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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董顺学的长篇小说《月亮山下》确实有些意外。一个几乎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年近70岁的老人，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部近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让我这个也算是职业读者的文学人多少有些惊讶。长篇小说考验的是作者结构组织能力和叙事功力，没有相当的驾驭体裁的本领是无法完成的。 在过去，作为文学人，没有经历过文学刊物出版机制的检验和过滤，要一下子写出一部大块头的著作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自从出版市场化之后，出书已经不像过去需要经历严苛的质量审核，特别是书籍本身作为商品已经不像过去让人们觉得那么神圣了，它跟普通的商品并无二致，所以，虽然有出版社的审核把关，但如果你足够有钱，出一本自己的书，还是能够做到的。正因如此，近年来的文学出版事业欣欣向荣，但废品不少。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出版更是风起云涌，按照中国现代文学馆2019年发布的《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两千余部。而据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的判断，我们每年诞生的长篇小说多达八千到一万部。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六千到八千部长篇出版无门，被迫束之高阁。确实，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体量。量是确实有些大，但质究竟怎么样？据我观察，真正优秀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虽然有些作品（其中不乏获奖的作品）在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评者赫然标出“惊人之语”的鼓噪下，貌似热闹了一阵子，但随着时间的漂移，依然被删除在读者阅读之外。确实，在这个知识化、智能化极度发达的时代，人们的信息过载已经到真假难辨的地步，特别是市场化之后，在资本的加持下，文学批评界的言过其实已经成为一种通病。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我对这样一部体量足够大的长篇小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它行吗？ 拿到初稿后，尝试着去读，看能否读得下去。真正进入小说的文本后，我被小说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竟然读完了，并且是花了三天的时间不间断地读。我也被这位70岁的老人的书写感动了。小说以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前后五十余年的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以主人公周思甬与齐梦鹭、杨春燕、许桃花的爱情婚姻生活为主线，讲述了主人公带领乡村百姓，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使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所进行的努力和奋斗。小说塑造了一个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心向光明，追求进步，成为新时代乡村致富带头人的鲜明形象。小说写得扎实、厚重、丰富。可以说这是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我惊讶于作者把握宏大叙事的能力，结构小说的能力，细节呈现的能力，起承转合的能力，把握节奏的能力，这些都让我刮目相看。从作者贯注全书的个体生命体验来看，不用多言也能看出，文本中的人物情事，多有作者生活中的原型，从小说环境的命名，从人物出场的情境，从村人那颇为熟悉的面孔，以至于西部乡村生活过的人无法忘却的民俗风情、俚语粗话、民约乡规等，那种从人物身上喷涌而出的原著民生活气息，那种从亲切的方言中由内向外涌动的鲜活与饱满，让我感知到即便是再富有才气的大作家，要表现得如此稔熟自然，也并非易事。 据作者自己讲，此书是在儿女们的极力鼓动和摧促下完成的。但据我了解，作者酝酿此作可以说占据了他生命的大半时间。据在西吉中学的赵炳庭老师讲，20世纪90年代，董顺学就曾托他儿子给他拿来过写了几千字的一个短篇小说初稿让他看；2004年他又亲自拿来了一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文稿让他看，从时间上来算，拉拉杂杂，写了三十余年，对董顺学来说，算是完成了他毕生的一大心愿。他就是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在西部的某个乡村，从20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半个世纪里，有一群人，他们中有支援西北的第一代移民的知识分子，有一群西部的农民，曾那样地活着。他们在时代的大潮中被卷入，被裹挟，激荡沉浮的命运见证着历史的波诡云谲，难以捉摸。读此书，让我眼前确乎活现出西海固支离破碎、沟壑纵横的山塬村落里，一群农民坚韧、顽强、不屈、诚实，不乏豁达，与命运抗争而又苍凉活着的情形。作为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我，对这种几近粗厉、酷烈的意象，是深有体会的。那时的西海固确实被世界粮农组织专家们说成是“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严酷的自然环境，几近窒息的极左政治生态，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精神压抑达到了极点。好在历史并不总是让人绝望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并不会因为这片土地的封闭落后而将它遗忘，在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同样迎来了它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我深刻地感受到《月亮山下》不但是写生存，更多地是写变迁，写大西北农村的生存与变迁。确实，董顺学在西北农村生活了一辈子，他对这地方太稔熟了，生活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把这些馈赠研磨成精细的文字，流泻于笔端。他写大西北当代人的生存，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物质方面，也有精神方面；既有自然方面，又有文化方面。特别是对最能标示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化书写，可谓信手拈来，如叙家常，如念旧事，那些民俗、风俗、歌谣、童话、古今、礼制、习俗等等，在他的笔下，成为小说深广的背景和独特的语境，这是“原生态外貌下对于典型化的追求所致”（雷达语）。据此，他对中国西北地区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精神品性的开掘就有了典型性。 《月亮山下》承继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真实准确地再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西北乡村五十多年风云激荡的历史，它直面真实的历史，不回避历史的诸多荒谬与人生的无奈。特别是不回避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岁月带给人们的创伤，不回避西北农村当时的贫穷与落后，不回避极左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它的审美根基是再现真实的生存而不是虚妄的幸福，是直面严酷的无奈而不是无脑的兴奋。正因为作者有从苦难中超拔出来的能力，所以，整个作品才洋溢着生命向上的能量。特别是主人公周思甬的个人命运的波折起伏，这个沿海城市青年人，随父母来到大西北，扎根黄土高原，把萧西县作为第二故乡，在命运的接连打击中不气馁，不抱怨，不消沉，以生命顽强的韧性和不屈不挠，迎接命运对自己的考验，在他的身上闪现着时代生活的剧烈变化。周思甬的个人命运也成为时代风云在西北偏远山村一个微不足道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的真实投射。当然，时代风云也激起了一个有为青年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在作者把“历史命运个人化，个人命运历史化”的过程中一一展开，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景式、开放性、史诗性的宏阔场面，让小说成为承载那段五十余年历史的一个鲜明的叙事文本。 小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意义和价值诉求。《月亮山下》立意于今天，以当代意识来呈示西部乡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这其中，毋庸置疑肯定带着当代人对历史价值的一种反省和重构。正如作者在书中追问：谁能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在今天，我们依然不难见到那个年代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子，社会需要在深刻的变革中弃旧而图新。小说从头至尾贯穿了作家对中国半个世纪乡土人文生态的历史考察、审视和追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村庄史都是民族历史的缩影。这样一个虚构之后带有强烈个体经验的村庄史，作家在复活历史的同时，是否揭示了在这个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人性图景的历史根源？是否在我们开启未来生存面向时，给了我们一个历史参照，一种深刻的启示？这些，是我们读这部小说应该引起注意和思考的。当然，作者并不仅仅限于对历史的追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兼具人性之美和向上的力量。比如周思甬的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比如齐梦鹭的刚烈果敢、嫉恶如仇，比如何凤治的朴实正义，比如曹庆儿的单纯善良，比如许桃花的朴实真诚……当代乡土文学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之钙。正如已故评论家雷达所说：“经济的欠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而文化的欠发达，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月亮山下》的真情书写，告诉我们的是乡土文学并没有过时，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恰逢其时。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有着扎实乡土经验的写作者，因为他们能够真正“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忆语），向乡土的厚重突进，能够写出乡土人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乡土文学的希望所在。今天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现代社会转型，乡村现代化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乡土文学的使命必将为现代化乡村转型赋能，这也是乡土文学的当代使命。 二是朴素的叙事美学。我们说，好的小说不只是叙述方式的成功转换、主题的多重与内容的丰富，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它仍然不能构成小说令人震撼的感染力。真正好的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朴素的叙事美学，也就是所谓的内隐智力的叙述手法、耐心十足的叙述节奏以及作者真切的精神体验，并在这方面探索出了自己的路径。《月亮山下》值得称道的是，它依据叙述主题的内在需要，打破了这类小说惯常依赖的写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单极化审美格局，将写实与虚构、审美与审丑、传统与现代相兼容，在整体的小说艺术世界中，服从叙事推进需要，各安其位。尤其是作者在小说结构和人物心理的把握上，用心良苦，用情很深。有节制的抒情反衬出强烈的情感力度。在坚持“写真实”的美学原则下，化奇险为平常的智力结构，大大增强了小说朴素的审美效果。再看小说的人物心理，每个人物都内隐着绵密复杂的情感世界。个体命运的荒谬性存在，所呈现的生死无常的宿命性结局；突如其来的灾变，以及灾变所带来的人的生存意义感的丧失，如蝼蚁如草芥的生命默默承受这些灾变的能力，都体现了作者写实的美学原则和朴素的审美艺术效果。但正是由于这种朴素中所体现耐心十足的叙述节奏和真切的精神体验，让读者疼痛地感受到了小说艺术所带来的震撼，从中体察个体生命的弱小与坚韧，感悟命运的无奈和抗争，见证生命涅槃的奇迹与光明。 三是情感的超强度感染力。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对文学的抒情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看法，这当然是因为一些文学文本的滥情所致。文学本身就存在着一个感染力的问题。文学评论家王彬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三个标准：亲和力、感染力、震撼力。”感染力作为优秀文学的标准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是引发共鸣的情感基础。小说感染力的来源不外乎情感和故事的张力。在《月亮山下》中，至始至终，情感的力量充沛地贯穿始终。《月亮山下》最为鲜明和动人的特质，便是对苦难细致到位的书写。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道，一位摄影师曾经把萨拉热窝和索马里人殉难的照片放在一起，结果冒犯了萨拉热窝人。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的苦难被拿来比较，被贬为某个例子而已。后来，有一位作家据此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叫《每一个痛苦都独一无二》，他说：“每一个痛苦都独一无二。每一个个人的痛苦都无法化为一类人的痛苦。让自己的苦难与任何其他人的苦难并列在一起，是不能忍受的。”不能忍受，是因为苦难无法比较。苦难无法比较，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尊严。苦难甚至不能用来做教科书，如果我们无法首先将他们想象成自己。“珍重自己的痛苦，那是我们走入他人痛苦的最真诚的姿势；悲悯别人的痛苦，那是体悟我们自身尊严的最成熟的心智。”《月亮山下》最能打动读者的便是这一部分。作者对20世纪60年代的那段记忆的书写我以为是非常成功的，这与我的家庭出身所经历的创伤体验有关。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是深刻而难忘的。特别是对那段历史的细节描写很有画面感，对于我们这些曾经遭受磨难的高成分家庭，记忆深刻。那时所承受的痛苦和委屈至今让我不得不通过心理学的研学疗愈自己，记忆不可谓不深，所以，产生共鸣的地方就很多，情感的碰撞也最为震撼。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对跨度如此之大的历史进行还原，还真是佩服作者超人的记忆能力。 总之，董顺学在打量乡村的传续历变时，他能够依持超强的记忆散片，以一位亲历者深挖历史细部的行走姿态，叙写还原了那些早已散落于历史横断面上，被岁月的风尘掩埋了的西北乡村的历史性存在，读后让人动容。 当然，《月亮山下》还存在一些瑕疵。比如有概念先行的问题。特别是人物概念化、标签化比较明显。要让叙事呈现观念而不是以观念设定叙事。主题先行或者概念先行都会破坏故事和人物的立体感，使叙事流于平面化。人是复杂的，人性更是如此，要写活一个人，一定要把握人性的复杂性。当然，写这样的大历史题材，有一些瑕疵在所难免。瑕不掩瑜，文学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此，我们还是要感谢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见证历史、面向未来的好作品。 责任编辑 火会亮
编辑 | 蜗 牛 审核 | 望 萱 微信号| shuo fang wen x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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