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写《南京大屠杀》 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首次同读者见面，是1987年12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几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15万册！众多新闻媒介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从那以后，这本书不仅在中国大陆不断重版，香港特区、台湾地区、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也不断地出版或转载，至今已有中、英、法、日文等三十个版本。  △1987年12月12日南京市新华书店举行《南京大屠杀》首发式  △“南京大屠杀”50周年祭，读者踊跃抢购 出版当月发行15万册 1985年8月15日的太阳特别辉煌。这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路过南京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花岗岩纪念碑，碑上是黑底金字的隶书大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人们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 这天《南京日报》报道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政府在当年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了十三块纪念碑。 像电光石火，黑色的纪念碑点燃了我创作的激情。我开始了茫茫人海的寻找。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敲开了桃源新村的一扇木门，一位白发老妇微笑着迎我进门。她一看介绍信上的采访内容，脸色立刻变白，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微微发抖。1937年12月16日，她的祖父、丈夫、哥哥和弟媳被占领南京的日本兵枪杀了！她守寡了50年！ 在汉中门集体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伍长德老人掀起衣服，给我看他腰背上那条五寸长的酱紫色的伤疤。那是日本兵用刺刀刺杀他时留下的血证！ 我采访了14个名叫“秀英”的妇女。秀英一一秀美的花。可惜，她们被铁蹄摧残了！三个李秀英中的一个，因为抗拒日本兵的欺凌，从头到脚被刺了37刀！ 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大屠杀多在长江边，我站在登陆艇上，从三汊河到燕子矶，察看几十公里的江岸地形，当年10多万人的血染红了长江水。 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他们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具体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惨痛，这种复杂而悲惨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  △第一次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作者与采访过的幸存者夏淑琴参加公祭仪式 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对得起先人和后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面对历史，我鼓足勇气涉足了当时极为森严的四个禁区。第一是真实地回答了这场大悲剧的主要原因，推翻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而造成南京大屠杀”这一错误论断。因为1937年的抗战初期，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初期，国民党军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战场上浴血奋战了三个月，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接着，10多万官兵又投入了英勇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血战十天，敌我伤亡惨重。由于种种原因，守城官兵奉命撤退。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绝不是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造成的悲剧。恰恰相反，对国民党军的英勇抵抗，日军则以疯狂的大屠杀作为报复，用血腥的屠城发泄侵略者的兽性。基于这一事实，我在书的开头用了两章篇幅，详尽描述了敌我态势及守城部队有我无敌的爱国斗志，讴歌了他们为民族尊严而誓死杀敌的凛然正气。 接下来的第三章《安全区写真》也是一个禁区。我从大量的资料和幸存者的口中了解到，在腥风血雨的1937年12月的南京，竟然有20几位不同国籍的外国男女，为保护南京难民组成了一个叫做“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这些被幸存者们称为“活菩萨”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壮举和善行被一些史书歪曲了。书上说：“日本帝国主义用枪炮屠杀南京人民，英美帝国主义用花言巧语麻痹中国人民，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这是黑白颠倒的言论！为此，我披露了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约翰·H·D拉贝为首的这群高举和平和人道旗帜的正义人士的英勇行为。 本书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对这场悲剧的自省和反思，即“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灾难”。本书在揭露敌人残暴本性的同时，还无情地鞭笞了卖身投靠的汉奸，深入地解剖了苟且偷生和懦弱胆怯者的灵魂。解剖是为了疗救。历史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 我的笔犹豫了好久，面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雷池。这个话题实在太敏感了，它涉及到政治和外交。可是，“为什么不要日本赔偿？”“要赔我们损失！赔我们30万人的生命！”幸存者悲愤的呼喊和提问常在我耳边响起。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回避这个历史和现实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于是，我把他们的责问和质疑写进了书本。我知道，仅有这几句提问是不够的。  △《南京大屠杀》出版37年，至今有30多种版本发行世界 于是，随着时代进步的足印，我又相继发表了《血债》和《跨国诉讼》，前者写两位年轻人为对日索赔奔走呼号万难不屈的精神，后者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终于站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起诉加害者的伤害罪状。当然，要使诉讼得到公正的判决，还要走很长的路。我的这本书，记述的是历史，一页真实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在港台出版繁体中文并译成英、法、日文发行世界，海外报刊好评如潮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50年，100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20多万字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报告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德国留学生 寄来的读者来信  △日本读者来信 之一部分 热情的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我。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一位台湾来的年轻女士得知我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时，她显得很激动。她说：“我是在台北买到这本书的，我是在去美国的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途中读完这本书的，我边读边哭，流了好多眼泪。”旁边的人问你为什么哭？她说：“我心痛。我为我们国家和民族遭受过的灾难而心痛。” △西班牙读者在读《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千百位读者的来信使我激动也催我再拿起笔来。有的老人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洛杉矶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表示要将书中的一切摄成图像在美利坚播放。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已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些章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编入史册。 来南京参观和考察的日本人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的？”台湾岛的一位年轻士兵也来信问：“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暴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我应该回答，我必须回答。因此，我又收集史料，访问老人，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血谊》《受害者》以及《跨国诉讼》。这是对《南京大屠杀》的补充和延续。 《南京大屠杀》改变了我的创作思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它使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对中国抗战史有责任感的人。除了近百位我采访过的幸存的老人，我还与日本、美国、德国、英国的记者和学者进行过广泛的交流。记得是1995年的夏天，杨夏鸣先生告诉我，有一位美国朋友想采访我。于是，我见到了美丽的张纯如。虽然她讲的全是英语，又不识中文，但她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使我们一见如故，我向她介绍了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经过，和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与思考。她特别高兴的是，我给了她一本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这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第一本发行世界的英文作品，这本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使她能直接阅读并掌握史料，后来她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引用了我书中的十多处文字。可惜的是，东方出版社的中文译者把“徐志耕”译成了“许志庚”。 △1995年夏，美国女作家张纯如（右四）来南京采访（左一为作者） 使我感到震惊和悲痛的是：年轻美丽的张纯如竟用自杀结束了她如花的人生！她怎么会走了一条和六十年前另一个伟大的美国女性在日军暴行面前同样的自杀之路？答案只有一个：凶残的兽行击垮了女性善良的神经！明妮·沃特琳是1938年初在见到了一大片被日军杀害的南京难民尸体时神经失常的，而张纯如是在揭露日军暴行中受到精神折磨和恐吓而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她们都是暴行的受害者。 因为这本书的关系，我结识了一位名叫“谷尾阳竹”的日本老人，每年春节，他都会来信问候。这位九旬老人在第一封信中这样说：“我1944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战后的战俘生活中，蒙受过贵国人民的很多恩惠，所以我很久以来怀念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想为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协力……”“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双眼不时地充满泪水，看不清文字了。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心里难过极了，满身感觉罪孽深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译成了，由于汉语水平不高，想到自己能力不足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书中许多人的证言，我的心又有点乱了……” 和谷尾先生一起翻译《南京大屠杀》的还有盐本喜代先生和另一位古稀老人。盐本先生是广岛县日中友协理事兼中国外语研究会集贤塾长。三位老人怀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责任感，辛劳一载译成初稿。 日文版的《南京大屠杀》已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发行。遗憾的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某些为侵略者的亡灵招魂的政要们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还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回击他们的谎言，我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给永野以及羽田前首相。我还去日本长崎和广岛等地向日本民众作了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演讲。虽然右翼分子进行各种干扰和质疑，但我依然把幸存者的苦难讲给大家听，这是铁和血的事实。 △2003年在日本长崎演讲《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知道，关于“侵略”和“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否定，还会在日本的朝野人士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我的这本书，只是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表明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中国作家的态度。 历史是不能淡忘的。历史是不允淡忘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徐志耕，浙江绍兴人。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他是自发地大范围地调查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第一人。1987年发表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 在大陆和港、台出版三十种版本，并译有英、法、日文发行海外。另有《幸存者说》《浴血淞沪》《莽昆仑》《沂水长》《归来》等。 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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