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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冯钤老师创作的“齐白石工笔虫草系列”玉雕，我深受触动。过去，许多人习惯将玉雕归为“工艺美术”，认为其艺术性难以与书画比肩。但眼前这些作品却颠覆了固有认知，齐白石的画作常以工笔虫草点睛，以泼墨写意铺陈背景，而冯钤的玉雕则将这种“兼工带写”的意趣从平面转为立体，甚至因材质的独特性赋予了原作未曾预料的生命力。
在与几位既收藏书画又痴迷玉雕的藏友交流时，大家都认为：“玉雕的创作难度与艺术表现力，绝不逊于书画。”这一观点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门古老手艺的价值。过去，书画被视为文人雅士的“心头好”，玉雕却常被贴上“匠气”的标签。但冯钤的作品恰恰证明：当工笔的严谨遇上玉雕的虚实相生，当写意的洒脱融入玉料的天然肌理，这门手艺展现出的艺术高度，早已与书画并驾齐驱。
玉雕的“二次生命”：从平面到立体的升华 书画与玉雕的渊源，自古便密不可分。许多玉雕题材源自经典书画，例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八大山人笔下的花鸟，皆被玉雕师以刀代笔、以玉为纸，转化为立体的艺术语言。顾永骏的山子摆件，以刀法雕琢出山峦层叠的苍劲，将水墨山水的磅礴气势凝于玉中；王一卜的人文玉雕，将书画中的写意元素凝于方寸玉石，寥寥数刀便勾勒出文人风骨的神韵；苗烈的薄意浮雕，则以当代年轻人的独特视角重新演绎传统文化，在玉料上刻画出疏淡空灵的意境。
这种“二次创作”绝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对原作的解构与重组。书画的笔触是平面的，而玉雕需在三维空间中平衡虚实、疏密，甚至要顺应玉料的天然瑕疵。书画是即兴的灵感，玉雕却是与材料的对话。一块玉料可能藏有绺裂、杂色，玉雕师需以巧思化瑕为瑜，将“天工”与“人工”融为一体。这种创作过程，既是对书画意境的致敬，也是对材质极限的挑战。
玉雕之难：与时间的博弈 若说书画是“一挥而就”的潇洒，玉雕则是“十年磨一剑”的沉淀。书画创作只需笔墨纸砚，灵感迸发时，顷刻可成佳作。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徐渭泼墨大写意，皆是心手合一的瞬间绽放。而玉雕的构思往往需蛰伏多年——一块玉料从选材、设计到雕琢，短则数月，长则数年。玉雕师需在脑海中储存无数“画片”，待遇到合适的材料时，方能将积累的灵感倾注于刀尖。
我见过很多玉雕师制作一件作品，往往需要耗费漫长时光，有的甚至需要数年之久。从最初的构思到最终的成品，每一步都需反复推敲——设计稿纸上线条的增减，雕琢时刀尖分寸的拿捏，打磨中光泽度的微妙调整，无一不需要极致的耐心与专注。稍有不慎，玉料便可能因一道失误而前功尽弃。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匠心，恰是玉雕区别于书画的独特魅力——它不仅是技艺的较量，更是与时间的博弈。
从“神玉”到“民玉”：艺术本无高下 书画与玉雕的“地位之争”，实则源于历史语境。古代书画多悬挂于厅堂，成为雅集品评的对象；而玉雕长期被视为“礼器”或皇家专属，寻常百姓难以触及。但二者本质皆是“成年人的玩具”——以艺术装点生活，以匠心传递情感。
过去的好宣纸价比黄金，如今的好玉料同样稀缺，无论是书画的笔墨丹青，还是玉雕的切琢磨磋，皆需耗费心血与财力。而今天的玉雕，早已走下神坛，融入日常，一枚玉牌、一方玉镇纸，既可赏玩，亦可实用。这种“亲近感”，让玉雕在大众收藏中更具亲和力——它不仅是案头的风雅，更是触手可及的温润。
守正与出新：玉雕的时代命题 玉雕的传承，离不开对经典的敬畏，但更需“以古为新”的胆识。当下玉雕行业，部分从业者困于复刻传统纹样，将临摹古玉奉为圭臬，致作品千篇一律，创新活力渐失。真正的传承不是机械复制，而应深挖经典精髓，以当代审美重构。比如将古代玉雕祥瑞云纹与现代极简线条融合，让传统符号在新的造型里重焕生机。这种创新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让经典在时代语境下获得新生，为玉雕艺术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反观书画界，真正的大师亦讲究“笔墨当随时代”，玉雕亦如此。我们不必纠结于“是否超越书画”，而应思考如何让这门古老技艺与当下对话。传统并非桎梏，而是创新的根基。唯有在敬畏经典的同时，主动打破固有范式，玉雕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延续生命力，创造出既承古韵、又具新意的艺术表达。
“玉雕不让书画”，不是傲慢的宣言，而是对艺术本质的洞察。书画以笔墨抒怀，玉雕以刀工传神；书画是瞬间的灵感，玉雕是岁月的沉淀。二者殊途同归，皆在追求“美”的极致。
作为藏玉人，我始终相信：真正的艺术从无高下之分，只有形式之别。玉雕的方寸之间，藏着一部立体的中国美学史——它不让书画，亦不让步于时代。唯愿这门手艺，能在匠人的刀尖、藏家的掌心，继续流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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