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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时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经由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继承与再阐释,以及与心理分析知识框架的结合,在消费行为研究领域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但是,当前国内外许多研究者误用了商品拜物教概念工具和理论,在他们的论著中,忽视了消费者群体的主体性、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物与商品的社会生命和社会意义,其道德性价值判断过于彰显,系统而扎实的实证经验资料明显缺乏。这一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无益于实证研究、有害于理论推进。当前社会学、人类学具体消费领域的一些专门经验研究成果,给这个主题的拓展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景观。 长久以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个重要的现象:众多学者毫不隐讳、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the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为理论武器对消费的消极面大肆挞伐。有学者指出,商品拜物教最终使人们拜倒在商品的脚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存在商品拜物教现象;重读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对美国大众消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模仿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后果,也会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出现混乱。有学者把消费社会的物欲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称“这样的消费社会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此类观点不一而足。 值得反思的是,在现实社会中,消费主义观念不仅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盛行,在当下中国同样受到热烈拥抱。这就提醒我们,消费主义或商品拜物教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使用,但是,对物质消费多样性实践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谴责却要谨慎对待。固然,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统治与物化意识已经成为自然性的存在,无产阶级的解放就需要从意识上打破拜物教思维,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简单、机械、教条式地在花花绿绿的商品世界中拒绝“诱惑”?基于上述种种问题,本文尝试从绵密繁复的学术话语变迁中探寻、理清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来源及其演变,更清晰地描述这一概念被运用尤其是误用的情况。也即,展示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笔下的适用范围及其变异情况,将相关理论观点放在更宏观的学术视野乃至学术争论中去,并对当下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及其未来前景做一评估和展望,探索这一概念对中国消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启迪意义。 从拜物到商品拜物教:概念起源及经典涵义 英语中的“拜物”(fetish)及其欧洲同义词词源来自拉丁语的factitious,其作为一个动词意思是“去做”,作为一个名词是指“手工制品”。15世纪晚期,该词汇被广泛应用,意为“富有魅力之物”。其同源的葡萄牙词语feitiço后来被用作指称几内亚海岸居民对一些物品的尊崇。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皮埃兹的说法,这个词主要指单纯无知的人们(尤其妇女)实施的“魔法实践”或“巫术”。在十六七世纪,拜物一词主要被用来描述非洲西海岸多文化交叉地区的一种宗教崇拜,尤指对无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的崇拜。法国历史学家德·布霍斯在其1760年的著作《论物神崇拜》中,首次将“拜物教”一词用于比较宗教学,自此这一概念开始广为流行。德·布霍斯认为,原始人的心灵需要集中关注那些可见的东西,后来的人才能关注和理解抽象的事物;宗教最初起源于拜物教——对石头或其他物体的崇拜。这个观点在19世纪中期被更多学者所接受。社会学家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开宗明义直言: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的思辨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神学阶段又可以被细分为拜物教阶段、多神教阶段和一神教阶段。在拜物教阶段里,人类尚未建立起简单的科学知识,就贪婪地追寻万物的本源,最终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信仰和宗教崇拜来面对这个世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把这个术语引入人类学后,引起更加广泛的讨论,物、商品、巫术、宗教崇拜等关键词成为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按照泰勒的说法,“万物有灵观既构成了蒙昧人的哲学基础,同样构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学基础”,而这一学说的核心就是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观。 泰勒之后,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这个术语多少含有西方文明对其他文化的轻视和低估之意,意味着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差距。尽管未曾言明,但威廉·皮埃兹在论述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观点时仍暗示,这一概念是文明与野蛮两种文化之间距离的延伸,只不过延伸的领域和方向不再是异文化或他文化,而更多的是自身所处的社会。马克思最早于1842年《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拜物教”概念,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同年早些时候读到过德·布霍斯的相关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使用这个概念,这次可能更多地跟黑格尔使用过同一概念相关。然而,作为更广泛的财产拜物教的一种特例,商品拜物教的观念直到《资本论》中才发展起来。具体而言,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语部分,马克思把商品拜物教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 对马克思来说,使商品成为商品的,无关乎商品的物质属性。商品存在只是为了交换;一个商品,不论其外貌如何,都与体现相同数量劳动力的任何其他商品完全相等。因此,商品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商品与其生产者的具体生活没有什么关联。商品拜物教因此成为对无形的、非物质的、超感觉的东西的崇拜;它把非物质性刻印下来,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马克思用了一个比喻——“倒立跳舞的桌子”: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它一旦作为商品,就“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马克思还在另处以更抽象的语言表述这个思想:“可见,商品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在人们面前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在于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关系反映成并非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事物的商品形式,以及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间之价值关系,与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如果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与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商品世界的这个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秘密的抽象分析已经远离早期学者眼中具体的物品崇拜。马克思强调,原始社会的商品形式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那时直接的物物交换形式,更多的是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而不是商品转化为货币,交换价值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形态,人们的迷恋和崇拜尚未集中在商品和商品交换上。 马克思追随者的概念继承及再阐释 在阐释、继承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时,有的马克思追随者发展出了新的观点,有的只是变换一种说法,试图使马克思的相关观点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 伯恩斯坦认为,若要假定一种决定价值的性质,那不是劳动,而是需要,即效用。对他来说,价值并非固着在商品内部的东西,而是一种“市场的估价关系”,而价值量只能用供需法则来衡量,从需求方面来分析。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纯粹思想上的结构”,因此尝试着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变成“从理论上可测量的量”——用数学表达实际的量的关系。 考茨基直接接受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因此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认为,商品拜物教一节应是《资本论》全篇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讨论商品拜物教的顺序是: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展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的性质与秘密。而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的相关编排则是:商品及商品拜物教—价值—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在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通俗化传播的过程中,考茨基将价值与商品拜物教的顺序颠倒过来,他认为如果不先认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就无法完全理解价值。除了逻辑顺序有所改变外,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并没有做更多的延伸,没有将其应用于新的情境,也没有更多的经验资料。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应当拥有远离和摆脱资产阶级压迫的力量和本质。但如其跟随者所看到的,同样是马克思本人的商品拜物教,使得无产阶级无法自然地拥有这个能力。这也就触及工人阶级为什么无法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的重要问题。列宁由此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在罗伯特·坦纳看来,列宁问题的前提正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隐含着的,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清晰表达罢了。 卢卡奇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商品拜物教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的灵活性,为后来的变化留下了空间和余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引申出物化(reification)的概念(又译为物性化、物象化),并将物化作为一个重要范畴来使用,在扩展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方面既留下了标志性的篇章,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他认为,物化的首要表现在于:“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卢卡奇这个分析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表述近似:“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结果人格和心理结构也被客观化。如此,根据坦纳的说法,拜物教的问题被视为一种压迫,它限制了人性中常见的自由安排的社会生活;仅仅消除异化,并不能解决商品拜物教的问题。 按照卢卡奇的看法,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马克思对物化基本现象做了如下描述,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段话正是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描述的主体部分。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消费者自身的自主性力量在哪里20世纪早期的批判理论家,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认识到,马克思的经济分析需要考虑到并且去综合、容纳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实际。有别于马克思追随者的哲学抽象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独辟蹊径,他尤其注重如何从心理分析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此外,虽然批判的旨趣浓厚,弗洛姆把这一论题引向“百货商场化”的现实社会。在弗洛姆的表述中,“满足贪婪成了新的宗教”,“人们对消费永不满足,如饥似渴,从而产生了以商品作为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于天堂的解释就是一个像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场”。商品拜物教的话语体系由此从商品世界转向消费领域、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因而,商品拜物教概念提供了一种引发多种成果的话语体系,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这两个话语体系的交汇点,这种交汇也为马克思主义扩展自身理论提供了机遇,以分析人们是如何通过欲望、娱乐和消费积极地维系和再造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 新的研究范式:消费的主体性、品味与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探索消费愉悦的细微之处,把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和弗洛伊德的框架体系结合起来,几乎形成了社会理论界的一种知识工程。其中,一批法国学者的贡献尤其突出,包括阿尔都塞、巴利巴、波德里亚、德波和利奥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对商品拜物教这个概念的浓厚兴趣,波德里亚把商品放在符号和意义的系统中去理解,从符号学角度看待商品拜物教。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试图理解和揭示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波德里亚则试图理解和揭示商品作为消费符号和象征的政治经济学。 从学科领域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消费者和消费行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者开始将研究议题集中在“品位”(taste)、“身份认同”(identity)和“生活方式”(lifestyle)的讨论上。坎贝尔把现代消费主义与浪漫伦理视为一体的论断,似乎与韦伯的禁欲伦理视角形成对照并遥相呼应。根据布迪厄的论述,社会区隔产生于生活方式,即人们的消费行为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们区分并获取那些更加值得向往的、值得认可的、有价值的消费品。在科马洛夫看来,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的最新意志,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消费不仅象征着财富、健康和活力,也成为“建构自我与社会、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首要场域。消费者作为“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木偶的一面也得到了突显。如道格拉斯、米勒坚持认为,消费行为在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具有想象空间,消费者具有反抗和被赋权的可能。另外,肇始于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接续迷恋者研究、品牌共同体及其他消费活动的研究,展示出多样化的、积极活跃、有主体性的消费者。你可能质疑在银行、电话公司或汽车经销商那里消费者有什么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消费依然是现代社会中主体性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主体性的论点比木偶论更受欢迎。 并不奇怪的是,19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崛起之际,人类学家以拜物教观念讨论新生的问题。比如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戈德利耶强调,拜物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的形式在马克思历史观念和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存在一个问题,生产(资本)的主要关系可能是个错觉和幻象。对弗里德曼来说,早期的理想主义的解读和后来的物质主义的解读,导致马克思在使用拜物教这个概念时有些歧义。与成熟期的马克思观点相近,弗里德曼认为:“资本是一种拜物教,是因为它的内在属性与它在物质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一致,不是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变形了。”他同时也发现,戈德利耶和马克思一样,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存在含混和歧义:“这个术语的问题是,拜物看来总是拜物教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另一些物品和情景的错误的征象,一种偏差现象”。弗里德曼因此推论,把拜物教看作是社会再生产的主导结构,这不可避免地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物能力相冲突。为了从生产关系中驱除所有非物质的痕迹,巴利巴拒绝了马克思拜物教概念的意识形态特征,他把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区分开来。 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最成功的应用成果是陶西格的作品《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这部被霍布斯鲍姆称为“见解独创、鞭辟入里而令人钦敬”的经典著作,展示了“魔鬼”在当代南美种植园工人和矿工生活习俗中的社会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陶西格发现,人们观念中邪恶的拜物教是以魔鬼的形象出现的。这种拜物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状况客观化的紧张冲突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在传统的叙事中,魔鬼常常引诱人用灵魂来交换虚幻、短暂的力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导致工人与他们制造的商品疏离。陶西格把二者联系在一起讨论。该书于1980年初版,三十年后,欧洲的思想家本雅明与乔治·巴塔耶再次延伸了陶西格关于魔鬼影响力的隐喻。 对当下商品消费的分析,展现出商品拜物教的多面性和差异性,并有可能挑战悲观的、批判性的观点。博姆和巴塔对耐克商品的拉康式解读表明,尽管耐克生产商是血汗工厂,人们对这类工厂有长期的抵抗,但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人很高兴地购买这类昂贵的消费品。耐克品牌承诺,一旦买了最新款的训练鞋,就会获得神奇的、愉悦的经历。穿上这种鞋子后虽没有像乔丹跳得那样高,也没有像泰格·伍兹那样把网球玩得如此精通,不过这似乎不影响人们的幻想。正是这种幻想的力量在拉康的拜物教观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之所以醉心于这些大品牌,是因为拜物教及其进程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现代的主体为了构建自身就会不断地消费更具诱惑力的东西,这个进程的核心就是愉悦,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愉悦的系统。耐克的案例表明,消费者可能主动地、愉快地醉心于这些大牌商品,这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真实部分,而不只是像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所说的被动地受制于虚假意识的掌控。 作为概念分析工具的商品拜物教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马克思本人及其跟随者,以及那些汲取马克思思想和灵感的研究者们,对商品拜物教等概念工具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但他们的理解、使用、阐释存在着差别和距离。这些概念工具的意义并不总是那么明确清楚,有时存在含混之处,甚至被马克思本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所抛弃。 1.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工具及其新变化 在伊戈尔·科普托的笔下,马克思的商品化和商品拜物教概念是检视高度金钱化、货币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类型。科林·伦福儒看到,如同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区分,这些概念适合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主义分析(formalist analysis)。在此意义上,这些概念工具是达成科学分析现代社会的理论工具。 比如,在贝斯特和凯尔纳看来,“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并不是仅为了满足社会生存需要的贸易对象的商品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商品拜物教”;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交易的社会,“该时代一切东西,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变成了一种市场价值,被带到市场按其最真实的价值进行评估”。等价交换规律、量化原则、工具理性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主客体被放置到同一种经济计算之中加以考虑,主体的本质就变成了一种非现实的“抽象”,一种丧失了自身固有品质的符号或“虚幻物”。“随着货币、商品化和量化逻辑的传播,一种普遍的抽象过程笼罩了社会。”在更可观察的消费领域,丹尼尔·米勒重新尝试把黑格尔的客体化理论应用于他命名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他们从不同层面尝试重新把传统拜物教理论融汇、综合到新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去。 由于学术译介和传播的滞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框架依然在活跃、多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发挥作用,而新的概念和理论尚不能广为人知。事实上新旧话语均关注消费中的主客关系,只不过观点上差异明显。近三十多年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对拜物教现象和过程的看法,不是物及其观念一统天下,不是商品消费、金钱迷恋一边倒地左右人。作为最具有能动性、主动性和反应性的物种,人在这些外来事物及其对它们的迷恋、崇拜面前绝非无能为力、被动接受的木偶。对拜物教神秘力量的强调,以及某些情况下对这些概念的迷恋、神化,会淹没、遮蔽、忽视存在个人或群体身上的主动力量和主体性。在资本主义初期商品化进程之前,人类历史上就有着“去商品化”的过程,人类这个物种在商品化、货币化的过程中的反向的行动和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基于此,人类学家和历史学者才有可能为看似自负的结论辩解:商品与人一样,有着社会生命。与涂尔干集体意识对社会团结的重要论述相关,道格拉斯与伊舍伍德尝试把消费放回社会进程中,他们从物品负载着人际交往和交流的符码开始,看到消费者是借助于它与别人交流和交换的;食品也罢,饮料也罢,身体服务也罢,只要与社会生活有关,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借助它们达成社会凝聚、获取支持和帮助、寻求友善。因而,一种消费的理论必须是关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理论。 2.在价值与事实之间: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 在国内学术界,许多论著高举起批判的大旗,在价值判断取向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比如,《痛苦中的安乐》一书以“论消费主义”为副标题,辑录了马尔库塞、弗洛姆对消费研究的众多片段,抽取其中一两句话或新加一两句话作为大小标题,如“痛苦中的安乐:在消费主义统治下的人的生活”,“从压抑性的富裕中解脱出来: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警惕:工业社会正把人变成贪婪的消费机器”。为了突显编者的价值倾向,该书“前言”开宗明义地指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极度的精神堕落,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 西方不少学者不但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而且还对此作了很多分析研究。在这些西方学者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他们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在充裕的物质生活后面蕴藏着的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这一'病态’的揭露,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根据休谟定理(Hume’s Law),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价值命题的时候,前提当中必然也包含着价值命题,不可能从纯粹的事实命题逻辑地推演到价值命题。因此,所有的价值判断最终都是主观的,是在逻辑上不可能被证明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也如韦伯所说,“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因而,强烈的价值判断,尤其到了迷信的程度,就会妨碍客观、中立的科学研究。诚然,早期关于消费早期论述大多充满了道德诉求,这一点并不奇怪。马克思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也正因为此种原因,后者才有了霸权与反抗之类的话语。但是,新的研究需要超越美好丑恶之分,这样的理路似乎才更合宜、更具说服力。 比较而言,与西方理论界对商品、消费的浪漫化想象相反,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还有被泛化使用的倾向,人们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很多消极的、负面的东西都可被冠以“拜物教”之名加以拒斥。比如有的研究中未提高兹的著作中有任何关于消费异化或异化消费的论述,只引用俞吾金、陈学明著作中的“消费异化”说法,就把高兹生态危机、消费主义、浪费的有关论述简称为“异化消费”。由于国内学界倾向于对消费主义赋予强烈的道德贬义,中国消费社会研究的某些成果呈现出极为鲜明和单一的批判基调:对消费主义的“过敏症”。同样地,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学术话语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和惶恐症。这类症状在面对下列理论命题时,更暴露出其危害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物欲、衣食住行的炫耀、寻求新奇刺激的满足是有其社会生物学基础的,是不可能消除的;人文教育最主要的是训练消费技巧,为享受各种刺激做准备;温饱问题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这种论调也与近年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方略和现实诉求南辕北辙。人文社会科学似乎需要反思,被诟病的拜物教,有多少被掌控、被欺骗的成分,有多少自己主动的寻求和追求,或自得其乐地沉醉、迷恋其中?人在拜物教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灵活多样性哪里去了? 迈向经验资料支持的理论研究 在国外,拜物教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讨论的主题得到清楚地限定,存在研究兴趣减淡、发表成果减少、操作化程度增强等趋势。中国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可能跟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阶段有颇多相似之处,从而引发人们借助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反思、探讨和分析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颇具潜力和发展前景的研究取向。但国内相关文献中,重述、转述、评述为主的论文占主体,数量之巨,资料、观点之重复拖沓、多余累赘,甚至到了惊人的地步。绝大多数文献结合实际讨论问题的较少,即便有所结合,也很少立足于某个系统性、实证性很强的数据和资料来测量、评估、分析“物化”或“拜物教”的某些特征和方面,其思辨、逻辑的演绎远远多于实证论证。须知,逻辑的推演,尤其演绎推理并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只有结合多变而复杂的社会现实,才能丰富对拜物教等概论和理论的认识和了解,并对商品拜物教理论有所延伸和拓展。遗憾的是,目前过多的研究成果描述了一些倾向性,却缺乏富有说服力的经验材料以展现格局和景观的细节之处,一些研究成果谈到部分看似合理的原因,却难以揭示其中发生作用的机制。这种景观与国外学者同类研究资料、观点、论证方法的多样化,发表成果之少而精恰成鲜明对比。可能绝处逢生的是,当前社会学、人类学界消费研究的专门学者虽然未必以拜物教为题,但他们所做的相关经验研究可能给这个领域带来全新的视野。比如,基于1995年前后对上海住宅和居住空间、上海舞厅、北京麦当劳、深圳保龄球、南京食品市场等消费场景的实地调查,戴慧思、卢汉龙等学者发现,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第二次解放,它给个人带来了四种自由: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私人言论空间表达的自由和私人生活权利的自由。通过“欲望之镜”概念,基于1990年代对上海老三届等群体的访谈和观察,戴慧思指出,中国城市生活中人们的欲望被长期亏欠了,消费革命带来的变化是人们自主、自愿、自由地追求生活的舒适。以打工妹工厂扎实的田野工作为依据,潘毅则认为不应当为了谈论消费就打破“生产之镜”。她以葛兰西底层社会为概念工具论证道:“如果底层社会不能发声,他们能够也不得不生产和消费,好像这两者是他们命运中必有的东西,这两者是他们在全球资本时代存活下来的保证。……他们的消费似乎显示人人均可参与的'革命’到来了,但这种消费是屈从于生产的,这样的革命实乃一场'民主秀’而已。”为了解开中产消费者是炫耀还是挥霍的谜团,基于2008年对北京30位中产阶层成员做的访谈,朱迪发现很多被访者表达了对精致的、品牌的、高质量的甚至“设计师”品牌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偏好,而这种偏好的消费动机是追求乐趣和舒适。由于社会变迁,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消费选择和偏好进行辩护。被访者在解释他们的品味时,强调乐趣、舒适、放松、自我奖励、地位显示以及认同的维度。在音乐消费领域,王宁通过访谈发现,85后大学毕业生在外国流行音乐消费偏好方面呈现出“文化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他们实际上是以此建构自己的音乐品味和同辈群体认同。王宁的研究还揭示,新型音乐消费工具的可供性和音乐爱好者的能动性促成了美感穿插实践的发生,从而实现了费瑟斯通所说的“日常生活的美感化”。这些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回避拜物教的概念和命题,似乎那是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过于道德修饰的华丽辞藻。假如不彻底告别对物质欲望的“过敏症”,假如不摈弃流行的拜物教批判的窠臼和禁锢,这些成果是难以想象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中还有许多社会事实,如古玩或限量版物品的收藏,穿戴意大利奢侈品,热衷巴黎旅游,年轻女性的破洞牛仔时尚,车友俱乐部,男性香水对城市新男性气质的型塑,医疗美容等等,这些现象均有恋物、主体、消费欲望与身份认同杂糅其中,绝不是拜物教标签所能“一言以蔽之”的。当“拜物教”成了一个筐,与消费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东西都被往里装时,这绝不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是对严肃认真研究的放弃。 由于制度背景、社会文化传统、当前重大问题以及学术生态环境的差异,同样面对消费欲望、消费主体性的问题,德鲁兹和加塔利的论述展现出欲望的生产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解放性,拉康则揭示愉悦经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引擎作用,优秀的中国社会学者只能着眼于消费主体性的有无以及谁的消费主体性的问题,于“多少”、“怎样”、“为什么”等问题既鲜见经验数据的测量和呈现,更缺乏深刻的理论洞见。借用贝拉的“心灵的习性”概念,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这种分野具有更为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作为结语,我们要申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齐美尔的社会性存在某种转承关系。伦福儒发现,前资本主义时代有价值的东西,如像金子那样当代社会的宝物,确实存在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现象,这种现象也是可以辨别出来的,但却很难用劳动价值的概念来衡量和识别。百余年来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资料与上述理论观点之间存在怎样的复杂关系?在那些后期工业化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要素的国家,比如印度、中国、俄罗斯、越南等等,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拜物教的事实?齐美尔曾说,重要的是看到所有的交易或交换都存在算计的方面,尽管其相关的社会性(sociality)在形式和程度上存在差异。站在两极的、二元论的立足点很可能忽略了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当交易和交换理性的、形式的一面被过度强调和突显时,社会性、消费者主体性及其在各地消费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样不容被忽视。 作者:张敦福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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