弱，于是乘虚而入中国西北。

再后来随着中国力量崛起，中亚的伊斯兰力量就一路向西寻找空间，延伸到中东、高加索和欧洲（移民/难民也是一种扩张的方式）。

某种意义上讲，左宗棠西征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力量对华跃跃欲试之际发起的一次强势反击，为中国国力恢复、重振西北边疆赢得宝贵时间。

1940年代的兰州。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入新疆门户星星峡，1949年。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这样说道：

“史学界最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作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

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力排投降派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下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时就更艰苦了。

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