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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的一个深夜，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的山间小路上，马灯的光芒在黑暗中微微摇曳，毛泽东提着这盏灯，步履略显沉重，他正赶往周恩来的住处，去商讨一个关乎中央红军存亡的决定。 白天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村召开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会议，二十余名与会者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展开激烈争论。 多数人主张出击，欲趁敌新败扩大战果，毛泽东却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意见，力陈其险，认为此举将置红军于危境。 当夜幕降临时，会议虽以多数意见决定进攻，但毛泽东并未放弃斡旋，他坚持去寻找周恩来，继续陈述这个战略的巨大漏洞所在，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一次坚持，直接改变了未来红军的命运，甚至是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命运。  直至晚年，每当想起此事，周总理都是记忆犹新，周总理说道： “正是这个夜晚，我深刻领悟到，毛主席是红军得以生存的唯一希望，若非毛主席，中国革命或许早已走向终结”。 正是因为毛主席这一次找到周总理，才改变了未来的历史进程，之后的苟坝会议，也奠定了红军未来的作战基础。 苟坝会议的意义，需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艰难处境说起，1934年10月，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11月底的湘江战役，成为这一征途的首次重大考验，红军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却付出惨重代价： 出发时的8万余将士，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血战之后，红军士气低落，物资匮乏，而国民党军趁势追击，意图将残部围歼于湘西，当时，中共中央内部围绕战略方向展开激烈争论，主持长征的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但从破译的敌方电报中获悉，国民党已在湘西部署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四道碉堡线，静待红军自投罗网。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机，提出放弃湘西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以避开重围。  而毛泽东这一建议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初获认同，随后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得以确认。 黎平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不再北上湘西，而是西进贵州，这一决策，被后世称为“黎平转兵”。 “黎平转兵”的实施，避免了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围的险境，打乱了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的部署，为红军争取了喘息之机。 而这一转折不仅挽救了红军免于全军覆没的命运，也为后续战略调整创造了条件。但即便是黎平转兵之后，红军仍未脱离险境，国民党军的追堵仍在继续，而党内以及军队领导权的问题，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长征中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湘江战役的惨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宣告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的破产。 遵义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在一开始，确立了以周恩来为核心、毛泽东为军事指挥辅助的新格局。 而这一调整，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党长达四年的统治，为红军摆脱危局提供了组织保障，在此之前，1935年元旦的猴场会议已为遵义会议铺垫了基础。 在猴场会议上，会议结果明确规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一决定旨在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削弱了博古、李德的军事全权，也减少了他们所执行的冒险主义所给部队带来的伤害。 但问题是，这一体制在实践中却暴露出新的问题，长征途中，敌情瞬息万变，作战决策需当机立断，而政治局集体讨论具体军事部署的模式，往往因程序繁琐而贻误战机。 所以在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实施二渡赤水，于2月24日至28日连续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大败黔军和中央军吴奇伟部，取得长征以来最大胜利，也就是桐遵大捷。 而这场胜利振奋了士气，但在这一场胜利之后，打鼓新场，又成为挑战我党命运的一次关卡。  桐遵大捷后，红军计划乘胜追击，打击盘踞仁怀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以在黔北打开局面，但在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建议转而进攻黔军犹禹九部，地点为打鼓新场、三重堰等地，认为该敌战斗力较弱，可速战速决。 当日，张闻天在苟坝村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提议。 据毛泽东在1943年的时候，他在延安回忆，这次会议人数众多： “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足见讨论的复杂性。 会上，多数人支持进攻打鼓新场，认为可趁敌新败扩大战果，对此，毛泽东却提出不同意见。 他分析道：  “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鲁旅将从黔西赶到与黔军会合，川军潘文华部又可从桐梓侧击我军。此战若打，不仅难以速胜，还可能损失惨重。不如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 他的观点基于对敌情的全面判断： 蒋介石的部署是南守北攻，吴奇伟纵队在乌江南岸，周浑元纵队在仁怀一线，滇军孙渡部和黔军王家烈部也在附近集结，若红军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将陷入多方夹击的险境。 其实毛泽东所说出来的问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一定是有关于深层次布局的，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的意见未获多数认同。  会议上，他们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进攻打鼓新场，看着大家即将又把军队带入一个新的危机，毛泽东曾以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却有人回应： “不干就不干。” 散会后，毛泽东深感此举将置红军于危境。 他知道不可能意气用事，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避免开来，于是乎，在当夜，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恳请暂缓发令，并详细陈述利害。  周恩来听后认同其忧虑，当晚21时，军委电令部队在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到了第二天清晨，也就是3月11日，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毛泽东与周恩来说服众人，军委随即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指令指出： “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 这一决定的转变，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硬仗，为红军保留了宝贵的实力。 而“打鼓新场”的争论风波，也暴露了集体指挥的不足之处。 纵观这场会议，这次会议持续一整天，人数多、争论激烈，决策过程却迟缓低效。 而在长征途中，所需要的军事行动需快速响应，但政治局讨论具体作战部署的模式，显然难以适应战场的瞬息变化。  此外，一些非军事专长的领导人，虽对斗争有所了解，却难以及时提出针对性建议，甚至可能影响决策的准确性。 所以在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3月11日会议后，他提议调整领导体制。 周总理后来回忆： “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 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据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记载： “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陈云也回忆，这一小组成立于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前，而新“三人团”的成立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这场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补选他为常委，苟坝会议则让他成为新“三人团”的核心成员，他的战略眼光在实践中逐步赢得认可。 其次，这一体制取代了政治局讨论具体作战的模式，形成了集中高效的指挥体系。 而新“三人团”旨在“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便于快捷决策和灵活调整，这一调整适应了长征的严峻环境，为红军后续行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取得桐遵大捷，随后在四渡赤水等战役中灵活机动，逐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新“三人团”的高效指挥，在这些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中央军委，并明确其职权： “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 这一模式直接承接了苟坝会议新“三人团”的经验，成为中共军事领导体制的基石，苟坝会议的意义还在于，为红军在绝境中找到生路提供了契机。 从湘江战役的惨败，到黎平会议的转兵，再到遵义会议的领导调整，红军的每一步都在生死边缘摸索，苟坝会议通过“打鼓新场”之争和体制优化，让红军从混乱的集体决策中走出，迈向集中指挥的坦途。 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的洞察与坚持，不仅挽救了红军，也为中国革命的未来埋下希望的种子。 在新“三人团”灵活指挥下（主要是毛主席在其中指挥），红军多次跳出敌军包围圈，最终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这一路走来，如果不知道其中的细节，那么就不知道当年红军的命运有多么的坎坷，毛主席为什么又被人称为能够拯救中国的唯一伟人，就是因为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令人绝望的敌我力量中，毛主席带着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走出了一条生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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