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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栏目选择了5篇文本解读类论文。5篇文章都比较具有学理高度，且契合教学实际，对一线教师文本解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马健老师的“文学视野下《出师表》《陈情表》的文学特征和教学启示”，从表文体的题材规范、表文体的语体审美、表文体的风格创造三个方面的表这一种文体的鉴赏做出了解读。 马建老师认为： 表作为一种文体，是具体社会共用、不断发展的语言表现。他引用了众多的。文献说明。表文体的功能即陈述给君主上书的礼制形式，集合了记载事物，进言论事，表明理序，表情达意等属性，是奏一文之一种。表文体存在两大基本特性，其一是目的性，其二是抒情性。前者决定辞巧及语言书写，后者要求陈情及情感表达。就目的性而言，表本质上是陈述给帝王的上书，上书者撰写表文必然有直接的政治用途。开端做“臣某言”，然后直直言其事，结尾作百表一文，陈某顿首，以示言必恭敬。就抒情性而言，表文作者是臣属，读者是皇帝，写作目的是臣属向皇帝传达个人主张。因此，要让皇帝接受其主张，表文必然要有抒情成分及站在臣属立场的真情实感，托事陈情，通情达理，才能使君主服膺。表文有别于其他上述公文，强调表志陈情，诉说心曲，进而在文章内容中争取个性展示的一席地之之地，更具抒情性，更有文学意义。 《出师表》和《陈情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做到了情词并茂，情尚衿诚，辞尚精巧，最符合表文体的内在特质，且最后都在实践中实现了上表初衷，因此也成为表文的经典篇目而闻名于世。因此，目的性和抒情性是分析表文文本的关键。创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就是写作动机和目的必须成为解读文本的第一入口。 咸熙二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改国号为晋。立国之初，晋武帝司马炎甫临帝位，对平复的蜀地采取怀柔政策，以图征召蜀汉旧臣李泌为太子洗马。此举一来笼络西蜀世人，安抚人心，二来征召以孝闻名的李密入朝，符合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遮掩谋篡曹魏的悖逆之实，李密作为王亡国之臣，旋即在新朝做官，与名节不利，而辞不赴命会被怀疑存有二心，进而招致祸端。于是，李密便以祖母年老多病，无人奉养为由，拒绝征召，饱蘸孝亲大义笔墨向晋武帝进呈《陈情表》全文，孝敬之心从作者的肺腑中流出，骨肉相连，真挚充盈。明乎此 ，才是在表文体的题材规范意义上，限定了《陈情表》讨论范畴与研究意义，上表陈述目的乃是表文的根本属性，情感是为了实现目的采取的手段和目的实现过程中的表征。 表文体的语言必须符合“准的乎典雅”的语体规范。标文体要以雅正的意义和清新的文辞来彰显表文的真情实感。有真情实感才能表达恳挚的问题，直抒胸臆。因此，刘勰提出，章表的语体应华实相称，流利通畅，文辞繁简得当，语言与情志相统一，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达到辞意一致的“典雅”标准。《出师表》和《陈情表》都在表文的语体审美上做到了“典雅”，同时为抒情做好了辞采的基础，在抒情时才可以使语言和情感相得益彰。 《出师表》《陈情表》尤其注意语言技巧、情感协调，将语言作为情感的输出窗口，强化了抒情性，反之，情感又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为目的性的实现创造了更宽阔的表达空间，《陈情表》中，在描述诏书催促时，李密使用了一连串的四字短语，抑扬顿挫，回旋缭绕，且行云流水，清扬舒畅，一脉连贯，一气呵成，用语言表现出征召事急，刻不容缓。写祖母情状时，李密也避开了呢喃私语，连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话语，排比严密，隙不容针，句式整饬，身形具备，夸张地写出了老人气若游丝，危在旦夕的险境，强化了语言表现的张力，更丰富了语言情感内蕴。 表是上传皇帝的文章，为了保证这一写作动机的实现，表必须在表文中明确自己的陈述立场和忠君基调，这就是情感的“典雅”。《陈情表》面对司马氏篡位建晋的局面，两任刺史先后据李密为孝廉和秀才，李密均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推辞，后来皇帝委任曾食禄前朝郎署的李密为东宫太子府官，李密依然“辞不就职”，力陈自己虽有“逋慢”，但绝非坚守名节或令有所希冀，更说明了“圣朝以孝治天下”的立国纲领，且“犹蒙矜育”的故老先臣还见证了这一纲领的贯彻落实。因此，李密奏请“辞不就职”“愿乞终养”乃是为了不违国纲，是对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身体力行，《陈情表》语词并不华丽，但李密在表中练词精工，多处行文对仗合韵，巧用如君上臣下，前伪今圣，恩重报轻，孝短忠长，内外无助，进退两难等对比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表的表现功能。李密为示恭谨，他称全部称“臣”，并将27个“臣” 均匀分布于全文各处，可使晋武帝在阅读表文的过程中，保证“臣”在视觉上始终没有空档，字里行间的架构疏密恰到好处，以向晋武帝表示自己的忠君戴德之情。 表文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表文目的性和抒情性的两个核心特征。前者要求行文词巧及文章的谋篇布局和语言修辞，后者要求情感内涵及文章的思想主张和抒情方式。出师表、陈情表在抒情方式上无一受到了表文体外在结构的章法统摄，特定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为抒情建立了非个人主观随性的文章范式。而文体的里层结构，表文负载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个体人格和情感内涵提供了稳定的架构。不过表文是实用文体，每篇文章都有不同的上表目的。表文创作者的抒情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形成迥异的风格。诸葛亮对后主上表请旨，求后主理解自己出师北伐的必要性，征求皇帝同意。不可向壁虚造，重在晓之以理。李密对晋武帝上抗旨表，求晋武帝理解自己赡养祖母的必要性。引起皇帝同情，不可率直己见，重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表文创作的主导因素。两篇表文虽然皆围绕蜀汉国祚之兴衰成败展开，但二者的政治目的和个人情感有很大不同。诸葛亮站在尽忠的立场，以国为本，意图报先帝，忠后主，以真情写真情，故臣情因殷勤而率直恳切。李密站在尽孝立场，以家为本，以图孝亲长 ，避征召，以真情写为情，故陈情委婉，且犹豫盘桓。 表的文体特定性决定抒情性只是目的性的外在表现。所谓至情至性，是承载写作意图的津筏，所谓感人肺腑，是实现作者目的的途径。若背离了这一核心要义，将抒情置于目的之上，大谈忠孝文化的引导，就会偏离教学的重点，文本的初衷。 语文教材和教参应明晰文本是语文教学的主要载体，了解文章内容和语言表达，分析文章结构化行文技巧，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任务。 以文为本，就必须从文体的角度入手，还原文章的写作环境。将文章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归拢到作者的身份条件下，洞悉作者的写作意图，把握作者为了实现写作意图而精心凝练的语言艺术，引导学生深刻理解表文体“情理交融”的文体特色以及“夹叙夹议”“寓情于理”的写作特点，这才是《出师表》与《陈情表》所共有的以别于其他文体的古代散文的关键。  三、圣贤局：价值引导。以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的无我的精神境界，和政治襟怀，来劝谏滕子京。 四、揭意图，显君子之谊。 同情批判。谢岳阳楼记批评滕子京，并对之进行劝谏。 模糊冲突与无所安顿 ——《雨巷》象征多义解读 李旭山 李旭山老师从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物；模糊的印象，模糊的情感；有所寄托的幻想，无所安顿的灵魂；稍纵即逝，反复回放，四个方面来阐释《雨巷》的文本意义。 其中模糊的意象、模糊的情感分为以下六个方面，1、油纸伞是融入雨巷的媒介，还是隔绝雨巷的屏障。2、 与丁香一样的姑娘相遇，是苦苦的期待还是美丽的邂逅3、飘过了女郎，是因为雨巷的美丽，还是雨巷的颓圮4、见到丁香姑娘，是我在雨巷的幻觉，还是我雨巷的真实经历 5、 丁香姑娘是理想的化身，还是“我”自我窥视的自身 6、 雨巷是希望之地，还是失望之地。 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促织》与《变形记》 罗锡英 罗老师从 1 问题聚焦：可比性。2、变形前的逃避冲动，3、变形后的达成，三个角度，以比较文学的观点对《促织》和《变形记》做了比较分析。 罗老师认为： 比较文学最基本的可比性有同源性、类同性。这两篇文章的立足点应考虑为类同性。内通性是指没有文学影响关系的不同国家，文学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变形记置地可比性。重点在雷同性，具体的说就是同属变形母体，都是人变虫的题材。 两篇文章作为变形母题文学中的经典。既有上古集体文化积淀的创业。也有时代作家的痕迹。二者的类同性在于，主人公变形前都有强烈的逃避冲动，变形后又在不同程度上达成所愿或反抗现实。 《促织》之中的成名曾有3次靠近死亡，因死亡逃避征敛之苦，后因儿子变行为促织，彻底摆脱了征敛之苦，也彻底解除了死亡的威胁，《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形前有强烈的逃避工作，逃避家庭负担的冲动。在变形之后，他也不用工作，不用承担家庭负担，变相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促织》成名得到的远超于自己期待的名与利。《变形记》中，格里格尔变形后实现了他不去上班的愿望，也以变相的方式对代表公司的公司协理进行了反抗。变形中寄予的社会批判的主题，在变形后境遇的解释中也得以延续。但不同的是，《促织》保持了古代变形主题神话中自由变形、皆大欢喜的叙事模式，而《变形记》中格里格尔的变形则颠覆了这种叙述模式，以悲剧结局。》促织》中，变形赋能。而《变形记》中变形失能。这二者的不同，终究是因为作者对待世界的态度不同。两者的共同点是孤独。罗老师将二者不同归纳为孤愤与绝望。蒲松龄不管怎么直陈自己的孤愤。怎么宣称自己与“青林黑塞”为伍，他对世界的那颗心是热的。他对底层悲苦的揭露及统治阶层腐败的揭露，他对政治荒唐的讽刺，都表明他对世界的关切。他否定一些东西，但并未否定全世界，他主动疏离主流社会，但又一次次想办法靠近。72岁还参加了科举考试。因此，他对成名因进贡促织有功劳，凭空得了秀才，态度是复杂的，除了讽刺，还有别有余味。而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对世界是绝望的，他对世界的冷和疏离是寒彻骨的，因此《促织》全知叙事视角，展现了更广阔的社会。也就是说，蒲松龄眼中有关于世界的图景，心中更有关于世界的愿景。而卡夫卡拒绝世界，也拒绝向世界敞开自己。所以他采用了全知视角和内视角结合的混合叙事视角。作品大部分是格的内视角。跟随格里高尔的内视角，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破碎的。是个人中心的。格里格尔去世以后。尸体被清理，老妈子打开窗户感慨一声，春天带来的温暖和清新。而此前，格里格尔从窗外看到的总是雨滴下灰蒙蒙的天空。这是卡夫卡以悲凉和绝望的笔触在写，一个人不配活在春天。 高中语文教材将二者相提并论，目的是让学生真正理解变形中给予的社会批判。两者都强调的是社会的不正常，将人变成虫，变形即是逃遁，变形也是出路。但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及社会情感距离不同，对变形母体的继承发展方面和对人变形后命运的处理均有所不同。 基于现代作家审美取向的文本解析 ——以《荷塘月色》《故都的秋》为例 周刚 周刚老师认为，《故都的秋》是情因景生，而《荷塘月色》是景为情设。最后提出情景交融与审美表达的角度去介绍这两篇文章。 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原因：郁达夫的文章应该是“景”由情生。他热爱故都萧瑟的秋景，热爱这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民族，所以，眼中的冷 ，清，静，才有了独特的美，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荷塘月色》是作者心里“不宁静”，外出散心，看到荷塘月色，信众生发了淡淡的喜悦，暂时从不安中超脱出来，所以 应该是“情”因景生。 这五篇文章比较接地气，对现实有一定指导意义。建议选择一篇孙绍振老师关于文本解读的理论文章，再选择五篇课堂实践文章，由理论到实践，更有利于提升一线教师文本解读能力。不过还是很喜欢这个栏目本次选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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