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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统治者对佛道思想的利用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佛教的轮回观与慈悲精神被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柔性工具，道教的长生追求与宇宙论成为神化皇权的理论依据，而两者的山林修行实践又间接服务于边疆开发和人口管理。这种"外儒内法，兼融释道"的治理模式，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包容性，也暴露了宗教始终依附于王权的历史局限 。 同时，古代统治者对一神教的限制，本质是维护“天命—皇权”二元结构的垄断性。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通过神权至上、普世主义、独立法律体系等教义，动摇了君主作为“天之子”的绝对权威，而其跨国组织网络更威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这种冲突在政教合一传统较弱的中国尤为显著，而在欧洲则表现为教权与王权的长期博弈 。历史证明，任何试图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力量，最终要么被驯化为统治工具，要么遭到系统性压制。 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任何宗教流派必须“中国化”之后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反之，在我国光明正大加以传播的宗教信仰一定是“中国版”的宗教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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