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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是抗战时期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而成，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氛围下，周恩来向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陈诚提出把当年长征时留在南方开展游击战的队伍进行整编，其目的一是加强抗日力量，二是解决队伍的生存问题。陈诚当时也考虑到这部分队伍如果不进行收编，解散后变成流寇，抗战胜利后必成为地方政府的隐患，先收编再剿灭，避免四处开花。 关于新四军的编制，中共原来定的是“两师四旅八团”或“两个纵队七个支队”的编制，隶属八路军总部，但最后被缩减为四个支队，改为隶属两个战区，江北部队隶属于第五战区，江南部队隶属于第三战区。本来就远离中央，身处国军防区中间，缺少指挥的便捷性，加上隶属不同战区，军队内部沟通受阻，这也就为后来新四军中发生的许多故事（高敬亭被处决、皖南事变等）埋下伏笔。 回到1934
所谓南方八省游击队，说白了就是当年无法跟随红军长征而留下的部队。这里有两个问题：为何无法跟随？；为何能坚持三年游击？ 为何“无法跟随”？ 这就要从早期的”立三路线“讲起。所谓”立三路线“就是由中国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制定主张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政权，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总罢工的政策。这一政策背离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当时的中国革命实在蓄力期，而不是盲目地进行起义兵变。共产国际眼看钱是我给，但不听使唤，于是让周恩来和瞿秋白到俄听训，然后命他们回国纠正立三路线。但周、瞿非立三之敌，不但不能纠正，反而更加拥护。为进一步扭转局面，共产国际派在俄学习的王明等28人回国，团结一切反立三的力量。于是就有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的历史。
王明当时在莫斯科，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博古是王明一手提拔，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而李德原是共产国际派来营救被困在租界内部的苏军情报部门的重要领导。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武装革命的背景，原定的国际军事顾问因阻碍没有办法抵达中国，博古便借机力推此时身在中国的李德，申请由李德兼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职务，其目的是掌控政治权力的同时，进一步掌握军事指挥权。当时党内矛盾是以毛为首的本土派及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关于革命路线的选择。本土派觉得革命力量仍相对薄弱，应以农民运动为主，中国的农民数量多，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以游击为主的战术；国际派则按苏联模式，坚持以工人运动为主，占据大城市，以大城市为根据地，采取主动出击策略。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几万人的队伍，大大小小的辎重物资，各部队、机关的宣传、动员、转移等工作，不是你想走就能马上动身的。这时需要有不怕牺牲的人完成两件事：诱敌和断后。
诱敌就是吸引国军的围剿力量，为红军争取更多转移的时间与空间。这里就有一个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方志敏，红10军军长。红军出发长征前，方志敏以北伐先遣队名义进入皖南地区，牵制国军东北两路的追剿，无奈敌强我弱，被围皖南怀玉山区，最终被俘。狱中的方志敏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章流传至今，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被杀害。这里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当年也跟随方志敏的先遣队，在被围时突围出来，后面继续留在南方进行三年游击战，他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指挥淮海战役的粟裕。
断后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也提到过，中央苏区有项英、陈毅等人，鄂豫皖苏区有高敬亭的红28军。对新四军来说，项英是一个绕不开的人。项英资历很老，斯大林接见过他，还赠送了一把手枪给他。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唯一一位留下来的书记就是项英。在接下来的三年游击中，南方游击队的总指挥就是项英。由于分布在南方的游击队兵力分散，且在红军转移时，联系中央的电台也被破坏，导致很多游击队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或只能根据特定的人或暗号进行沟通，一般的人还真摸不到门道，而唯一能指挥各队伍、或者说各支队伍唯一认识的”大领导“就只有项英。后面叶、项两人的矛盾，已至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此埋下了伏笔。 为何能坚持三年游击？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和经济两方面讲。 战略方面，当时共产国际的计划是在中国的南方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一是南岭一带适合游击小规模作战，便于在躲避国民党的大兵团正面作战，二是希望占领南方沿岸城市，从海上跟中央苏区建立交通线，苏联以海上交通将武装物资运输给红军，等根据地发展壮大后，复制1926年北伐模式。 经济方面，在根据地时期，红军便发现这里有钨矿。钨是制作穿甲弹的重要元素，当时德国正大规模发展军备，需要进口大量钨矿石。如此一来，钨矿便成为红军的重要经济来源。国共对峙时，社会经济发展受限，但打仗的前提还是钱，各方都需要发展经济，于是双方在边界上的贸易也达成了默契。钨矿由红军卖给广东的陈济棠，由陈济棠再卖给德国。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经过数次围剿都无法剿灭红军了。 定格1937 说起新四军，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叶挺，新四军军长。有人会问，上面不是提到过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总指挥是项英，而且只有他有本事指挥这支新成立的新四军，怎么军长不是他而是叶挺？
原因很简单，新四军所在的位置比较特殊，位于南京政府的附近，国民党当然不想把这支队伍的指挥权交到共产党人手上，坚决要求指派一个国军将领指挥这支队伍，而延安则希望安排一名我党的将领，这毕竟是我党的部队。 就在两党相互坚持之下，一个人被想了起来——叶挺，他跟薛岳、张发奎一样，都是孙中山的三个卫队营的营长。叶挺早期也是国民党，后来受到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并到苏联留学，此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前陈独秀与孙中山商量，革命军要给共产党安排一个团，孙同意将粤军第四军下面的独立团交给共产党，而团长就是他当年的卫队营长叶挺。 北伐时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参与了最为艰苦的战斗，攻陷并第一支进入武昌的就是独立团。解放武昌后，武昌人民为了表示感激革命军，送了个“铁军”的牌匾给第四军，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主攻的就是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所以“铁军”的称呼实际上也就归了叶挺独立团。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独立团选择起义，这就有了后面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领导人，指责领导人员犯了军事投机和盲目主义的错误，并对参与的所有领导人给与了处分，作为前敌总指挥，叶挺被指“临阵逃脱”，于是一气之下，脱党出走德国。 1937年叶挺回国，正好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双方都有意选择他指挥新四军。共产党觉得他还是当年武昌城下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铁军”将领；另一边，国民党觉得当年广州起义失败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加上他一向的作风都展现着国军将领该有的风范（叶挺一直以国军将领标准要求自己，穿皮靴、戴手套、扛着猎枪骑着马，一副普鲁士将领的模样，在土得掉渣的游击队中简直是鹤立鸡群），国父孙中山的教诲他也永记心中。 就这样，叶挺与项英两位将领并走到了一起。叶挺作为军长，凭借与国民党关系较为密切，又能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同，利用跟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老关系，争取编制、经费、军械物资，交涉集结地点、开进路线。项英除任副军长外，还有中共中央东南分局（1938年11月改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分会书记的身份，行使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权，在政治上项英领导叶挺，而且当时实际的军事领导权也掌握在项英手中。 来到1940 1940年，抗日战争到了第四个年头，这时的日本军队已经慢慢停下急促的进攻脚步，中日双方转入了相对稳定的相持阶段。其实中日交战最激烈是在1939年以前，到了1940年后，日本基本占领了能占的地方，当时国内的军事势力分布大概是日本占据各大城市，并以铁路联通，国军占据铁路附近的中小城市，共产党占据农村及城市周边较偏的地区，日军、国军、共军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就在抗日迎来转折有望胜利的同时，国民党也开始盘算未来的布局。在胜利之前，必须借机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的存在，尤其在国统区。新四军无疑成为这一时期除抗日外，国民党重点防范打击的对象。当时的新四军身处四面包围，北有日军、东南西三面的国军逐步压缩新四军的防区。1940年10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剿灭新四军，下令让新四军北上黄河，参加抗战，这是老蒋常用的招式，借敌人之手铲除异己。延安方面也收到国民党正准备消灭新四军的情报，中央经分析，觉得皖南地区确实不宜发展队伍，更有被围之险，只有北上抗日才能更好发展，于是电令项英北上。 国共两边都要求新四军北上，国民党这边派队伍监视，北上就让日本人消灭共产党，不北上就以违抗军命就地剿灭，而共产党这边则只能选择北上求生存、拉大旗、谋发展。但项英不同意。面对延安的催促，项英回电：北移困难。与其渡江还不如守着皖南伺机而动。项英当时乐观地判断，国民党军不会对新四军构成即时危险，想当初三年游击战斗都能熬过来，如果真要北上，也要等国民政府先发粮饷再走。
就在项英不以为然之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经完成包围新四军的部署。1941年1月当项英意识到情况严重才开始决定北上。此时将帅之间对于北上路线又产生了分歧，项英觉得采用迂回北上，先往南再向东，然后才北上，而叶挺觉得时间紧迫需选择较快的北上路线。最后当然是项英说的算。可惜经过前面的拖延、考虑，等接到命令后，部队的行动犹豫、迟疑，因为这时连撤离线路都没有安排事先探路。要知道当年红军长征是日行千里，这是逃命，不是学生组织旅游。结果大家都知道。项英据说是走丢了，本来就行动散漫的队伍，这下更没了灵魂，恰好路上碰上的又是皖南地区国军最强的四十师，要人没人、要粮没粮，要装备没装备，无奈之下，叶挺代表新四军去跟国民党进行谈判，结果被扣押，直到抗日胜利后经过国共双方谈判才被释放（1946年4月8日，叶挺夫妇准备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与毛泽东等人会面。不幸的是，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坠毁，叶挺和他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叶扬眉和尚未取名的幼子阿九以及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如王若飞、秦邦宪（博古）、邓发等都遇难了）。新四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受到重创，叶挺被扣押，项英据说在脱离队伍后被投降的士兵所杀，这就是在抗日时期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宣布对新四军进行改编，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下辖7个师和1个独立旅，师长分别是粟裕（开国大将之首）、张云逸（红军第7军军长，开国大将）、黄克诚（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开国大将）、彭雪枫（被毛主席、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新四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李先念（55年授衔时已转地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南局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及财政部长等职务）、谭震林（和李先念一样，解放后转地方工作，没有获得大将军衔，曾任党的八大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新中国建立后，张鼎丞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严厉打击了敌人的犯罪活动），每个名字在解放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后都是如雷贯耳。 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兵力约30万，除黄克诚的第三师奔赴东北参加四野，即东北野战军；第五师改编到中原军区；其余皆归入三野，即华东野战军，三野的总兵力约有八成是来自原来的新四军，参与淮海战役的就是三野。 结语 在这段峥嵘岁月里，其实也有很多这里没有细说或提及的队伍和将领，如东北的抗联，西出甘宁的西路军。借此执笔之时，向当年浴血奋战，默默奉献，现已长埋尘土内，隐约在白云外的战士们致敬，没有当年他们的汗与血，就没有今天我们的强与富。也借此怀念当年新四军中的一员——我的外祖父，虽然未曾从他口中听到当年的激情岁月与峥嵘故事，但他却让我从小就记住一个名字——新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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