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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疯”似乎已成为当下青年群体重要的“精神面貌”与“生活实践”。本文就青年的“发疯”现象，尝试简单探讨何为“发疯”、为何“发疯”、以及如何看待“发疯”。文章仅为笔者粗陋想法（半小时的思想沙砾），欢迎观众老爷指教。 ——来自半夜发疯的小惑  嘿，朋友，你“发疯”吗？   政治学与生活  “发疯”？ Mad Youth  error 404 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青年“发疯”的现象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俨然构成当前青年互联网乃至现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无意义的突然嚎叫、做作浮夸的肢体扭动、阴暗扭曲地爬行（线下操场版），实在让人忍不住“一键查询”当代青年的精神状态。这些看似怪异的、不合常理的，有时难以理解的，令人害怕的但有时让我们又感同深受并想要模仿“发疯”行为，如何切实影响着个人生活乃至社会呢？  由于“发疯”的表现实在是五花八门，繁多庞杂。因此，进一步讨论前,小惑需要对“发疯”进行更近一步的抽象与概念界定。尽管“发疯”行为表现千奇百怪，但是大致上具有相似的内核，即以一种或荒谬或滑稽或诡异的举动，以一种超出预期且难以简单方式理解的举措在瞬间爆发并打破了在某个情境中，特定群体所整体接受的既有制度、规则或者默识，同时“发疯”的主体往往具有相当清醒的自我知觉。因而，我们或许可以把“发疯”做如下界定：“发疯”是当下青年中呈现的较为活跃的文化现象，其表现为个别主体刻意以非常规的、超期待的话语、行为、神态、姿态对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社会所达成的既定的制度、规则或“默识”进行瞬间的或短时性的破坏。 温 馨 提 示 ：  “发疯”：对现状的挑战与心理欲望的满足 想想看，现实中常见的“发疯”可能有哪些？也许是在狼性文化成瘾的公司工作或实习中，年轻员工拒绝小领导过分要求并在工作大群对其厉声训斥（00后整顿职场）。也许是在被迫地接受家里安排的相亲时，大闹相亲现场让七姑八婶再也不敢给你说媒。也许是在被熊孩子骚扰，而对方家长以小孩子不懂事为借由时，酣畅淋漓地开口大骂……（想想就PTSD了） 现实中青年的“发疯”行为除了好友间的自娱自乐外，往往发生在携带着硬性或软性的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场域中。例如：公司（领导关系）、学校（师生依附）、家庭（长幼关系）或是依仗某些优势时常冒犯自身的同龄人群体。在这些情境下，大部分年轻人毫无疑问地处于权力的弱势地位，而此情境中的“发疯”行为，本质是青年试图以似乎夸张的、非理性的“疯癫行为”打破其在惯有规则或者秩序中自身权力弱势的不利地位并重新确定权力关系的尝试。从这一意义上，“发疯”与我们会所使用的诸如谈判、协商、交涉等“理性的、高效的、温和的”交流方式在功能上并未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那如果已经有了这些手段，我们为何还偏偏要采取“发疯”这一种超越常规的形式呢？  首先，在效用层面上，“发疯”的“疯癫行径”相比协商、谈判等在既有框架采取行动的方式，在程度上对现有规则秩序发起了更加强而有力的挑战。“发疯”所创造的非理性、非常规的情境拒绝了既有秩序的话语，也就拒绝了与其进行沟通的可能，使其原有语境下形成的不对等权力关系难以继续生效。面对这一局面，原有结构中的上位者为了最快速度最大程度恢复稳定既有秩序的稳定，更有可能做出妥协与让步（当然，这一理想情况建立在权力关系没有达到完全失衡的状态）。同时某种程度上，疯癫性的行动使得既有秩序难以按现有的逻辑理解“发疯”者的行动模式从而也就难以按既有规则实施处罚，使发疯者更容易安全地改变或退出原有关系结构。想想看，有精神问题的犯罪者在法律中都难以被视为一个完全的自主行动者，“发疯”的青年又怎么你了？（当然，精神病院等情况需要另当别论） 其次，在心理机制上，“发疯”这一形式更容易带来心理欲求的满足。人的快感的重要来源便在于制造禁忌并打破禁忌。通过“发疯”实现对压迫的、失衡的权力的颠覆易于产生僭越神圣，触犯禁忌的享乐快感。纵使“发疯”不能完全达成颠覆的目标，仍能带来巨大的快感与心理满足。 因此，“发疯”具有相对于其他途径的优势。但同时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对既有秩序的公开僭越就意味着无法从继续或者更难分享既有秩序提供的好处。那么，为何“发疯”越发频繁地发生在青年群体之中呢？ 温 馨 提 示 ： “发疯”之后:你说的对，但是······ 从“肌理”上看，“发疯”现象在青年群体中的频发是由于青年在整体社会关系中普遍弱势，而既有社会秩序的僵化却使青年群体难以在已有体系中实现其期望的改良造成的。在全球整体经济形势长久低迷，人口老龄化趋势悲观，社会阶层日渐固化的宏观环境下，当代青年作为普遍的独生子女的一代，背负着更加沉重的社会负担。然而，固化的体制却只留下了更少的流动机会，使得青年普遍对阶层跃迁感到焦虑与无望，进而对现存的制度产生不满。（如果屠龙者终成龙或者一切都将向好转变，那么又有谁会反对自己的未来呢？）  从“脑袋”上看，“发疯”在青年群体的频发也反映了价值观念的冲突与交锋。东亚模式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压缩的现代”使代际之间的知识与价值更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当前的青年已经难与其父辈共享近似的文化结构与情感结构，代际知识与价值观念的错位与持续性摩擦使青年与既有的价值体系从整体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而青年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相对于其父辈的经济弱势与从属依附地位使其在文化上也处于弱势，进而造成青年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弱势的困境，这也是为何青年亚文化总是难以被主流体系所接受的原因。 这样的双重弱势，使无论在经济或文化结构上，青年都难以在越发不友善的大环境通过既有规则与秩序中所许可的合理的、理性的方式以求对现状的改良，而“发疯”这样一种微小但仍足以穿透常规的社会实践，自然成为一种可行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就如任何后革命时代的抗争一样，“发疯”不可避免面临着自己的困境。“发疯”寻求的是瞬时性的破坏，并不意在对现有规则秩序进行完全性的摧毁与颠覆，只是最大限度满足自身需要的暂时性策略（无论是实际利益还是心理需要）。由于其破坏性与短时性，“发疯”也恐怕只能留下一地鸡毛而不见根本改善。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发疯”青年掀起了“嬉皮士”运动。 在个人自由主义兴起的今天，“发疯”对压抑的破坏也使它在某种程度面临着“商品化”的处境。奉行自我至上的意识形态，又为我们奉献了“外耗他人，停止内耗”的新“人生格言”。在自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与“教程”下，现阶段的飞速演变的“发疯”似乎变得更加具有操作性乃至实际完全理性化的行动。“发疯”在一定意义上也丧失了其生发的内在冲动，而有隐隐演化为新的律令与规则的趋势。这样的“发疯”也越发丧失其可能涵盖的激进性甚至是革命性。关于疯癫的革命性，可参见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或齐泽克的革命理论。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年3月21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 同时，更多的青年则是在“发疯”与现实之间寻找危险与艰难的平衡。许多安分青年开始在借着互联网的“马甲”尝试“发疯”，但又紧紧守着现实的安稳并不期望自己的“发疯”被圈子里朋友所知。然而，当“发疯”变成角落的阴影中无关痛痒的嘶吼，我们耗尽心神、浪费情绪的“发疯”在保有一点点僭越的乐趣供我们聊以自慰外，究竟还留下了什么呢？鲁迅先生问：娜拉出走之后？我们也该一问：“发疯”之后？ 去“发疯”吧！ “发疯”无疑是一场预言现代性惨遭失败的后现代景观。青年看似激烈却几乎无害的抗争，似乎又是对后革命年代气氛的重复印证。 但或许，我们也可以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样的'发疯'。毕竟，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是为了寻找稳定与解放之间的平衡而不得不尝试的艰难之举。在后革命时代，每个年轻人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勇敢尝试，这或许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无论如何，'发疯'都包含着一种批判意识和实践的雏形。它的流行与普及，或许是培养整体公民意识和具有自觉的社会公民的一种独特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给予'发疯'以足够的正面意义。 所以，欢迎大家多发疯，并且切记要发好疯！ 作者：岚岚，政治学人编辑，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兴趣方向为国际关系、文化研究。 作者 | 岚岚 编辑 | 杨孟昊 审核 | 杨清怡 陈璐迈 （图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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