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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遗产名称：乾隆皇帝赐予布达拉宫、大小昭寺之御笔匾文 文献形成年代：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文献数量：3件 文献保存者：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皇帝赐予布达拉宫、大小昭寺题有“涌莲初地”“西竺正宗”“耆阇真境”之御笔匾文。匾文画布材质均为传统工艺制作的棉质画布，盖有“乾隆御笔”之印。题“涌莲初地”之匾文长3.15米、宽1.37米；题“西竺正宗”之匾文长3.15米、宽1.34米；题“耆阇真境”之匾文长3.16米、宽1.34米。 匾额是我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匾额以其多变的式样、高超的书法艺术，与雄伟壮观的建筑相互辉映。匾文即题写在匾额上的文字。清代皇帝多擅书法，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造诣最高，其御笔匾额至今世上留存众多。同时，所题匾文也集中反映了封建帝制的最高治国理想和策略。 雍正五年（1727），西藏发生内讧，清廷设立驻藏大臣以监督西藏地方政府。乾隆十五年（1750），时任驻藏大臣傅清、帮办大臣拉布敦成功诱杀勾结准噶尔部、意图谋反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两人也在变乱中遇害，驻藏大臣衙门遭焚毁。清廷平息事态后，于次年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郡王独秉藏政制度，正式设立噶厦政府，同时规定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事务。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但此时清廷对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成年前应采取何种体制、何人执掌西藏事务等尚无明确规定。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他一面物色能够代理达赖喇嘛职权的“掌办商上事务”人选，一面派三世章嘉活佛入藏，妥善处理七世达赖喇嘛丧葬和寻访灵童事宜。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世班禅与噶厦政府同派代表在后藏寻访时发现一名孩童，很多显像都印证了其毋庸置疑的神奇性。据《八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派人带着七世达赖喇嘛的用具和标记去观察，去的人回来说，土虎年（1758）六月十五日生于托杰拉日岗的孩童具有善相。第二次派司膳扎巴塔耶、仲译云丹勒珠、孜本哇拉哇等三人带上七世达赖喇嘛的誓愿像和用具、衣物等原件和复制品去托杰拉日岗让幼童辨认，结果无误，遂决定其为转世之候选灵童。”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世章嘉活佛返京，将寻访结果上奏，乾隆帝龙颜大悦，敕谕：“已确定后藏孩童为达赖喇嘛转世，可请到布达拉宫附近，不准打扰，应谨慎行施，迎请坐床。”奉圣旨，摄政第穆活佛和纪山大臣、诺云公班第达及随从前往后藏，迎请灵童到拉萨。 同年，乾隆帝赐予布达拉宫、大小昭寺题有“涌莲初地”“西竺正宗”“耆阇真境”之御笔匾文，勉励八世达赖喇嘛学习正宗教法，承担起上辈达赖喇嘛爱国爱教之大任。西藏地方迅速召集能工巧匠将其制成匾额，悬于布达拉宫西大殿正中上方。此后，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秩序，乾隆帝应八世达赖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通过金瓶掣签确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操作办法，并用法律形式予以确定。 这三幅御笔匾文，充分体现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西藏在祖国发展历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中央政府寄予的深情关怀，充分体现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密切了祖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1月24日 总第4243期 第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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