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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很多本土作家，爱自我标榜为“农民”，但只有一个陈忠实，是真正种地出来的。1982年，老陈都40岁了，还在老家操劳6亩地的耕种、割麦、碾场以犁田，忙到别说写作了，连文坛赏识者请他去开会，他都抽不出时间，甚至连邀请函都没空打开看，搞得人家很生气（史鹏钊《文学的荣光》页49）。 我看他1982年10月6日给《飞天》杂志编辑李禾的信，就是一个劲地在道歉，言辞很是卑微，一字一句都是小心翼翼的，当是真怕得罪人家，文学路走不通了。这样的一些信件，如今还能看到不少，读来很是辛酸。那个时候的陈忠实，尽管小有名气，陆续在大刊发表过一些作品，表面上还是地方上的一个小领导了（由村民办教师渐擢至灞桥区文化馆副馆长），可他养家糊口的主要生计应该还是靠种地。 彼时的陈忠实，人到中年，上有高堂老母，下有三个幼娃，老婆又长年有病在身，无法下地，而收入过于寒酸，唯一的小外快是稿费，但无非风时雨，所以只能独自全副精力去对付家里那六亩地。偏偏那些地又有一半还是山坡上的，连耕种下来都得脱层皮。1982年的国庆节那几天，路遥那些哥们在西安正意气风发参加圈内“雅集”呢，老陈还一个人在村口拉犁，深一脚浅一脚地播种他全家的口粮。 据他自己回忆，他那时的生活，与白鹿原“左邻右舍的乡党”唯一不同的是，早晨起来洗把脸后，“要先喝两三杯清茶”，来灵感时还会“摊开稿纸”。甚至，他那时写作习惯，都不是坐在桌前的，而是“把笔记本摊开在膝盖和大腿面上”，俨然农民下地时的状态。当然了，他老宅家徒四壁，就“一张祖传的方桌”，还“四条桌腿没一条是稳的”，着实没有别人悠哉悠哉窝在沙发写作的条件。《白鹿原》就是这么摊着写出来的。 陈忠实能出头，确实不容易。他是年届不惑，才得以调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正式”成为一名作家的。在此之前，他不折不扣一介关中乡下农民而已。“陕西三驾马车”，路遥贾平凹都是高学历，名校大学毕业，固然写了一辈子农村，但本身绝非农民，最多算出身农家而已，惟老陈是中学毕业，是高考落榜生，是真农民，是靠写作从霸陵乡西蒋村挣扎出来的。所以，他自称从“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整整奋斗了25年。 不夸张地说，他用破半生心，才长跑到了贾平凹路遥们的人生起点。1986年，作协资助他到县城查阅明清资料，给住8元一晚的旅店，那已是他此前从未踏足过的“最豪华”房子，以至于他数十年后还要感激涕零。他是到了1986年，因缘际会升任省作协副掌门，骤然成为副厅，月工资可拿到150元，境遇才慢慢好起来的。这些钱加上稿费，他可以承担三个孩子的学费与住院老母亲的开销，并且终于在老家村里盖起了三间新房。 所以说，当代本土名作家里，写农村题材的不少，从赵树理浩然到莫言刘亮程韩少功比比皆是，但验明正身如假包换农民身的，应该就只有陈忠实。陈自称“乡棒”，既是自嘲，也是实情。大概也因此，我以为当代中国作家写农村，真正写的“不隔”的，实际也就柳青和陈忠实两人而已，此外多是“洋人看京戏”式的猎奇与隔膜。柳青是彻底扎根农村，陈忠实则是货真价实的农民一枚。 前些年，有位作家放言说，陈忠实“本是农夫，所以《白鹿原》每个人物都活生生”，而“路遥靠翻阅前十年的报纸写《平凡的世界》，所以只是图解”，话虽武断可未尝全无道理。比如《白鹿原》里，仙草擀面时一使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有人觉得小说笔法荒诞，实际过去农村经产妇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好些妇女在劳作中就生产了，我小时就听外婆讲过。当年看到这，不由感叹老陈的农村经验真是“无一字无来历”。 当代作家里，似乎也只有一个陈忠实，是以农民始，又以农民终的。1983年夏，他受益于陕省一个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妻儿的农村户籍全转入了西安，算是正式成为“城里人”。但此后的老陈，不管再如何有名，自我定位仍是“农民”远过于“文人”。他照例风尘仆仆来往于乡下，混在那些皮肤晒得黝黑的老乡堆里，毫无区别。在生活中，他也没半点架子。晚年的他，曾如此夫子自道：“指望着多收三五斗的我，还在继续着有关农民命运的难解的课题,无论滑稽无论自卑都不能改变”。文坛流传他一个段子，不知真假：有一回，省里有位头，宴席上见到陈老汉，侃侃大谈写作，还劝他多写点“主流”，不想陈直接回了两字“锤子”，就走了。 可面对老百姓，陈又是另一副面孔了。话说2010年前后，有位开出租车的中年男人，曾短暂租住过省作协大院的房子，某日邂逅正在附近散步的陈忠实。他鼓足勇气，上前请陈给自己写几个字，老陈立即回屋找笔墨，写下“鸿鹄凌云气贯长虹”八个大字，并主动与之合影。司机很感动，主动说送“润笔费”，岂料陈回说，“你把我老汉当成啥了”，坚决不要一针一线。到了2016年4月，陈去世，有位作家前往吊唁，恰好打车碰到这位司机。 路上，司机谈起了这段往事，还很郑重地请托一件事，就是请该作家“代替他磕几个头”，因为“他永远感谢和怀念陈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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