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拨号即主张，中断时效无需“接通”

典型案例：拨号即主张，中断时效无需“接通”

一、案情回顾：一通未接电话引发的时效争议

在（2021）最高法民申2434号案件中，鑫龙公司主张其对吴应波的债权时，因债务人长期失联，选择通过拨打其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码催收。尽管电话未能直接接通，但鑫龙公司完整保存了通话录音及多次短信记录。案件核心争议在于：债权人向债务人实名手机号拨打电话的行为，即便无人接听，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95条规定的“权利人主张权利”，从而中断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鑫龙公司持续性的催收行为已满足时效中断的法定条件。裁判突破传统“到达主义”的局限，确立“拨号即主张”规则，为数字化时代的权利主张方式划定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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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突破：从“到达生效”到“行为生效”

传统司法要求权利主张需“到达”债务人，但本案裁判实现两大创新：

1. 身份关联性推定
   手机号码实名制背景下，拨打债务人实名号码的行为本身即构成“向特定对象主张权利”。即使接听者非本人，亦默认该号码与债务人身份存在法律关联。
2. 行为效力拟制
   债权人持续性、有记录的拨号行为，可视为权利主张的“公示性表达”。只要具备“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和“可溯证据”，即产生时效中断效力，无需苛求“实际接通”。

这一裁判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形成呼应：数据电文“应当到达”即视为有效主张，手机拨号行为符合数据电文主张权利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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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务要点：数字化催收的证据攻防

对于债权人而言，本案提供三重操作指引：

1. 证据链的完整性
   优先采用运营商通话记录、短信等第三方存证渠道，避免自行录音的证据瑕疵。例如，鑫龙公司提交的录音中包含债务金额、还款期限等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主张链条。
2. 催收行为的连续性
   法院关注“年均3次”催收频率，建议每半年至少主张一次权利，避免因间隔过长被认定为“放弃债权”。
3. 技术手段的合规性
   使用具备时间戳、不可篡改功能的通讯工具（如公证录音系统），确保电子证据的司法采信力。

对债务人则敲响警钟：实名手机号具有法律身份属性，恶意拒接或更换号码未告知债权人，可能被认定为“逃避债务”，加重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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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则重构：数字时代的权利觉醒

本案裁判折射出司法对技术变革的深刻回应：

1. 降低维权门槛
   传统“书面催告”成本高、效率低，而“拨号即主张”规则将手机变为“移动催收工具”，减轻债权人举证负担。
2. 倒逼诚信机制
   债务人需对实名号码的通讯行为负责，逃避接听不再成为“免责盾牌”。在建工领域，项目经理、监理方等关联人员的通话亦可能被纳入主张范围。
3. 技术理性与法律价值的融合
   裁判认可电子数据的公示效力，与《电子签名法》中“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同效”原则一脉相承，推动法律规则与数字文明的深度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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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最高法通过（2021）最高法民申2434号案件，以司法智慧破解“数字失联”困局。对于债权人，需构建“通话记录+短信+书面函件”的多维催收体系；对于债务人，则警示“沉默非金”，须以积极态度回应权利主张。此案不仅是个案规则的突破，更昭示着“数字正义”时代的全面来临——在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权利与义务的边界正被重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