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黑龙江省教育厅 一、政策松绑下的“营利性”转身  长期以来，民办高校被定义为“非营利性机构”，2002 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时，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办学”。然而，随着教育市场化浪潮的推进，政策开始松动。2016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首次允许民办高校自主选择“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彻底打破了这一限制。 政策的松绑背后，是民办高校的生存焦虑。数据显示，我国民办高校数量已从2001年的124所增长至2024年的799所（截至教育部2024年6月30日数据），但生源竞争却日益激烈。2023年出生人口仅902万，较2016年下降52%，叠加就业压力，许多民办高校陷入“学费依赖症”——60%以上的收入来自学生缴费。当招生困难、口碑下滑时，“营利性”转型成了部分院校的救命稻草。 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为这类高校贴上鲜明标签：所有营利性民办高校须在名称中标注“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学校”与“公司”的界限逐渐模糊，教育领域的“企业化生存”正式登堂入室。 二、22所营利性高职院校图鉴 目前，全国共有22所营利性民办高职院校，他们分布不均，却暗含规律。 全国营利性民办高职院校名单 数据来源：各省教育厅 东南沿海成“主战场” 上海以4所营利性高职校领跑全国。以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为例，其专业设置与城市定位深度绑定：应用外语、商务文法、工程信息三大专业群，紧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枢纽”的战略。类似案例还有海南东方新丝路职业学院，依托“中国名模摇篮”的行业背景，开设时尚设计类专业，试图在细分领域突围。 中西部“差异化求生” 在湖南，株洲科技职业学院瞄准人工智能、数字媒体等专业，郴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则成为省内首所主打AI的高职院校；郑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扎根航空港经济区，围绕电商物流与现代服务开设专业。这些院校的共同点是：紧盯区域产业需求，用“高学费+高就业率”吸引学生。 三、争议：职业教育该不该是一门生意？ 营利性民办高职校的崛起，撕开了教育商业化的一角。然而改革带来活力的同时，质疑声也从未停歇。 “公司制”职校的生存逻辑——专业设置“钱”景化？ 与传统非营利性院校不同，营利性职校更像一家企业：专业设置向“钱”看齐，人工智能、数字媒体、电商物流等热门领域成标配；管理模式强调成本控制，甚至压缩基础学科投入。一位业内人士坦言：“投资者需要回报，学校必须快速变现。” 公众的质疑与焦虑 家长最关心的问题直白而尖锐：“高学费买来的文凭，能换来好工作吗？”社交媒体上，有学生自嘲“付费工具人”。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教育公平性——当民办高职校以企业模式运营，寒门学子是否会被高学费拒之门外？ 四、未来：转型还是退场？ 改革窗口期正面临严峻考验，民办高职校站在十字路口。 2024年，湖南首次设置3所营利性高职校引发关注，但同时多地民办院校因招生不足濒临关停。政策虽允许营利，却也要求这类高校承担更高税收和土地成本。一旦商业化过度，还可能触发更严监管。 但危机也在倒逼创新：  ·贵州铜仁数据职业学院依托贵州大数据产业资源的主场优势，着力打造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主的特色专业群； ·中公教育集团举办的芜湖航空职业学院已与腾讯、阿里等上百家头部企业达成全方位合作，为学生的学业、创业和就业搭建坚实的支撑平台； ·北海康养职业学院锁定“大健康”类专业为核心，采用“外聘内培”的方式将具有丰富一线临床经验的医学专家、教授引入学校，着力培养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实践证明，市场化并不等于只追求利润——当教育供给精准匹配产业需求，营利性高职院校同样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图片来源：湖南省教育厅 结语：教育的温度，能否抵抗商业的冰冷？ 当“学校”与“公司”的标签重叠，教育的本质正在经历一场拷问。营利性民办职校的崛起，既是应对生源危机的无奈之举，也是探索教育创新的破冰之旅。或许正如某教育学者所言：“营利性院校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赚了多少钱，而在于能否证明 —— 教育在商业框架下，依然可以保持育人的温度。”22所公司制高职校将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实践样本，这场实验的结果，或将重新定义职业教育的未来。 素材参考来源：各省教育厅、百度百科、百度文档、海南东方新丝路职业学院有限责任公司官网、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有限公司官网、郑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有限责任公司官网、光明日报、麦可思研究、神针评价等。 本公众号转载仅出于传播更多资讯之目的。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敬请告知我们更正或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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