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冲突的艺术

关于冲突。

社会宏观角度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建立在社会各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基础上。布林顿认为重大的社会对抗并非主要来自于或首先来自于底层群体。达伦多夫认为具有一定组织者和基于共同利益意识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是“利益群体”形成的重要条件，“利益群体”是社会冲突的现实基础。这些早期的社会冲突理论都是站在宏观层面上刨析的社会冲突的一般原因、条件和过程。但是今天，社会学家越来越注重微观世界。很多社会学家认为建立一种全方位的整体性的社会理论的条件还不成熟，主张应该从人的角度提炼一种经验的、微观的、局部的和心理学的社会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形成的方式。

齐美尔认为合作与冲突是基本的互动形式，是社会的基本形态。和谐的社会不是掩盖冲突，而是避免冲突的积累。如果用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来说明的话，齐美尔认为如果双方都尽量避免冲突，反倒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双方都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

科赛认为冲突是社会各部门不协调的表现，冲突的功用是引发社会重组，防止社会僵化，增强其适用性。科赛认为在冲突是常态的情况下，“安全阀”是社会必备的稳定制度，就像机器设备上安全阀的作用，社会结构中也应该有制度化的“安全阀体制”以防范和缓解社会的

冲突。  

詹姆斯斯科特区分了真正的反抗和象征性、偶然性的反抗。前者是有组织的、有原则或非自利的、革命性的和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后者则是无组织非系统和个体的、机会主义的、没有革命性的甚至隐含有迎合性的。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斯科特提出“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它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怠工、诽谤、纵火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需要事先计划、心照不宣、避免与权威直接对抗。对此斯科特进而提出“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概念，“公开文本”是从属者在支配者在场时候的话语，它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观念，是一种表演和策略。“隐藏文本”是发生在“后台”的话语，是隐藏在表面和公开形式之外的形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别“隐藏文本”与真正想法之间的区别，“隐藏文本”与个体的真实思想并不等同。

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耶认为权力关系是人类关系的根本。“权力”源自行动者拥有的各类资源，资源为行动者提供行动的选择性，增强了行动者的行动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实质是扩大了行动者的自由余地。换言之，拥有资源，更多的自由余地，行动的自主选择能力，行动的不确定性就是权力。

费埃德贝格提出“局部秩序”的概念，他没有局限于既定的组织结构，而是从行动的角度来界定组织，将组织视为一种结构性行动。“局部秩序”不是一种边界明确的正式组织，而是行动实际发生的领域。

奥尔森使用“搭便车”的概念分析了群体成员坐享其成与不愿冒险的心态和策略。

关于冲突以及冲突运用的策略方面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论述。例如孔子《论语.泰伯篇》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论述的极致是韩非。韩非在《韩非子》中提出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势（严峻刑法形成的高压）、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三位一体的君主专制理论思想，这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异曲同工。在《韩非子.主道》中，韩非还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例如离间、举报、连坐、铲除、诛杀、暗杀或者借刀杀人等等。而马基雅维利则说人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装模做样和虚情假意的，所以君主与其博取爱戴，不如令其恐惧更加安全。于是中国古代的“百代都行秦政制”，以及公开的孔孟之道，也就是“外儒内法”就是具体的体现。

当然于此相反的主张也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俗语“得民心者得天下”。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君道》中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而宋代的士大夫明确主张：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费斯廷格认为人内心具有一种超越他人、胜过他人的意愿，他称之为向上性意愿。如果将这种心理学概念运用在社会学上，那么凡是有利于人的向上性意愿的都将可能是人的追逐对象，反之不利于人的向上性意愿的将可能是人的避免对象。以面对权力的表现为例，从属者对于权力的服从就不可能仅仅是被迫的，很可能带有主动的成分。

关于权力这一名词的诸多社会学论述中，韦伯的观点最具有影响力：“权力意味着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并排除反抗的所有机会，不管它是基于什么原因。”上海大学李友梅在解释权力的来源时是这么说的：“权力来自于参与权力关系的各个对手所支配的自由余地，行动者能否形成和发展他的权力取决于能否拥有一种自由余地，而这种自由余地与他在面对其对手时所能控制的“不确定领域”的重要性有密切关联。”所以，权力是一种关系，它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才存在。

组织的本质是协调，协调的行动是组织的意义和目的。这种协调可以来源于很多因素和方面，它可能是强制的，也可能是自愿的；可能是一种习惯，也可能来自于利益计算；可能是普世的价值观，也可能是某种意识形态。理想的组织方式是来去自由的、以内在意志和人性的社会伦理秩序相配合的协调形式。如果以克罗齐耶和费埃德贝格的“组织决策分析”来看待组织、群体和人的行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特点：一个是行动者的行动。从行动的角度看待组织，共同协调的行动就天然的形成了一种秩序和结构，也就是组织。这种视角不受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二元论的束缚。这样看待组织与有目的的构建的正式组织并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协调的“紧密”和“松散”的程度。二是从行动造成的结果角度看待组织。组织的目的最终是构造秩序，任何组织行动其成功的标志都是构造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可能是整体的，也可能是局部的。三从行动的决策方式看待组织。行动采取什么策略根据行动者所处的背景和掌握的资源来选择。所有人都是行动者，都掌握一定的资源，管理者是，被管理者也是。区别只在于所掌握资源的多少。四是权力对行动的影响角度看待组织。如前所述，自由余地是权力的表征，自由余地越大表示着权力越大。而在行动者之间，一方的自由余地的扩大一般表示了另一方自由余地的缩小，反之亦然。自由余地则来自于行动者拥有资源的多少。自由余地一般指选择余地。

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是最为理想的组织型态，他预言人类在以后的发展中将普遍采用这种组织结构。科层制是特指组织的一种体制和结构，是按照“科”与“层”的划分来协调组织内部成员，借以实现对组织成员行为的控制，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科层制组织是一种控制比较严密、比较强制的行动背景，其成员必须服从组织内各种基于“科”、“层”之上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规定。政府体制就是典型的科层制，科层制的一个特征是，它确定了其中行动者的“具体位置”和相互关系，使组织呈现出组织化和结构化，有助于规范行动者的规范化。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所以影响人们的行动，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人们对情境的定义，科层制也起到这种作用。组织结构和组织领域的建构带来了权力，通过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关系来增强“注视”的能力。这就像高速公路上遍布的摄像头一样，摄像头下行使的车辆必然更倾向于遵守交通法规。

科层化的目的是控制，在强化控制的组织中一般采取三种方式施行。一是加入组织的权利资格审查和解雇。不管是资格审查还是入门考试，都是提高门槛的一种方式，提高门槛客观造成组织身份含金量的提高，那么当危及组织身份的行动成为一种选项的时候，行动者就有了顾虑。以解雇的方式将某些成员逐出组织，既是确保组织安全的一种方式，也是制约组织成员的方式。二是采取分工等形式分化和分散行动者群体，避免形成“群体资源”。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分散解决了管理幅度过大而难以有效管理的问题，有效管理就是有效控制。群体产生力量，群体产生权力，群体的力量和权力来自群体成员的频繁互动，来自群体成员在情感上和行为上的相互感染。行动者从群体中获得安全感和胆量，群体一方面成为讨价还价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成为给成员制造压力，是成员与群体共进退的约束因素。分散则有利于减弱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避免全局性问题的发生，即使存在问题也是个别性的，局部性的，降低了冲突的可能和强度。例如绩效考核排名就在实际上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由于排名总是有先有后，这等于人为制造的三六九等。当惩罚只针对个别的排名靠后者时，群体就自然而然产生分化。这种惩罚既强化了对某些个体的“注视”压力，又对其他个体产生威慑力。同时阻止了“群体资源”的产生。三是强化“标准化”的工作方式。统一的模式、统一的标准和一视同仁的制度，客观上以公平、公正的表征出现，它防止行动者之间的比较心理，从而限制行动者的自由余地。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合法性”，一般对于不公平的抱怨即是指不平均，这是造成不满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方法——抓阄，即是人们认可的一种解决公平问题的方式。“标准化”也起到一样的作用，在一丝不苟、不差分毫的绝对“标准化”的制度面前，行动者最多只会责怪制度不完善，而不会将矛头指向决策者。就像对抓阄结果不满意的人怪罪运气不好一样。另外，科技发展的今天，技术手段客观上强化了上层控制直达基层的能力，与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皇权不下县”不可同日而语。今天通过各种身份、社交、购物、餐饮、财务、导航、福利、卫生防控等APP，以及摄像监控、DNA比对、面部识别、网络足迹等等能够实时进行信息传递与收集。朱元璋派人逐村逐户宣读“大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科层制组织中下层成员的抗争形式一般分为合理的抗争、非现实的抗争和沉默的抗争三种形式。科层制的底层因为其拥有的资源决定了他们毫无疑问属于弱者，一般来说他们不可能挑战权力，但是因为利益关系，他们也会合理运用自己有限的资源，采取符合自身特点的抗争形式。一是合理的抗争。这种抗争以承认权威、遵守规定为前提，抗争在科层制内部进行，以上层工作中的纰漏或某种不合理为理由。这种理由一般存在合理性。由于科层制的制度规定一般贯彻的是上层意志，所以这种抗争方式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这种合理的抗争重点在于合理二字。二是非现实的抗争。这种抗争主要以抱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事实上带有理性的成份。这种抗争意在给权力制造一种压力，试图制造一种氛围。它一般不带来直接利益，但是它是一个伏笔，是一种铺垫。三是沉默的抗争。表现在轻微的违规（例如开会迟到，衣衫不整）、不顾面子与尊严（例如欠债不还）、不作为（例如不缴纳水费、电费、暖气费、停车费、物业管理费等等）。沉默的抗争是弱势群体争取利益或保护利益的手段，其理性成份大于情感成份。它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依托于群体，其之所以奏效是因为群体。沉默的抗争不张扬但也不隐蔽。沉默的抗争的奏效几乎完全由于权力做出的退让，因为这种抗争基本上不会带来社会影响，几乎算不上抗争，而如果过于强硬的予以制止，却有可能带来冲突激化的危险。所以一般来说，一定程度上对沉默的抗争的容忍，是保障科层制长治久安的方式之一。

科层制中对权力不仅仅只有抗争，还存在迎合，这就是斯科特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在支配者面前，由于存在支配和从属关系，从属者的心态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心态和行动上总会有些不自然。这是因为从属者如果得罪支配者就可能面临不利结果，同时如果从属者取悦支配者可能会带来有利结果。这两种预期心态的影响下，从属者的公开表现会是“公开文本”，它经常表现为程式化和仪式化，掩饰从属者的真实意图，期望取悦或者至少是不触怒支配者。不懂得“公开文本”经常会被斥为“不懂事”“胡来”，其中隐含的语句是从属者不顾自己的利益。“公开文本”的背后一般来说隐藏着两份“隐藏文本”，一份是对权力的畏惧，另一份是对权力的接近。

从根本上讲，利益是人行动的原动力，而任何行动都有一定的规则，规则的本质是政治，规则和建立规则的活动就是政治活动。争夺规则的制定权就是斗争，其中最极端的是战争。但规则不是某一方的垄断，需要各方都认可的规则才有效力，于是围绕规则展开的各种行动就是行动者的重要内容。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人会表现的非常蛮横和极端，为一点点小事就可能玩儿命。这是因为行动者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建立在人们互动形成的对具体对象或群体的判断上，所以人们有意识地制造自己的形象，影响留给他人的印象，从而影响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这就是戈夫曼提出的“印象控制”。《让子弹飞》中黄玉郎在鹅城百姓心目中留下的恐怖印象是其维持地位的重要手段，于是张麻子只要想办法给人制造一种黄玉郎已经死了的影响，就打破了这种“印象控制”的束缚。“印象控制”最常见于黑社会，那种嚣张跋扈、纹身赤膊、喊打喊杀，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制造一种让人害怕的印象，从而控制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三峡工程移民发生的一件事也很具有代表性。第二批落户崇明的移民途中群体闹事及抵制登岸，移民办的处理是拒绝带头闹事打人的几乎移民落户，退回原地，最终在原地云阳移民办的协调下，只有闹得最凶的两户没能够落户上海。这件事让移民群体很不服气，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迟迟不办理落户手续，也不表明态度，也不说明理由，就无声的拖延着。针对这种情况崇明移民办定了各截止时间，凡截止时间前不办理落户手续的一律退回原地。在这种压力下，所有移民最后都在截止时间前办理了手续，有几户移民甚至是在离截止时间只剩下十来分钟的时候才办理的落户手续。这是一种在被压制和支配，完全没有抗拒余地的情况下，尽可能制造麻烦的表现，相当于要榨干可能的“自由余地”的最后一点一滴，其本质上还是为了竭尽全力制造一种不配合的印象。

规则的建立中还存在着词语的解释——例如身份的认定，名词的运用，工作的内容。从企事业单位的情况来看退居二线、老员工安置都存在这种词语解释权的争夺，有时候工作年限的长短最终也会变成一种身份的词语的解释权争夺问题。这种争夺的一方是科层制的底层，另一方是科层制的上层。一般底层争夺的这些解释中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强调身份的特殊；第二个是强调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上层争夺的解释则是一个不存在特殊身份，二是同工同酬。在词语解释权的争夺上，大多数情况一般是“平局”。一方面底层的要求不可能得到全部的满足，另一方面上层也很难完全纠正底层“特殊身份”的想法。

任何冲突的避免和解决都少不了妥协，尤其是强者的妥协。在科层制组织中，上层拥有各项资源，是绝对的强者，但在面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时候，例如残疾人群体，就不能完全照搬解决科层制内部问题的方式来处理。一种是原则的妥协，这种妥协一般需要制度先行，解决问题要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跟进配套多种措施，不仅仅是按制度办就可以了，例如要反复上门进行说明解释，争取理解。另外在牵扯利益问题的时候，可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欠款与借贷的条件等等。另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妥协。例如很多事业单位退居二线人员的劳动纪律问题。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这类问题会随着隐含的过渡期的结束而受到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