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丰八年（1085）正月十九日，继续北上的苏轼抵达南都（今商丘）之后，终于收到了朝廷的批复： 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收到消息后，苏轼的兴奋之情不亚于几个月前离开黄州。 离黄时，他作《满庭芳》告别黄州父老，此时，他再作一篇《满庭芳》。二词皆以“归去来兮”起首，但词中情绪却有很大分别。 一作中，因不知前途归所，仍处迷茫，“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黄州总归是已经住熟了的地方，如果余生有机会，还是要回这里养老的，“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二作中的情绪就只有一种：放归山林，难掩松弛。 词首一句“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再陪衬一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就算是与过去那个想要“至君尧舜”的理想化人格作个了断罢，下阕笔锋一转，“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人间何事，久戏风波”，字里行间只在表达一种情绪：快活似神仙。 这一句，坡仙的仙气，算是有了落脚点—— “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尽管获准归常州居住，但苏轼在南都还有事未了，老师张方平如今住在这里，年近八旬的乐全老人正要托付这位走出阴郁的文坛明星协助自己整理一生文稿，这一住就是两个月。 到了这年三月初五日，噩耗传来，神宗皇帝驾崩。 神宗与苏轼这对君臣，因新政而未得，但并不妨碍皇帝对苏轼的欣赏。 苏轼身后，老弟苏辙撰写的长兄墓志铭中记载了一个细节： 神宗皇帝一直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此前派他到汝州，即有复用之意，给出的评价是“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苏轼乞常州居住的表奏呈上后，神宗很痛快地批准，“书朝入，夕报可”。 朝中同僚都看出来，皇帝其实是很欣赏苏轼的，只可惜，天不假年，这对恩怨错综的君臣，到底还是阴阳两隔。公号：无犀之谈 时间回退到二十九年前的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方弱冠的苏轼第一次离开家乡，进京赶考。嘉祐年间，也是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的人生最后八年时间里，苏轼的仕途定位非常清晰，就是中央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 仕途有了梦幻开局，在宋英宗即位后几乎就要开启加速通道——同样非常欣赏苏轼才华的宋英宗，有意将其召入翰林院委以重任，但被时任宰辅韩琦制止，理由是“年轻人需要多磨炼”。 谁知磨炼期未满，苏轼就不得不为病故的老父归乡丁忧，英宗皇帝也在这期间驾崩。 宋神宗即位时，苏轼正在眉山老家守孝。丧期结束，回到汴京的苏轼，面临的是一个山雨欲来的变法时代。在宋神宗即位的第四年，他几乎非常被动地主动申请外放，离开了王安石主导的朝廷。 离开汴京后，从杭州到密州，到徐州，再到湖州，苏轼的仕途再未出现转机，直到湖州任上的一篇《湖州谢上表》，将他彻底打入谷底。 元丰八年，也就是本篇所处的时点上，种种迹象显示，宋神宗已经原谅了苏轼，有意重新启用这位不世出的天才，奈何造化弄人，君臣再无相会之期。  从时间上讲，神宗皇帝在位一十九年，是苏轼为臣最久的一任天子，更是苏轼仕途从上升期急转直下跌入谷底的一段时期。 从君臣关系上讲，在仁宗朝末期才步入仕途的苏轼，以及在徽宗朝开启一年多后就辞世的苏轼，与这两朝天子和朝政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接触。英宗尽管欣赏苏轼，但情深缘浅，一个被权臣阻碍，一个被家事牵绊。 而在宋神宗的继任者宋哲宗即位之后的头八年里，主少国疑，掌握实际权力的高太后才是苏轼命中的贵人。太后撒手人寰，元祐时代落幕，那个被压制了八年的权力欲望在曾经的少年天子心中喷薄欲出，直接导致了此后六年多的哲宗朝内，当年的元祐朝臣连遭迫害，苏轼则首当其冲，成为最大的受迫害者。 总揽苏轼一生仕途，历五朝天子，从青年时期视他为宰辅候选的仁宗，到最后放他北归的徽宗，四十多年宦海沉浮之间，神宗皇帝无疑是对苏轼影响最大的天子。  那么，在苏轼的心中，之于刚刚离世的这位神宗皇帝，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臣子呢？ 直臣？名臣？权臣？奸臣？忠臣？弄臣？ 其实，在苏轼的字里行间，都不是。 我，眉山苏轼，从不自诩名臣，亦不屑于做权臣或弄臣。 巍巍本无象，刻画愧孤臣 就是这一刻，我对陛下的泣血之言。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孤臣呢？ 苏轼又是如何诠释孤臣风骨的呢？ 谢谢观赏，待续 无犀 原创 《重新认识苏东坡》至今三载余，以地点或事件为章节，讲述苏轼人生片段。 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 苏学已是显学，本作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这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不枉余生“苏写”。 是为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