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传·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 先看一看这一年发生了哪些大事：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 1. 鲁国攻打杞国：九月，鲁桓公攻打杞国，讨伐其朝见时不恭敬的行为。 2. 鲁桓公与戎国结盟：在唐地与戎国结盟，重修旧有友好关系。 3. 鲁桓公接受宋华父督的贿赂郜鼎：四月，鲁桓公从宋国获得了郜大鼎，并将其安置到太庙。这一行为被认为不符合礼法，遭到臧哀伯的劝谏。 4. 宋国发生政变：宋国的太宰华督弑杀宋殇公，并立其弟宋庄公。华督以郜大鼎贿赂鲁桓公及其他诸侯国，以稳定局势。 阅读本文前，我们需要先思考这几个问题： 1. 臧哀伯是谁？2. 鲁国为什么要攻打宋国？3. 郜国和郜鼎是怎么回事？4. 郜国大鼎为什么会在宋国手里？5. 宋国为什么用郜鼎来贿赂鲁国？6. 臧哀伯为什么劝谏国君？ 1. 臧哀伯是谁？ 臧哀伯：即后文中的臧孙达，就是曾劝谏鲁隐公观鱼的臧僖伯的儿子，臧僖伯死后继任鲁国正卿，曾事鲁隐公、鲁桓公、鲁庄公三朝。“哀”是他的谥号，谥号哀其实是一个中性评价，哀不带有贬义，人“未知事”或“功未施”而死，就叫哀。或是早夭，或是未有功绩，或是有能力未被重用，或是遭受苦难。哀带有同情的意味。
▲ 臧哀伯家族谱系 ©惟真坊 2. 鲁国为什么要攻打宋国？ 宋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商纣王的叔叔——微子启，宋国是商朝遗民，所以宋国的传位继承模式跟周王室不同，周朝是嫡长子继承，而商朝是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例如哥哥是君王，如果驾崩后儿子还小，那弟弟就可以直接来继承君王。 等到了宋宣公时，在继承君位这一问题上就出现了纷争：宋宣公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与夷还小，宋宣公就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就是后来的宋穆公。等到宋穆公死后，宋穆公也没有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公子冯（píng），而是让回给了哥哥的儿子与夷，因为宋穆公觉得不能对不起哥哥。这本来是好事，但也是纷争的开端，当与夷继位后，公子冯被放逐到了郑国，这时那个“宠而好兵”的卫国公子州吁开始挑唆与夷：“你必须得把在郑国的公子冯灭掉，不然他对你来说始终是祸患。”与夷也觉得公子冯是祸患，于是加入了州吁阵营。  ▲ 宋国的继位纷争 ©惟真坊 而卫公子州吁弑君上位，遭到国内大夫们的反对，他急需要一场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他把目光转向了郑国。接着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组成四国联军围攻郑国。在郑国的东门围攻五天，没打进去，最后撤兵回国了，史称“东门之役”。宋国与郑国结下了仇怨，此后两国战争不断。 到了隐公十年，郑庄公为了报当年宋国“东门之役”之仇，以周王室卿士的身份指责宋国不朝见周天子、不按时进贡。郑庄公采纳了大夫祭足的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鲁国，约定好共同出兵讨伐宋国的日期，并许诺侵占宋国的土地全部归鲁国所有。鲁国的执政大臣公子翚是个贪婪的人，他欣然答应了郑庄公的要求。公子翚向鲁国国君奏报了这件事，并转告齐侯，约定在中丘（在今临沂市境内）会合郑军。 就这样，齐国、郑国、鲁国组成联军共同讨伐宋国，因为有齐国的参与，而齐国在周朝本来就有讨伐其他诸侯国的权力，这下就师出有名了。 公元前713年春，郑庄公、鲁隐公、齐僖公三国国君在鲁国重镇中丘召开会议，决定讨伐宋国。宋国这边，联合了卫国、蔡国、郕国四国联军，国君宋殇公亲自率宋军在宋地老桃迎战联军，结果宋国大败，退缩于都城商丘。郑国、鲁国、齐国三国联军势如破竹，攻占了宋国的菅邑、郜城和防城。
▲ 菅邑、郜邑、防邑的地理位置 ©惟真坊 之后郑庄公运用非凡的政治智慧，他把打下来的土地无偿地送给齐鲁两国。但他并非是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只是因为这三座城邑，都离郑国、齐国太远了，根本做不到有效管理。但这三座城邑却在鲁宋交界处，把打下来的城邑划归鲁国，方可真正实现消弱宋国实力的目的。 可见，春秋时期郜国早已经属于宋国国土，成为宋国的一个城邑。 3. 郜国和郜鼎是怎么回事？ 郜鼎现在是一个县，在山东省成武县东南约九公里的地方，故址现有郜东、郜西两个村。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都城记》'文王庶子所封’。”封地约有五十里方圆。其实，郜这个地名在商代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叫“告”。  ▲ 郜国的地理位置 ©惟真坊 郜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时期。在甲骨卜辞中，就有了“告”“告子”和关于“告国”的记载。“告”字写法非常有会意字的特点。“告”的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形似“口”的字上面一个象形的“牛”字，口字是祭台的变形，上面放着用类似盘子的器具盛着牛头祭祀，引申出祈祷、告诉之意。可见，告地最早应该是一个有祭台、用于祭祀的地方。  那么，“告”这个地方祭祀的是谁呢？因为夏、商、周三代时期史料的缺乏，并不能十分确定，但仍有线索可以查找。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曾孙名帝喾，帝喾是尧的父亲。尧的活动地在菏泽一带，帝喾之“喾”字在古籍中也写作“俈”。据成武县汶上集镇文史爱好者周长芳同志考证，帝喾的“喾”字古音应为“告”，告地应是帝喾的活动地之一。结合这个论断可以推测，告地可能是上古祭祀帝喾的地方。 商代时，“告国”是商王朝的附属国之一，曾经出兵跟随商王伐“人方”。周武王灭商后，“告国”跟着被灭了。周武王灭告国后，就把庶弟封在了这个祭祀帝喾的地方，体现了对庶弟的重视。“告”字的甲骨文并没有右耳旁，这个右耳旁在甲骨文中则是“邑”字，是一个人跪坐在祭台下的形象，上面的口字是祭台的变形，后跪坐之人变形为巴，最后成为右耳旁。  周武王庶弟封于告后，在告字旁加了右耳旁，表明了“郜”地的地位，后人以地为姓，成为郜姓的起源地。现郜鼎仍有晒银台遗址，据推测可能是告国祭祀所用。 周武王封庶弟于郜的时候，铸造了一个象征国家主权的鼎，叫作郜鼎。这个鼎上的“告”已经有了右耳旁，此鼎又叫郜史硕父鼎，两耳三足，鼓腹结构，鼎上刻有铭文：“所赐庶民、臣仆、车马、戎兵、田地数目，以为国宝，世世保守”。但现只能查找到该鼎的拓片，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鼎实物已下落不明。(以上内容引自张长国《郜鼎》一文) 清人刘玫曾写过一首《郜城春晓》，说的是周王朝的诸侯国郜国的如烟往事，读来令后人感慨。 鼎本来是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鼎逐渐被用来祭祀和礼仪，最后发展成为用于国事。鼎内一般会雕饰铭文，记载一些典章制度，或者册封、祭祀、打仗的历史。鼎的制造工序相当复杂，它沉雄厚实，纹刻精美，象征着国家神圣的权力和威严。 郜鼎是郜国的大鼎，全名叫郜史硕父鼎，它不是普通的大鼎，它是郜国的传国重宝，意义就像传国玉玺一样重要。
鲁隐公十年六月，鲁国跟随郑国伐宋。
——《左传·隐公十年》
既然郜大鼎早已落入宋国手里，且被宋国送出，为什么不称“宋大鼎”，却还是称作“郜大鼎”呢？《榖梁传》对此有解释： 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 郜鼎是郜国所铸造的。孔子说过，器物名字要跟从制造他的主人，名称的叫法要获得中原各国都认可，所以称郜大鼎。也就是说，虽然鼎是从宋国来的，但它有更早的源头，是另一个国家制造的。所以，物品不是从哪发现就随便以哪命名的。 5. 宋国为什么用郜鼎来贿赂鲁国？ 传国宝器郜鼎就被宋国抢走了，现在宋国却要将这个鼎送给鲁国，为什么要送给鲁国呢？这还要先从宋国的一起弑君大案说起。 司马迁《史记》中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在春秋时代一共发生过36起弑君事件。在之前的文章《石碏谏宠州吁》中提到过州吁弑杀了卫桓公，《臧僖伯谏观鱼》中提到过鲁桓公联合大臣羽父弑杀了鲁隐公，不过州吁和鲁桓公都是为了王位，而宋国的这起弑君大案则是为了一个女人。 宋国在宋殇公时期，任用华父督为太宰，太宰是百官之首，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地位很高。任用孔父嘉为司马，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或者兵马大元帅。虽然华督地位和官职都很高，但宋殇公和孔父嘉交情好，国家的实权都在孔父嘉手里，这让华督十分嫉恨。孔父嘉妻子长得十分的漂亮，美丽动人。华父督见色起意，想据为己有。《左传》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一日华父督在途中看到了孔父嘉的妻子，顿时眼睛就移不开了，目光迎着人家到跟前，又目送人家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深深感叹道：“真是太美了”。 美，从羊从大；艳，繁体写作“豔”，左边的“豐”（繁体“丰”字）有大的含义。美艳二字都有高大的意思。古时候称赞人美貌，喜欢称赞高大，如《诗经》中描述庄姜之美：硕人颀颀。描述鲁庄公美：颀而长兮。要注意的是，“美而艳”不仅形容女性，也可以用在男性的身上。《左传·文公十六年》有“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的记载。 于是华父督派人在京城散布谣言说：“宋殇公继位不过十年，却发生十一次战事，百姓苦不堪言，都是孔父嘉导致的结果，我要杀死孔父嘉来让百姓安宁。”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弒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 宋殇公即位后，宋国在十年内经历了十一次战争，百姓民不聊生。孔父嘉官职为大司马，华父督是太宰。华父督借民怨之际，散布传言：“连年战争都是大司马的主意。” 念念不忘别人媳妇的华父督，在桓公二年春天向孔父嘉发难。他率众攻杀孔父嘉，霸占了孔父嘉的妻子，后孔父嘉妻子自缢身亡。宋殇公闻听此事勃然大怒。华父督得知非常害怕，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弑杀了宋殇公。随后请回“出居于郑”的公子冯，立为宋庄公，从而亲近郑国。 华父督用十年十一战来指责宋殇公穷兵黩武是不恰当的，只是一个借口。此时的郑国，十年间不仅与宋国交战，还抽空教训了卫国，收拾了陈国，大败北戎，攻入许国，当然这还没算更早的克段于鄢、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实力强盛。 由此可见，华父督杀死孔父嘉的真正原因可能并不只是想霸占他老婆，更深层的原因：宋国在郑国的不断侵略蚕食下实力逐步削弱，宋国内部以华父督为首的投降派发动了政变，杀害了抵抗郑国的宋殇公和司马孔父嘉，从郑国迎回了亲郑的公子冯，并拥立公子冯为国君，是为宋庄公。亲近郑国、发动政变可能是主要原因。 孔父嘉和华父督都是宋国公室，殷商王室后裔。孔父嘉，子姓，名嘉，字孔父。华父督杀了孔父嘉之后，孔父嘉的后人开始了逃亡生活，到他的重孙子孔防叔逃到鲁国，以孔父嘉的字为氏，就是现在的孔氏。而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咱们的孔圣人孔子的父亲。所以孔子其实并不是鲁国人，而是宋国人。孔子也不姓孔，而姓子，注意这里的子不是尊称而是一个姓。  华父督杀死孔父嘉和宋殇公后，拥立公子冯，也就是宋庄公继位。由于这样的继位，名不正，言也不顺，再加上华父督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引起了公怒，导致各诸侯国群起而攻之，联合攻打宋国。这个时候，宋国出于无奈和恐惧，开始向各诸侯国行贿。其中，行贿鲁国的，就是这个传国之宝郜鼎。 三月，鲁、齐、陈、郑四国诸侯在稷地开会，商讨平定宋国乱局。然而，与会诸侯不光彩地接受了华父督的贿赂，见利而忘义，不但没有替宋殇公和孔父嘉讨个公道，反而确立了华父督的宋国执政卿地位。会后，鲁桓公赶紧派人去宋国，讨取华父督承诺的东西。华父督也没有食言，奉上了郜国大鼎。 6. 臧哀伯为什么劝谏国君？ 臧哀伯是《臧僖伯谏观鱼》一文中臧僖伯的儿子，在他父亲死后当了鲁国正卿。两篇文章、父子两人分别对隐公、桓公两个君主进行劝谏，劝谏的事情都是君王“非礼”，可以相互参照来读。 宋国拿着象征郜国宗室传承的国宝郜鼎来向鲁桓公行贿，而作为春秋时期最守礼的鲁国，国君鲁桓公不仅接受了贿赂并且将这个郜鼎放在太庙当中，是极为不符合礼制的，这个时候臧哀伯出来劝谏。 1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tài）庙，非礼也。 鲁桓公二年夏天四月份，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件事是不符合礼制的。 [注释] 夏四月：指鲁桓公二年，即公元前710年四月。此时离华父督攻杀孔父嘉并弑宋殇公仅仅过去大约两个月左右。郜鼎：郜国的传国之鼎。郜，西周诸侯国，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庶子郜叔。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纳：收纳、接纳。这里是安放的意思。 大庙，就是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祀先祖的宗庙。西周时期各诸侯国都立有太庙以祭祀先祖。《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周公称大庙。鲁国的太庙供奉的是开国始祖周公。《论语》：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由此看出，在孔子的时代，祭祀周公仍是一件程序繁杂的事情。 现在鲁桓公把掠夺而来的郜鼎放在供奉周公的太庙里，这到底对不对呢？ 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 ——《穀梁传》 鲁桓公在国内弑杀了哥哥鲁隐公，在国外成全了宋国叛乱而接受贿赂，用这样的东西供奉祖先是很失礼的，如果周公在天有灵，是不会接受的。 春秋时期虽然历法不是很成熟，但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在的农历，农历四月就是初夏了。鲁桓公取得郜鼎后直接放到了祖庙里，显然这样做是不合于礼法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孔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由此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直言进谏了。 文章开篇直接下了定论，开口就说鲁桓公办的这事儿“非礼”。对比《臧僖伯谏观鱼》中的文末才下定论，可以看出鲁桓公这次做的事情性质比鲁隐公观鱼恶劣很多，也可以看出臧哀伯的急迫心情。 2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sè）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国君，要彰显美德，遏制违法邪恶的行为，以此来作为百官的榜样，以便更好地管理和监察百官；即使是这样做还惧怕有缺失的地方，因此宣扬美德以告诫子孙。 [注释] 塞：阻塞。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令：美好。令德就是美德。《诗经》赞颂周天子有高洁的德行，美好的声望，说：如圭如璋，令闻令德。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huó）席，大（tài）羹不致，粢(zī)食(sì)不凿(zuò)，昭其俭也。 为了向后人传递节俭的优良传统，所以祭祀用的太庙要用茅草来铺屋顶，祭祀天地所用的大车上是用蒲草编的席子来作垫子，祭祀用的肉羹都不加调料，祭祀用的饭食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好的精粮，这些都是为了显示节俭。 [注释] 清庙：就是祖庙，祖庙都是茅草屋。因其肃穆清静，故称清庙。大路：路通辂（lù），即大辂。《礼记·乐记》：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即大车，一般指天子祭祀坐的车。越席：指蒲草编制的坐席。越，束、结。天子去祭祀坐的大车上铺的是茅草席。大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汤。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粢食不凿：古代祭祀时用的以黍、稷所作的饭食。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臧哀伯一上来为什么要用祭祀来昭示节俭呢？《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礼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祭祀是国家头等大事，也是中国传统礼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如此重要的大事中都要厉行节俭，才能起到“昭示”的作用。 衮(ɡǔn)冕黻(fú)珽(tǐnɡ)，带裳(chánɡ)幅(bī)舄(xì)，衡紞(dǎn)纮(hóng)綖(yān)，昭其度也； 祭祀所穿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衣、绑腿、靴子及冠冕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板等各式各样的饰物，都要精心准备穿戴好，这样做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 [注释] 衮：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绘有卷龙的礼服。冕：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后专指帝王的皇冠。黻同韨，又称“韠”（bì）。古代大夫以上祭祀或朝觐时，遮蔽在衣裳前的服饰。许慎认为这是上古穿兽皮遮盖下体的遗风。韨用熟皮制成，形制、图案、颜色按等级有所区别。珽：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特指与公服配用的腰带。这里的带，杜预认为是革带，而杨伯峻先生则认为是大带。古代贵族礼服用带，有革带、大带之分。革带是皮做的束衣带，大带又叫绅，加于革带之上，用素或练制成。《礼记·玉藻》：大夫大带四寸。裳：古代称下身穿的衣裙，男女皆服。《诗经·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幅：此处同偪（bī），斜缠在小腿的布帛，自足至膝，类似于现在的绑腿。《诗经·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舄：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面为兽皮，比较精美，但鞋底较厚，很沉。是贵族在特殊场合时穿的。《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紞：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不同等级的贵族要使用不同颜色的紞。纮：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綖：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外包黑色布帛。
这些都是衣物和相关的配饰。穿什么衣服，戴什么佩饰，都是有规定的，是昭示法度的。臧哀伯一口气列举了这么多服饰，都是为了说“度”。那么，什么是“度”呢？杨伯峻先生认为，度可能此处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法度，此十二物尊卑上下各有制度；另一个是德度、态度，彰明制度即表明道德气度。  藻率(lǜ)鞞(bǐnɡ)鞛(běnɡ)，鞶(pán)厉游(liú)缨，昭其数也。 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准备好这些用具和装饰，是为了昭示尊卑礼数上的差别。 [注释] 藻率：古代便于附着圭、璋等玉器的装饰用的垫子。由皮革制成，上面绘制有各种彩色花纹。鞞：刀剑的套鞘。鞛：同琫。佩刀鞘上近口处的饰物。《诗·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鞶：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的带子。厉：腰带下垂的样子。“鞶厉”合在一起，指的是束腰的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游（liú）：又作旒，古代旌旗上附着的飘带。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驾车用。数：礼数、礼仪，以上物品使用的数量，随着级别、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 礼服上绣的火形、龙形、斧形、亚形等各种花纹图案，这些是为了显示纹饰上的差别。 [注释] 火龙黼黻：古代礼服上所绣的四种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文：交错的纹理，现在写作纹。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在车服和其他有关器物上用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描绘出天地万物的图像来进行装饰，这是为了昭示不同色彩的器物各有其用，而并非虚设。 [注释]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比象：即比像，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物：本意为杂色牛，因杂色含有众多的意思，故引申为万事万物。 五色，魏晋时期的经学家杜预曾注释：车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虚设。五种颜色附着在图案上，以此来昭示器物的色彩。 钖(yánɡ)鸾和铃，昭其声也。 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各种铃铛：钖、鸾、和、铃，这是为了昭示动辄有声。 [注释] 钖（yáng）：系在马额头上的金属装饰物，马走动时发出声响。《周礼·春官·巾车》：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钖，樊缨……说明钖的使用场合是相当高级。也有人认为钖是当卢，然而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当卢似乎不能发出声响。鸾（luán）：古代帝王、诸侯车驾上有鸾铃，安装在轭的位置的车衡之上。形制基本上是这样：上部成扁球形，正面有辐射状镂空，中有弹丸，车行进时撞击发声。下部为柄，或为长方形銎（qióng）。
臧哀伯之所以说车上的这四种铃铛昭示声音，实际想表达的是君主的车上四种车铃有各自的位置，车走动时声音十分谐调，可以彰显身份。 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 在旗帜上绘上日、月、星，这是为了昭示光明。 [注释] 三辰：指日、月、星。旂旗：旗帜的统称。旂指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仁君施行德政，就是要做到节俭有度，把德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祭祀出行所用物品数量的增减都要依照规定。 [注释] 登降：指增和减。登为增，降为减。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有数量的限制。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用法不同。 最后臧哀伯总结道：德就是虽然简朴但要有分寸，增加和减少都要有合适的数量，用纹样、色彩来标记，用铃声和旗帜来显扬，以此来给百官作表率。百官因此心存敬畏，不敢违反纪律，这就是“昭德”。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 用纹样、色彩来标记，用铃声和旗帜来显扬，以此来给百官作表率。所有这些都要形成典章制度，把它们记录下来，并公开地发布出去。 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以此来管理监督官员，官员们因此而警戒恐惧，从而不敢违反法律法规。 [注释] 易：改变，此处意为违背、违反。纪律：法纪和制度。 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 现在君王废除德政，树立违反礼法的坏榜样，拥立奸邪之臣华父督，还把他贿赂的大鼎放置在太庙中，公开展示给官员看。 [注释] 寘通置，放置。赂器：指郜鼎，是别国用来贿赂鲁国的物品。 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如果百官都以君王为榜样，来效仿君王的做法，该如何去责罚他们呢？ [注释] 象通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国家衰败是从官员走上邪路开始的，官员丧失道德，则是由于受到国君的娇宠和公然收受贿赂开始的。 [注释] 章通彰。表明，显扬。 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现在国君却把郜鼎放在太庙里，彰显违反道德制度、树立违反礼法坏榜样的行为，还有超过这件事的吗? [注释] 章孰甚焉。即章焉孰甚。彰显乱纪违法的事情里能超过把郜鼎放在太庙里这件事的，还有谁？章：彰显。孰：谁，哪一个。甚：甚于，超过。焉：代词，指“纳鼎于庙”这件事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都是以国家为主体去受贿了，而且放在太庙里展示，性质极其恶劣。 鲁隐公去观鱼无非是“不轨不物”，不合礼仪，臧僖伯还是在劝谏，而这里臧哀伯说起纳郜鼎是“灭德立违、章孰甚焉”，已经不只是劝谏，更是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了。直指鲁桓公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践踏道德，违背道义了。接着臧哀伯又做了一组对比。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Luò)邑，义士犹或非之。 当年周武王打败商朝，把代表天下的九鼎迁置于雒邑，这是正义的、符合天道的，尚且引来忠义之士的非议。 [注释]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雒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 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 而现在将昭示违反礼法的贿赂之物公然放置在太庙里给大家展示，这不是更过分吗？ 公不听。 鲁桓公没有听从他的劝谏。 说完了昭德，臧哀伯话锋一转，终于开始说纳郜鼎这件事，言辞很不客气。现如今摒弃德行，拥立奸邪之臣华督，还把他贿赂的大鼎放置在太庙中明示给百官看，百官一旦模仿的话该如何去责罚他们？国家的衰败是因为百官邪僻不正，而官员失去德行是因为公然的娇宠和贿赂，把郜鼎放置在太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当年周武王克商后，把代表天下的九鼎迁于雒邑，尚且有人认为不合适，而现在您在太庙里昭示违法乱纪的贿赂，这不是更过分吗？ 臧哀伯的劝谏层层递进，从纳郜鼎在太庙，说到了百官，然后又上升到了国家兴亡，最后还列举了武王迁鼎的例子，但鲁桓公最终没有听从臧哀伯的谏言，依旧我行我素地把郜鼎放在太庙。 《郑庄公戒饬守臣》中说过鲁隐公十年的时候，郑、齐、鲁三国结成同盟，同年他们干的一件大事就是鲁国打败宋国，郑国攻克郜国，之后郑国把郜国给了鲁国，所以鲁国在三年前已经实际控制了郜国。现在宋国拿着象征郜国宗室传承的国宝郜鼎来向鲁桓公行贿，鲁桓公自然是舍不得放弃的。 《臧僖伯谏观鱼》里提到过，鲁桓公是权臣公子翚弑杀鲁隐公后拥立的，这一点和宋国公子冯也就是宋庄公的即位过程极其相似。所以他本身也无法在道义上去指责华督弑君之罪。虽然臧哀伯的劝谏没有被鲁桓公采纳，但是却得到了舆论的高度赞赏。 3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哀伯的后代应该会在鲁国枝繁叶茂、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做了违背道德礼法的事情时，他没有忘记用德去劝谏国君。” [注释] 内史：先秦的内史，其主要任务是掌管法令、拟定文书，协助国君策命诸侯及卿大夫，并负责爵禄的废置。有后：有后嗣。 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倒装句，臧孙达其于鲁有后乎！臧孙达在鲁国会有后代。意思是他的后人在鲁国会长久的作官享有俸禄。臧哀伯给鲁国的后代也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了遗慧。为什么呢？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国君做了违背道德礼法的事情时，他没有忘记用德去劝谏国君。《左传》《国语》里的诸多“预言”都是以“有后”“无后”来判断，先秦时代对于后嗣的重视可见一斑。 4 公元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臧哀伯是《臧僖伯谏观鱼》中的臧僖伯的儿子，可见父子二人都是忠君直谏的忠臣。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 这篇谏辞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臧哀伯谏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简单来说，作为君王要当好“道德模范”，做好百官和子孙后代的表率。放到现在还有很好的警示和垂范作用。 提出论点后，臧哀伯分别从俭、度（等级）、数（数量）、文（纹彩）、物（器物）、声（声音）、明（光明）举例论述了不同场景下、不同等级官员的礼数规范。 5 反观现代社会中，过去的礼数简化多了，规范个人比如服装的礼数基本没有了。看似文明进步了很多，但其实容易造成混乱，比如不规范官员接待标准，公款吃喝就泛滥成灾。 古代正是有一套完整的礼数规范，“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百官才不敢违纪。而现在国君却把违德乱礼的郜鼎放在太庙，岂不是暗示百官可以效仿呢？即“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这篇《臧哀伯谏纳郜鼎》，粗看似乎只有华丽的词藻，和一点“礼”的知识，细看却能看出中华文明对抢掠文物的态度。一直以来，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西方博物馆从来以霸占、展示殖民时代从各地烧杀抢掠而来的战利品文物居傲、为荣，除了被侵害国抗议，比如每每出现中国被劫文物拍卖，必引起举国的爱国热情，但劫掠国内部倒并没多少反对意见。而西方国家在最能彰显自身文明的国家博物馆一而再、再而三地炫耀劫掠获得的文物，是不是也是在向世人暗示此等掠文物行为可以、甚至应当效仿呢？这些西方国家内部民众却少有抗议的声音，是否也意味着他们对这些劫掠历史仍然保持着洋洋自得的优越态度呢？ 一方面这些西方国家，不时发动诸如“性别平权运动”“环保运动”的游行活动，这些活动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先进的代表，他们一直也在标榜这些所谓的先进文明，并以此为荣。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国家是落后文明，在人权、自由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所谓的“先进文明”。所以相应地，这些先进文明的西方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发起一次“西方归还盗窃文物运动”，作为先进文明的表率。不，并没有！他们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 而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臧哀伯公开反对纳郜鼎于太庙就已经表明了中华文明对劫掠之物的态度，与西方文明迥异。 臧哀伯的谏言中提到了很多先秦的器物，对于臧哀伯来说他所列举的都是他身边能见到的常见物品，但是对于三千年以后的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却成了我们阅读和理解文章的障碍。但是，一旦我们了解它们和它们背后当时的礼制，我们便可以溯流而上，真正明白臧哀伯的用意。 在本文中，鲁桓公虽然没有纳谏，这是春秋礼崩乐坏的大环境所致。 微信公众号 惟真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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