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续千年使命
公元8世纪，太湖“三江”中的东江、南江（一说娄江），在地理上、史书中迷失，仅剩深广可敌千浦的松江，“独洩以松江之一川。”
公元17世纪，还流动在唐诗宋词里的松江，已退缩到吴江城东的垂虹桥下，规称吴淞江，但据说，仍有鲸波鳌背之势……又一转眼，变成城北乡野瓜泾口一条普通的河流。
一条曾经荣耀千古的名川，就这样日渐萎缩、黯淡。
以笠泽江、吴江、松江、松陵江、吴淞江等响亮的名字，流淌数千年之后，在北纬31度的湖海之间，流出一条地球上非同凡响的城市带、经济带、文化带，并与包括杭嘉湖、苏锡常等太湖流域的城市、经济、文化联动，创造了持续千年的经济社会奇迹。然而，它却退入历史舞台边缘的百年孤独。
它的故道上，中国名镇、世界名城，繁华似锦。
沧桑巨变，如梦似幻。
但在历史记载中，一个事实非常清晰：吴淞江，曾经伤透历代帝王、大臣和水利学家的脑筋，为了治理它、拯救它，殚精竭虑。
它的体量、流域、两岸的人口，虽然不能和黄河、淮河比，但自隋唐起，它事关最富饶鱼米之乡的安危，对于帝国国运具有巨大影响。“三吴熟，天下足”，它就是三吴最重要的太湖通海水道，通不通、畅不畅，直接关系到太湖流域的粮食、税收和稳定。
吴淞江的治理，从大禹开始。《尚书·禹贡》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
意思是，大禹把三江入海理通了，太湖水患就迎刃而解。
大禹的行为，蕴含着一个问题：如果太湖下游泄洪不畅，就将造成灾害。
后来，果然成为千古难题。
三江中，最要紧的主水道，就是这条吴淞江。关于“三江”还有纷议，其实没什么好争论的，太湖之水必然有若干条下泄的通道，在自然状况下，畅流入海。倘若遇到超常规的洪涝，就需要人力疏浚，或开挖支流，否则就有承受不起的灾难。太湖存在较大的三条下游河道，叫作“三江”，至于还有别的“三江”，是另一回事，并不排斥。
太湖只剩一条江通海之后，功能越来越衰弱，每十年发生一次水灾，从两宋起每四五十年发生一次特大水灾，成为水利史上的焦点问题之一。
吴淞江怎么办？
这条江对太湖流域，太重要了。也许，宋代水利专家单锷提出的，是最好的治本方案，苏东坡为此呈送皇帝，没被采纳。
从唐代筑吴江堤起，吴淞江就遇到难解的矛盾。由于淤塞、拦坝、人口集聚，特别是大规模地围湖圩田、联圩并圩等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土地与粮棉、财税俱增，同江河治理形成两难局面。当大灾尚未降至，朝廷不会放弃既得利益去治理，当积重难返，已经事不可为。所以，后来的一系列整治工程，多在中下游进行，包括著名的“以黄代淞”，把吴淞江、黄浦江主次关系颠倒一下，却并未改变、解决太湖发生洪涝灾害时的排泄难题，并未挽回吴淞江的衰颓，依旧是治标不治本。
这种状态，持续到20世纪。
1931年、1949年、1954年，三次太湖流域特大水灾，尤其1954年的特大洪水，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大一次水灾，江浙两省损失惨重。千古难题，摆到新生的共和国领导面前。周恩来在《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
治本的要求，意味着要在事不可为中有为。
规划做了几年，1958年来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热潮席卷全国，中央人民政府决策：为太湖开凿一条排洪专道。
增加一条河底150米宽、河面250米宽的大河。
这就是太浦河。
太浦河的名字，复姓，太湖的太，黄浦江的浦。源于苏州东太湖，汇入上海黄浦江，流进大海。
在中国地理上，东西流向的江河，都是自然形成的。所有的河流，哪怕千转百回，都流向大海。历史上的人工河，大抵是南北走向的。两千五百多年前，江南有过一条利用自然的湖泊河荡开挖疏凿的河道，即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段）。
而太浦河是江南有史以来，人工开挖的最大的一条东西向大河。
一条改造地理的水利河。
因为重要而特殊。太湖需要一条大河，补充或替代老弱的吴淞江。
还在古松江故道上。
代替远古的“三江”，行使泄洪功能。
发挥人工的伟力，使太浦河从无到有，变成美好的现实，为了解决吴淞江不能解决的问题，承担吴淞江不能承担的功能。
《禹贡》关于“三江”的那句论断，还启示了答案：平定太湖水患的唯一办法，就是使湖水入海的那条水道顺畅。
我感到好奇而又钦佩，是哪些人为这一决策提供历史与科学的依据，借鉴古往今来关于治淞的纷繁建议、争论，汲取真知灼见，面对质疑问难反复论证，最终提出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方案？又是哪些人果断拍板决定？
2020年春，我接到任务，写一篇体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就选择了太浦河，没有比它更好的象征。但人们只道它的历史从1958年起，我说不，它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前世。不知道它的前世，就无法了解它的今生。
我的文章题目是：首次揭秘太浦河前世今生：一条古老河流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