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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  孙静云被捕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杨宁、孙静云3人开了一个党小组会，学习“整顿三风”。杨宁走后不久，我和孙静云便躺下歇息，还未入睡，便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赶忙穿上睡衣，疾步走到三楼从窗口向楼下张望，只见楼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周围有几个日本宪兵。我知道情况不好，便跑到楼下电话室，向伪警察局司法处值班室挂了个电话，谎说我家来了强盗，叫他们赶快来人救援。 我走出电话室，转到客厅时，只听“呼”的一声，大门被砸开了，闯进3个日本宪兵和1个翻译。我不得不把电灯打开。一个宪兵上前抓住我插在睡衣口袋里的左手向上一提，露出了我手中所持的手枪，一下子被他抢去了。我没打算抵抗，只是带着不满 的口气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翻译答道：“我们是北平日本宪兵队的，你的卧室在哪里？领我们去检查一下。”“在这个客厅里谈谈不行吗？”“不行！不行！走，走！”日本宪兵边蛮横地说着边上来拽我。 “那就上楼吧！”说完，我又边走边喊：“静云，来人啦！”意即向她报警。 我领着宪兵和翻译走进二楼卧室，孙静云正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翻译问：“你们的来往信件都放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我指着五斗柜说。 翻译拉开抽屉，将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破绽，便对宪兵咕噜了几句。宪兵厉声说：“把他太太带走！”翻译对我说：“让你太太跟我们走一趟吧。”没等我张嘴，孙静云忙答话说：“好，我跟你们去。”说着，她便穿好衣服，跟他们出门上了汽车。 孙静云被带走好大一阵儿，警察局司法处日方副处长菅贤二郎才来我家安慰说：“你太太去去，他们问问，很快就会回来的。” 原来，北平日本宪兵队来上海是逮捕我和孙静云两人的，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和伪上海市警察局日方负责人说：“李时雨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没有确凿的证据，又未向中国政府照会，是不好逮捕的。”他们商议，先把我太太抓去，问出口供，拿到证据后，再来上海逮捕我。 我那时虽然还弄不清他们是怎样搞的鬼，但心里明白他们是通了气的。我便向菅贤二郎大发脾气说：“日本对中国大讲什么'友好’、'平等’，这些全是假的！你们简直没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没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你们纯粹是强盗！” 菅贤二郎见我动了怒，只好不住地向我解释，安慰我不必着急。我愤愤地说：“不行，我得找陈市长去！” 这时，天已蒙蒙亮，我乘车来到陈公博的公馆，急匆匆地走进大门。卫士们说：“处长有什么急事，这么早就来了？”我边走边说：“有要紧事。”我走近陈公博的寝室房门遇到郑副官便问：“陈先生起来了吗？”他说：“正在吃早点。”没等他通报，我便闯进了餐厅。此刻，陈公博正在喝红豆粥。我大步走到陈公博面前行了个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陈先生，向您报告一件不幸的事。我的太太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 陈公博听后愣了一下，接着问：“啊，为什么？怎么搞的？”我把事情的经过向他陈述了一遍。 陈公博说：“这太不像话！”我接过来说：“是啊，我们太没有保障了，真没法干了！这不是和华北和满洲国一样了吗？陈先生，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所有南京政府官员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我请求陈先生把我的太太要回来。她有什么问题，由我们中国政府处理。如果对我也不相信，那就把我也关押起来审查。日本人如此对待中国官员，叫我怎么在警察局干下去？ 请陈先生给我以指示！” 听了我的一番强硬的申诉之后，陈公博也有些愤怒了。他劝我不必焦急，说马上叫林秘书（也是翻译）打电话，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王岛茂来办理此事，并嘱咐我照常工 作。 我走后，王岛茂很快就来到陈公馆。陈公博向他大发雷霆说：“赶快把人给我要回来！”陈严厉地声称：“日本人如此目无中国政府，随便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随意抓人，我这个市长没法干下去了！这是违反中日条约的，是破坏中日新关系的。”王岛茂向陈公博表示歉意，答应一定认真去办，请他放心。 我照常上班。去伪市政府送批文件时，陈公博告诉我： “你太太的事，我已让王岛茂去办，你要沉着应付。”在此期间，伪组织各机关许多人向我慰问，表示关怀。我便借机向他们宣传日本宪兵队随便抓人，做伪官的得不到保障。凡是与我要好的人都表示同情，不少人在陈公博面前流露出哀怨情绪，这给陈公博以很大压力。据说，他曾多次叫林秘书打电话给王岛茂，催问此事。经王岛茂交涉，两周之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派宪兵少尉中村去北平把孙静云接回了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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