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阁档案流转概述

小夏ho78b993zg 2025-04-24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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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内阁档案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大也最为完整系统的王朝档案，是我国及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此前在介绍廷寄制度《清代“廷寄”制度概述》及上谕体系《以督办为核心解读清代上谕体系》时曾对上谕档《清代上谕档简介》、丝纶簿《清代丝纶簿简介》、外纪簿《清代外纪簿简介》等做过介绍，

这里系统对国朝内阁大库档案在清末民初历经的损毁与流失及在新时期的使用做一介绍。

一、什么是内阁档案

内阁始设于明代，国朝借鉴这一制度，于天聪朝设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辅佐政事，顺治十五年（1658）改为内阁，设“内阁大学士，满洲二人，汉二人；协办大学士，于尚书内特简满汉或一人，或二人，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凡大典礼，则率百寮以将事”，成为国朝国家政务运作的最高机关。雍正朝后，军政大事由军机处承办，但事关大典礼与内外臣工例行题报事务及上谕督办，仍由内阁办理。

内阁设有大库收存档案，库址位于紫禁城东南隅，坐南朝北，西临内阁大堂，北对文华殿，由东西两座库房组成。西库贮存红本，东库藏实录表章。每库分上下两层，“共二十间，开门四，每间深四丈，重之以楼，北面有窗，窗中用铁柱，柱内有罘罳，外有铁板窗，窗开而不阖”，解决了档案收藏面临的安全防盗、通风防尘等问题。两库均为砖木结构，外包砖石，库顶盖以黄瓦，为砖城式建筑，总面积1295平方米。

内阁大库外景

内阁大库内景

国朝时内阁大库由典籍厅与满本房负责管理，是最重要国家档案库，“其中书籍居十之有三，案卷居十之七”。国朝内阁大库的保管极为严格，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得随意阅看，据《枢垣记略》记述“凡京内外王大臣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恭读朱笔及阅看各处奏折者，方得在军机堂帘内拱立，事毕即出。其余部院内外大小官员，不得擅入。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

二、内阁档案都有什么

建国后，将内阁档案分成明档、盛京旧档、清档三部分进行整理使用。

明档是为修明史而征集的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题行稿等档案及旧存实录、诰、敕等，如明成祖《实录》底本残卷、明熹宗《宝训》正本残卷、赐琉球国王世子的敕、明代兵科所抄题行稿等。

盛京旧档是从盛京皇宫移来的满文老档、满文木牌等太祖、太宗档案。

清档指清入关后形成的各类档案，包括内阁承宣、进呈的官文书，内阁各部院日行公事的档案文件，以红本、史书、黄册为大宗，此外，还有记载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官修的实录、圣训、会典等书籍稿本，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情况。

三、内阁档案的保存与流转

国朝末年由于自然因素及技术问题，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过一次集中处理，殆至北洋军民国、国民党民国时期，其保存屡经磨难，大量损毁与遗失。

内阁档案具体流转路径整理如下：

（一）李鸿章奏请置炉焚化远年旧档

内阁大库始建于明朝，由于建造久远，光绪朝时内阁大库“檐墙亦多坍塌，柱木楦檩均已塌陷，积水浸灌，情形极为吃重”。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内阁奏请兴修，但因庚子国变，局势紧张，仅进行了一些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就被迫中止。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初六日，内阁大学士李鸿章等清查大库库存时，发现历年存积的朱批红本存放已满，且限于地势，已不敷再添置木格。此外，库楼上存放的大量本章，的确有碍维修工作，遂提出“非全行挪出，开工不易”。经通盘详查，提议“将所有经过多年潮湿、霉烂之副本检出，派员运往空闲之处，置炉焚化，以清库储……不误开工”。三月二十五日，内阁中书等奉命赴库清查，查得内阁大库“楼下存储光绪年间由元年至二十四年正副本均有，因库墙坍塌，致被雨浸湿，或经虫蚀霉烂情形。库楼上远年正副本堆聚搀杂，半皆残缺不齐，万难清理”，决定“除自光绪元年起至廿四年正副各本，无论已未霉烂，概行分别存储，用备将来查考外，其远年正副各本及新旧记事档簿，仍着原派各员等，将实在残缺及雨淋虫蚀者，一并运出焚化，以免堆积而便开工”。

最后，内阁大库中朱批红本4500捆，约30万件均移出焚化。原来议定只焚副本之霉烂者，但等移档时，因正副本交相混杂，且正本也多有残缺不全者，故办理者不分正副本，凡霉烂者都被移出来，简单火烧了之。

现存明清内阁档案，“顺康雍时期的题本和其他档案之所以残缺严重，其销毁'远年新旧各本及新旧记事档簿’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再焚“无用旧档”之议

因庚子之乱未能维修的内阁大库，到宣统元年，“更形渗漏，如再迟延，恐大木亦有糟朽之虞”，内阁遂重提前议，奏请派员进行“查勘修理”。而光绪三十四年冬，醇亲王摄政，令内阁大臣查寻国初多尔衮为摄政王举行典礼的旧档，计划以此为参考举办摄政仪式。内阁大臣在档案库房里未曾寻得，便以大库混乱为由回禀。醇亲王据此批准对大库进行维修，同时下令将内阁大库中“无用之旧档”焚毁，以减轻大库容量。

维修前，进行了腾清库存工作，据大学士孙家鼐等奏称，将“内库恭存圣训、诏敕、御笔以及经、史、子、集、碑版、图绘等……分别完缺，包裹鉴排，暂移文华殿两厢恭存”。而历年存积之红本等项，为数尚多，如不全行挪出，实属有碍工作。且因年头过久，多为糟烂之件，……，拟按照从前办法，择要拣存，其年久潮湿霉烂之本章等项，“派员检出，运往空闲之处，一律焚化”。自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一日开始，从大库往外挑选“无用旧档”，到八月底，共挑出乾隆至同治朝红本16062捆，露天堆置在内阁大库外。

这次修缮，于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开工，六月底完竣，历时近半年。修缮完毕，实录、圣训等仍搬回大库保存，其余霉烂档案按计划进行焚烧。

闻此消息，翰林院官员纷纷借机寻宝，有查找本人和名人科举试策，有探寻宋元旧籍。其时，京师大学堂经科/文科提调、邮传部铁路传习所代理监督章梫发现其中有宋写本玉牒残页，即《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仙源集庆录》和《宗藩庆系录》，颇为稀有，遂将其影照呈送给兼管学部事务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张之洞了解到内阁大库即明朝文渊阁遗址，应该不乏珍贵古籍，立即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前往查看。罗来到大库外看到档案堆积如山，随便翻检，抽出两卷待销毁档案，其中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桂出征金川时的奏折，虽然其中古籍多已残破，但多是“近世史上最可宝贵的史料”。罗振玉遂建议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档，请求将其一并归入学部，以备筹备京师图书馆之用。

罗振玉（1866—1940）

张之洞采纳了罗振玉的意见，上书朝廷，希望由学部接手上述整理出来的无用旧档，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申请后，罗振玉被派接收图书典籍。最终这16062捆，200多万件档案均被运至学部。转运时，为节省费用，本该用木箱装载的档案，经罗振玉与内阁会稽司宗树楠协商，改用麻袋将其全部运回。

最终档案于国子监南学敬一亭暂存，历科殿试试卷于学部大堂后楼暂存。直至清朝逊位让国，内阁档案分为两部分，实录、起居注、圣训等完好档案仍旧回库收藏，原本要焚灭的“无用旧档”16062捆，200多万件则存放在国子监与学部后楼。

（三）民国时期的流转

国朝逊位让国后，北洋民国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并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存于此处的内阁档案顺势成为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藏品。当时专管此事的是社会教育局，时任司长夏曾佑认为“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存放在敬一亭麻袋内的内阁档案一直保持暂存状态。

1917年，因原有馆舍狭小，教育部将筹备处迁至故宫端门，档案也随之移往。因搬迁端门，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曾派出了十几人清理这些档案。整理方法主要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分出“有用”和“无用”两部分。

据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当时很多人将档案“倾于地上，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余仍入麻袋”。最后将比较完整的存放于午门城楼上。这部分档案共62箱，1502麻袋，1922年由教育部借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进行整理。截止1924年9月，共整理档案52.3万余件又600余册。

其余部分则被装入麻袋内，继续存放端门，共计约8000麻袋——也有9000麻袋和7000麻袋之说——这一部分因被视为“无用”，故命运比较坎坷，档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说的就是它们。

由于北洋系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各机关往往不能按时发薪，甚至有积欠数年之久的，穷苦职员枵腹从公，一时有'灾官’之称”。于乱世无用的历史博物馆更是资金短缺。于是在1921年，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协商了一条生财之道，将藏贮在端门门洞内的约8000麻袋档案偷偷运出，按斤过秤，当作废纸变卖给同懋增纸店。据亲历此事的西单同懋增南纸文具店伙计朱伟武回忆，历史博物馆办理此项事务的傅某曾说，当时的变卖共分为两批，“第一次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十几万斤，当作烂纸，以三千多元的标价卖给白纸坊的商人，由他们合资购去……他们把这些烂纸零卖给白纸坊的各抄纸坊，以及附近各县的抄纸作坊，这批明朝的文件档案材料从此荡然无存。第二次投标的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顺治至宣统止的文件档案材料，共计14.8万公斤。投标四家……结果，同懋增以银元4050元中标”。“拉运这些文件档案时，历史博物馆给予方便。同懋增派了50辆兽力大车去拉货，每辆大车上都插了一面黄色的小三角旗，旗上加盖历史博物馆的钤记。那天，车队由天安门内起运，浩浩荡荡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拉到广安门善果寺庙内”。

1922年2月，客居天津的罗振玉因事来到北京，偶然之际在市肆中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罗振玉认出这是内阁大库之物，且多为罕见史料，急忙寻踪觅迹，最后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纸店已将8000麻袋中断简残篇的宋元旧本与奏折等陆续出售，其余的也已另备芦席渍水以机器打包，准备运往定兴、唐山等地，化成纸浆。罗振玉深知这些档案珍贵，立即表示愿以重价赎回这些“废纸”。

最终，罗振玉以1.2万元高价购回了7000麻袋的档案。前运定兴的运回北京，初堆置于彰仪门货栈，继而寄存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迁入善果寺。运往唐山的运回天津，辟库书楼以藏之。档案赎回后，罗振玉立即组织人力进行整理，辑为《史料丛刊初编》10册，印行于世。内容有不少为国初珍贵史料，如《太宗文皇帝日录》、《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天聪朝臣工奏议》等。

1924年，因财力不济，更感觉保存整理之事，并非一二人之所能任，罗振玉将部分档案再次转让。除自留部分外，将所藏的12万斤档案以16000元的价格转卖与李盛铎（光绪15年榜眼，历任科道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署理使日钦差大臣、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丞）。而其留存于天津的5万余件档案在康德三年（1936）运到旅顺，进献给大行皇帝，旧记管理处安排给奉天图书馆保存。满洲国二战战败后，该批档案由沈阳博物馆接收，1949年移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

李盛铎买下档案后，深感能力有限，保有这些档案既无法维持生计，也无力整理研究。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表示愿意出资收购，双方很快谈妥。1929年3月，史语所以1.8万元从李盛铎手中购回这批档案。具体数量，据徐中舒回忆：“史言所接收这些档案时，大约合计得12万斤。经过整理之后，其破烂最甚而装入麻袋的，占三分之一强，约5万斤。其整理上架之件，据未曾南运以前的情形，共100架，每架4格，每格约可容红本200斤，即每架可容800斤。其他杂件因纸质及大小不等，容量均较此少，以90架平均计算，可得7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