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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近代史中有一个巨大的巧合为历史学家津津乐道：17世纪尚未形成大规模全球化的世界却不约而同陷入严重的混乱和彼此交战，各地的旧有秩序在内乱中逐渐破坏，随后建立起面目一新或持久繁盛的新政权。在东亚是明清交接，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上缢自杀，明朝灭亡。同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人在中华帝国建立将近两百余年的统治。中国在整个过程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口。再往东边走，大和民族在历经数百年的战国时代后终于让丰臣秀吉再度统一，不久后德川家康击败秀吉后代，开启260余年的德川幕府时代。在西欧大陆，是惨绝人寰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大混战。十七世纪前半叶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几乎让欧洲所有国家卷入其中。战争结束波旁家族取代哈布斯堡家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统治集团，法兰西由此进入君主制时代最昌盛阶段，。但三十年战争却让欧洲中部“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战争却有一个大国不曾参与其中——英格兰。一方面是隔着英吉利海峡的不列颠岛确实让英格兰人得以远离欧陆坐山观虎，另一方面是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内部同样内战连连，无暇顾及。国王与议会，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分歧是这一百年内战的主要缘由。终于在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一个以代议制为基础，盎格鲁宗为国教的政体结构，两组矛盾关系得到疏解。随之而来的十七十八世纪英格兰人在内战废墟之上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他们通过全球殖民与工业革命，让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 本文无意探求十七世纪全球性危机的来龙去脉，主要将目光聚焦于政治因素——国王与议会，和宗教因素——新教与天主教在英格兰宪政制度确立的过程中是如何彼此交织又相互影响。十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信仰问题，其伴随着大量政治集团的权衡利弊，而政治因素同样包含复杂的宗教派别的对峙与阶级争端。宗教和政治彼此交错，矛盾的种子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埋下，理解两个因素在十七世纪的发酵过程，有必要先将目光回拨一百年前的十六世纪，看看宗教改革是如何回环曲折长成宪政制度的果实。 普世神权与地方王权 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地区的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口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宗教改革的开端。路德在《论纲》以及随后一系列著作中强调“因信称义”，拒绝通过教会获得信仰上帝的权利，主张个人凭借自身的虔诚也能沐浴上帝的恩宠，并强烈抨击教会的腐朽与伪善。他的主张很快在德意志境内蔓延开来，并迅速影响全欧。问题在于，了解基督教历史的朋友们应当清楚，抨击教会与改革教义早在千年以前基督教会诞生之初就伴随其左右，基督教的历史本来就是不断革新自我的历史，为何马丁路德这次的声明却带来如此巨大的反响？ 史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地方王权的崛起。罗马帝国灭亡后，星罗棋布的封建领土点缀在欧陆各个角落，它们高度自治且自给自足，彼此间并无太多往来。这个时候基督教是欧洲人共同的信仰，而在政治上天主教会派遣的各区主教高度介入各封建领地事务——凭借宗教的名义，甚至各区主教本身就垄断着大量的领地，成为封建领主的一份子。分散全欧的教区与罗马教廷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宗教管理网络，这在分散的封建领主时代有效形成一个精神上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当然程度有限），但随着地方王权的逐渐扩大，国别意识慢慢形成。政治上各国君主打击地方封建势力，同样也包括统领大量土地的地方教士，精神上国别意识有悖于天主教会的普世价值，即所谓“基督教王国”的梦想——普天下的人民一并统一在上帝授权教皇的治理之下，实现精神与俗世的大一统。于是乎，尝试脱离教会统治的新教改革很快获得了各君主国的认可与支持。这是普适性与地方性的矛盾。甚至可以粗暴地说，不同的宗教派别（包括天主教）是普适性基督教的区域性表达。 最初的新教主要有三条分支：路德宗、加尔文宗和盎格鲁宗。南尼德兰（今日比利时和卢森堡），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南部采用了路德宗的教义。瑞士和荷兰投入加尔文的怀抱。而盎格鲁宗则是正儿八经英格兰产物。法国和西班牙保留了天主教的教义，不过国内的教会机构都在国王的控制之下，成为地方性的宗教。加尔文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称谓，在法国为胡格诺派，在苏格兰为长老会，在荷兰为归正宗，在英格兰为请教。 盎格鲁宗的建立与都铎王朝 （1509-1603） 十六世纪的英格兰的君权崛起同样需要在宗教上叛离普适性教会。但与欧陆不同之处在于，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完全由上而下从内而外进行变更，这使得盎格鲁宗（改革后称谓）的教权结构相比于天主教会没有很大变化。它不像是路德宗仅保留“牧师“一职或加尔文宗设立”长老“一任，盎格鲁宗保留了教区—主教层层递进的教会制度，以及宏伟的教堂与日常弥撒和祷告仪式。区别在于整个教会系统以国王为最高权力中心。 分歧始于都铎王朝亨利八世（1509-1547）时代。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是阿拉贡的凯瑟琳，1526年亨利八世宣称凯瑟琳不能为自己生下男性后裔，以此为由向教皇提出离婚申请，要求重新迎娶女侍官安妮·博林。教皇拒绝了亨利八世的请求，一怒之下1531年亨利八世向天主教会宣战，并于1534年颁布《至尊法案》，声称国王才是英格兰宗教与世俗的最高统治者。155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颁布《公祷书》，确立了盎格鲁宗的基本教义，由此与天主教会彻底分离。亨利八世的女儿和继任者玛丽一世（1553-1558）虽短暂复辟天主教并大量屠杀新教徒，但局势在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时代稳定下来，盎格鲁宗作为国教的地位正式确立。  十五十六世纪英格兰历任国王 清教、议会与斯图亚特 （1603-1642） 处理掉天主教会这个麻烦后，强大的英格兰王室转而要面对另一个日益强大的对手——市民阶层。十四世纪以来，英格兰议会确立了上议院与下议院的基本结构，上议院由大贵族与高级教士组成，下议院开始是骑士与低级教士，后来富有的市民也加入进来。议会的一大功能是向国王拨款和同意国王征税，其权力基础来源于对财政的控制，国王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维持庞大的军队与官僚机构必须考虑议会的意见。都铎王朝的君权如此强大也是因为都铎君主无需议会拨款也能从殖民地和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但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取而代之后因种种复杂的原因不得不重新看议会脸色。十七世纪国王为摆脱议会的财政钳制多次绕开批准进行征税，这是两者矛盾根源所在。至于宗教问题，加尔文宗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英格兰并发展为清教，清教徒多为市民与商业富豪，它们占据了下议院大部分席位。若我们从表面事件观看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会发现主要呈现为国王为代表的盎格鲁宗与下议院为代表的清教的为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相互攻讦，宗教就这样与政治冲突纠缠在一起，国王制衡资产阶级议会通过颁布打压清教徒的法律实现，下议院的反击表现在破坏天主教会或盎格鲁宗的教堂和杀害神父，反过来说清教徒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好方法是建立宪政，约束王权。我不想说宗教是阶级斗争的表象，因为在那个时代宗教真真切切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而通过对彼此精神世界的干预，现代人所谓的“现世政治”势力逐渐发生扭转，直至改变一切。 上述矛盾在詹姆斯一世（1603-1625）和查理一世（1625-1642）时代日益尖锐，终于在议会的努力下，1628年查理一世签署《权利请愿书》，同意未经议会不得征税，且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不得依据戒严令随意逮捕公民；不得强占民房驻兵。但很快查理一世解散议会，开启“独夫治国”时代（1629-1640）。让英格兰市民最无法忍受的一点是，查理一世明显偏袒天主教教士，境内教权机构的任命逐渐向他们倾斜，与此同时最激进的清教徒受到迫害，他们大量逃离不列颠岛前往遥远的美洲。1620年，一群受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陆北美普利茅斯，建立新的殖民地并永居在此。  查理一世 清教有两支影响力较大的教派：独立派和长老会。独立派是激进的清教徒，主张信徒独立体会上帝的意旨，教堂各自独立，由全体信徒直接管理，并完全脱离国王为中心的主教制。长老会介于盎格鲁改革派和激进独立派之间，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长老会”，由议会推举，各基层教堂由平信徒选举长老来管理，带有一定民主性质。1640年，查理一世为抵挡苏格兰军队南下不得不再度召开议会申请财政拨款，这一届议会在位长达二十年，后世称“长期议会”，长老会占据多数席位。议会和国王的冲突终于在1642年全面爆发，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宣布向议会叛党宣战。保皇党被称“骑士党”，主要是封建土地贵族、教会派和罗马天主教徒。叛军由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因其中的清教徒习惯将头发剃短剩薄薄一层，他们被称为“圆颅党”。  粗略理解英格兰教派谱系 1644年查理一世在马其顿荒原战役被击败，开启流亡生活，长老会随即消灭国内天主教元素，他们拆毁天主教堂，废除主教席位。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组建起一支强大的清教徒军队，1646年彻底击败查理一世并逼迫其投降。若没有保皇党的激进行事，或许圆颅党能让查理一世以虚君的形式继续在任。但1468年，保皇党的托马斯·普莱德上校率军在下议院抓捕了143位长老会下议院成员，剩下为“残缺议会”。此举彻底激怒圆颅党和下议院。1649年1月30日，他们在白厅宴会厅前搭起了断头台，查理一世面带微笑，态度从容，为了维持自己王者的尊严，冷静的说：“死亡对我并不可怕，感谢上苍，我已准备好了”。他先朗诵了自己作的一首诗，然后泰然自若地称自己是人民的殉道者，从容走到断头台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随后“残缺议会”宣布英格兰是没有上议院和国王的联邦制国家，内战结束。（1642-1646） 克伦威尔、斯图亚特复辟和光荣革命 （1646-1689） 查理一世死后，胜利者建立国务委员会为全国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初始41人中由30人是议员，在局势不稳定的时代，国务委员会的权力依托于克伦威尔的强大军队。毫不意外的，掌握军政大权的克伦威尔很快发动政变并宣布解散残缺议会，建立军事独裁（1653）。缺少高贵的王室血统与神权为背书，克伦威尔只能以法律形式确立自己的合法性。1653年，人类历史上首部现代成文宪法《政府约法》颁布，其确立了“护国公制”，规定护国公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代表”，终身任职，并兼任英国陆海军总司令。规定立法权属于护国公和国会，国会为一院制。  克伦威尔 正如历史向我们揭示的一般规律，短期内急速转向容易导致残旧意识形态的反扑。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英格兰出现了权力真空，保皇党开始考虑让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彼时克伦威尔的军队因稳定局势导致的种种暴行使人们将独立派视作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只要能推翻独立派，连长老会也能作出一定的让步让国王回归。甚至很多倾向请教的人也开始倒向盎格鲁宗。大势所趋，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1660-1685）在众人的拥趸下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当然，查理二世必须发誓遵守《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即保障议会的权利。 但不幸的是，查理二世和继任者詹姆斯二世（1685-1688）与议会的关系和查理一世时代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为巩固君权，查理二世很快尝试复兴盎格鲁宗并扶持天主教势力，打击长老会和独立派。1662年查理二世颁布《统一法案》，规定英格兰国境内所有教徒必须以盎格鲁宗的公祷书举行宗教集会与祭祀。最要命的是，1670年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四签订《多佛条约》，条约规定路易十四每年资助20万英镑，叛乱时提供军队，以此交换查理二世皈依天主教会。一切似乎回到克伦威尔时代之前。 1679年，忍无可忍的议会通过《排斥法案》，规定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将被剔除出继承人序列。对《排斥法案》的支持与否将议会内部分为两大派：辉格党(wing party)和托利党(conservative party)。辉格党坚决反对天主教会，且抵制王权，成员多为不从国教者。托利党思想偏保守，认为向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做一定妥协也优于再度爆发内战。两党的对立也为日后英国两党议会制的形式打下了基础。 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位。他试图建立由天主教徒指挥的常备军，这让托利党彻底陷入恐慌。最后两党想出一个折衷方案，既能够防止被天主教统治的局面，也不至于陷入全面内战生灵涂炭。詹姆斯二世的长女玛丽·斯图亚特在继承人顺位上排第一位，她嫁给了彼时荷兰执政威廉三世。1688年，托利党和辉格党联手邀请威廉三世和玛丽出任英格兰国王，他们赶跑了詹姆斯二世，随后威廉三世兵不血刃地登陆英格兰并控制伦敦。由于此次政变没有发生流血冲突，故称为“光荣革命”（这是相对于1642-1646年血腥内战而言） 1689则是对英格兰乃至人类历史都有重要影响的《权利法案》，它系统地规定了议会的结构与职能，规范王权的政治边界，以及调和了混乱的宗教矛盾。《法案》规定，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君主必须皈依盎格鲁宗；国王无权搁置法律和豁免臣民遵守法律的义务，也无权擅自征税或未经议会允许组建军队。《权利法案》的颁布意味着议会牢牢地控制英格兰政权，由议员和国王共同组成的内阁成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乔治一世时代国王退出内阁，因为那哥们甚至都不会说英语），内阁首长逐渐获得一个称谓：首相（prime minister）。在几代英国首相的努力之下，两党议会制慢慢确立下来，国王一职逐渐只剩下象征意味。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签订《联合法案》，两者以大不列颠王国的名义实现全面联合，现代意义上的英国诞生。而英国，比欧洲大陆早了接近一百年，成为了现代史上第一个实现宪政制度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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