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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 边务交涉与边防构建是清末边疆历史的重要内容，总体看其进程艰巨周折，面临中外博弈、内部歧异(尤指中央与省域间、总督与巡抚间、疆臣与边吏间)等方面多重困境。审视目前相关研究，普遍聚焦于中外博弈的层面，对清政府内部各方边务策略歧异与人际矛盾则少有论及，清末边疆历史全貌尚不能充分呈现。清末光宣之交的吉林边防危机因涉及领土主权而为研究者广泛关注，相关成果重点围绕中韩界务争端与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筹边诸史实展开，对吉林边防重要职设“吉林边务督办”的设置与裁撤这一集中反映东北当局各方权势纷争的“内部问题”尚无探讨，极大制约了我们对清末吉林边疆政治中复杂人脉与内幕的认识。既有研究的上述缺失，可归因于史料挖掘与研究视角的双重局限。所幸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收藏的锡良档案，包含大量光、宣之交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之间就吉林边务问题的往来电文，披露了吉林边务督办裁撤的诸多细节，为重建史实提供了充分依据。本文主要依据锡良档案史料，立足“内政”“外交”相结合的视角，试图对吉林边务督办裁撤始末作一系统探讨，尤重揭示事件背后当事各方的心路历程以及权势纷争态势，旨在把清末东北边防建设具有复杂性、曲折性特征的笼统认识，还原为具体的人物与事件研究。1905年11月17日第二次《日韩协约》的签订使朝鲜成为日本属国，自此日本以朝鲜为跳板加紧对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1907年8月，受朝鲜统监府统监伊藤博文委派的斋藤季治郎一行61人越江侵占六道沟，非法挂出“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牌子，妄称延边地区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领土，并秘密调查各方面情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初八日，清政府实施东三省改制，徐世昌出任首任东三省总督。徐氏曾任练兵处提调，对属吏吴禄贞的边务才干有所了解，遂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延揽吴氏至奉天担任军事参议。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尽管不乏反清思想与实践，但“洞悉边情、声望夙著”以及赴日本军事留学的经历仍使他受到徐世昌倚重。而吴禄贞与斋藤季治郎有师生之谊，“堪称斋藤之对手”，则是另一层原因。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徐世昌接任视事，即派吴禄贞赴延边实地调查。吴氏一行历时73天，行程2600余里，用科学手段绘制了500000：1比例的《延吉边务专图》。同时，针对斋藤季治郎借口“流寓延吉之韩民受马贼及无赖之凌虐，应由日国派员保护”而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非法侵境的行径，吴禄贞援据近代主权学说证明中国对于延边地区的固有主权：“所谓国家最高权者，对内而言，曰'统治权’，对外而言，曰'主权’。在领土之内，即在统治之下，此公理也。韩民越垦，受我官吏管理，已非一日。此时无论日本之统治权能行于韩国与否，而断不能入我界内以管理韩民。”鉴于日方非法设置“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并试图由和龙峪等地进至夹皮沟，徐世昌决定组建专门边务机构。在他看来，日人一旦进至夹皮沟，“纵横将逾千里，并与奉天之临江县形势毗连，握吉、奉两省之锁钥，骏骚有左提右挈之势”，“非有长于交涉、明达事变之材前往综理边事，不足以固我防维”，遂奏派前邮传部右丞陈昭常“督办吉林边务”，监督吴禄贞“帮办一切”，于延吉局子街设边务行署。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陈昭常着赏给副都统衔，吴禄贞着赏给陆军正参领并加陆军协都统衔。查东三省督办边务之设始于光绪七年，“是时俄防孔亟，为慎固封守计”，先以三品卿衔吴大澂为督办，吴去任后督办一职改归吉林将军兼摄，珲春副都统为帮办。之所以不设专官而由大员兼衔，“使守土者重边务也”，“中更乱离，官失其职”。徐世昌因应延吉危势设置吉林边务公署，可视为遏制日人“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机构。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上谕陈昭常署理珲春副都统。此时陈氏仍任督办，这从他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为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所作序言末署职衔为“督办吉林边务、全省各军翼长、署珲春副都统、前史官”即可看出。并且，陈昭常又以“延吉交涉紧要，未便久离”为由，拟带副都统印赴延驻扎。陈昭常、吴禄贞分任吉林边防督办、帮办，属正、副职关系。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之前，陈、吴尚能通力合作，诸如在重要地带设置边务公署分支机构即派办处、整编驻延吉与珲春等处兵力、绘制边防地图等举措，均为日后中韩界务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延吉边务报告》序言中，陈昭常也对吴禄贞示以赞赏：“绶卿既为之考证图史，钩稽册籍，益以躬所阅历见闻尤确，决知图们江北为我延吉区域，持论严正，侃侃不挠……前无所因，继无所袭，于百日之内，成一方之言，殚见治闻，语皆征实，编纂之力，亦云劬矣。”然而，陈昭常对吴禄贞的嫌隙也在积累。据钱基博记述，吴禄贞应对“延吉兵哗饷噪变”“日师潜渡图们江”诸事颇著成效，不仅骄兵悍将“无敢动者”，日本亦惮其威名“却军三十里”。陈昭常“嫉禄贞功不已出，遗书中朝诟诸”。徐世昌“恤禄贞才，百方解护，檄调奉天办军务”。揆诸史料，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吴禄贞赴奉天办理天宝山银矿事，而早在七月间徐世昌即奏调“晓畅军事、慎练耐劳”的傅良佐接任边务帮办一职。陈昭常对吴禄贞心生嫌隙，除钱氏所言“嫉禄贞功不己出”原因外，更与陈氏职务变动相关。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上谕陈昭常署理吉抚，八月即有吴禄贞离任帮办事，两者相续并非偶然。与光绪初年设置的督办边务不同，吉林边务公署“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其名目虽一仍旧贯，而其职掌编制异前制矣”。陈昭常署吉抚后，吉林边务公署则只留帮办吴禄贞，其兼理军事与地方行政的局面陈氏断不容见，这构成吴禄贞调奉任事的又一重要致因。然而，傅良佐因难于应对边务交涉而请辞，清政府只得再将吴禄贞调回。另据时论分析，清政府以吴禄贞为边务督办，亦有避免吉抚兼充是职“相距太远、呼应不灵”的意图。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间徐世昌具折，宣称傅良佐“回省就医”，复调吴禄贞派充“督办吉林延吉边务”，赏加陆军副都统衔。吴氏为避免掣肘情事，要求“专折奏事，不受吉林巡抚节制”，清政府允之。对于重返吉林边务公署，吴禄贞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务实态度，据报道：“吴督办禄贞出京时语其随员云：某此次重履延边，欲交涉、防务之两不失败，必应切实调查各外国对于延属之行为及边氓之现况……庶于临事因应较有把握。”吴禄贞返任边务督办之初，陈昭常对其未有明显压制举动，此当与吴氏出任督办由徐氏奏调有直接关联。一方面，徐世昌屡次提携陈昭常，后者对待吴禄贞的态度显然要顾及前者情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清末时期陈昭常与袁系势力接近，袁世凯入军机后对陈氏多所维护。这一点，决定了陈氏对同为袁系重要人物徐世昌奏调之人不会有过激举动。出于同样原因，随着徐世昌离任东督、蒙古旗人锡良出任东督，陈昭常不仅与锡良在边务策略上屡形“抚”“督”冲突，陈、吴关系更是很快出现重大变化。宣统元年正月十九日，上谕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年三月二十日，尚未接篆东督的锡良电请清政府令吴禄贞速赴延吉：“吉林边务吃紧，延吉、珲春、宁古塔、临江州等处，皆与韩俄接壤，必须一气贯注，乃能呼应灵通。陆军协都统吴禄贞请派充督办吉林边务，并请以两协之兵归其节制，饬速赴防。”闰二月二十八日、三月初九日，吴禄贞迭蒙召见。五月初十日，吴禄贞抵达延吉，“祗领关防视事”。吴禄贞莅任之际，日本不断加强延吉攻势：“(日人)前此设有宪兵分遣所，为数犹数寥寥。近今数月，于各处陆续增添其数，竟逾三四百之多，所设分遣所亦有十五六处，几遍延境紧要区域。”但其时清政府驻延吉兵力单薄，马步队合计不足两百人。更严重的是，边务经费难以为继。该经费原由度支部按年拨给银六十万两，至宣统元年因部库支绌而停拨，令就地筹措。宣统元年三月初六日，徐世昌具折提出央省分筹办法，即吉林认筹半数，余仍由部指拨，拟先办一年。四月初六日，此办法奉旨依议。五月十三日，吴禄贞致电锡良，汇报日、俄侵略动态，请求赶速调拨奉天陆军第一标来延：日人动力日益伸张，现在会宁增加兵力，罗南建筑营房，又于我境内各要扼要之处又置宪兵，俄国亦在岩杆河等处屯驻重兵，逼近珲界。两强窥伺，民心恐惧，况值我边防久无专人办理、百政惧废之时，整顿边务以镇人心，多设卡伦以防窥伺，自非厚积兵力不可。现查旧有营房，足屯一标。新造者业经劝工，亦不难克期告成。边事日急，延地自不能久任空虚。恳请我帅即饬奉天陆军第一标即日前来。何日拨队，并乞示覆，以便沿途派员照料。至第二标，俟熟筹后再行请示办理。此电反映出延吉边务困局以及吴禄贞“厚集兵力”的筹边思路。对此，新任东督锡良很快做出请款、增兵两手部署。一方面，具折汇报延吉边务经费不敷情形：预算宣统元年边务用银六十五万八千余两，原议银六十万两的经费额度本就有绌无盈，除咨催吉抚将认筹的三十万两迅速解赴外，不敷款项仍恳由部筹拨。同时锡良又致电度支部尚书载泽请托，恳求政府补齐东三省所需之实业建设经费与吉林边防费用：“东省外力伸张，利权损失，近复着着进步，掷千百万巨资、挟全力以与我抗，欲筹补救之策，自非力筹巨款，广设银行，赶办各项实业，无由谋抵制而图保存。昨已奏恳拨款一千万，通盘筹画，实非此数不敷布置，此系专办生利之事，非行政耗费者比……再，部拨吉林边防经费三十万，经良切实查核，委难减少，并恳迅赐筹拨以济急。”另一方面，允准将奉天陆军第一混成协第一标、第二标调驻延吉归吴禄贞节制，特别交代调兵“应以换防为词，庶免外人饶舌”。同时指出驻锦州之第二标因兵额装械并不齐备，该标统带刘富有现丁父艰，加之“运兵转械于数千里外，易启外人之猜忌”，能否调延尚难预定。作为补偿，锡良将已批准调回本镇预备校阅的暂驻延吉陆军第三镇步兵一营、骑兵一队仍留原处“俾资镇摄”。然而，陈昭常对上述办法不置可否，而是提出吉林边务交涉由外务部直接操办的建议。在一封写给锡良的长电中，陈氏转述吴禄贞汇报的日本人在六道沟展拓地基并广筑警岗情事，对吴氏所提“就近与之竭力争持，令彼知我之办边务者负有全权责任并具有完全能力”的论调提出反对，认为此事“关系颇大”，理应“请外部交涉”，定策后再由吴禄贞“遵照办理”。可以说，此论带有明显的消减边务督办权限的意味。陈昭常如此主张的直接原因当是边务督办兼领军事与地方行政，与吉抚权限存在严重冲突。加之边务督办“奉旨归我帅(锡良)节制”而不归吉抚辖制，此必招致陈氏怏怏不平。而吴禄贞素有革命思想，锡良又力主增兵延吉，则构成陈氏心存芥蒂的又一致因。锡良接到陈昭常电文后，内心当颇为反感，这从他言辞颇称厉肃的复电中即可看出：延吉既派有督办，若事无大小仍仰求外部办理，非独有失督办职权，亦以起日人侮慢之渐……办理此等事件，专在实际之抵御，使彼诡谋无可施展，然后与之据理谈判，不难渐就范围。否则，我恃口舌，彼事实际，边界问题无了结之一日。惟吴督办到防伊始，日人狡诡，必乘间尝试，以图进取，稍一不慎，势必堕其术中。至电部一层，弟意不妨作为报告，请其备案。尊意为然，请即径电外部可也。显见，锡良主张予吴禄贞交涉全权，反映出既任之则信之的态度。但锡良言语间表现出的对外务部权限的“轻视”，则埋下同年七月中、日之间系列约款签订后他本人遭外务部驳斥的隐患。宣统元年六月以来，延吉边务愈形严峻。六月十一日吴禄贞向锡良汇报：“(日人)欲值我实力未充、兵备未足之时，故寻衅端。一俟彼此少有冲突，其图门南岸重兵即可借词越境，为实行占领之计。”次日又报，密探员曾发现一艘日本军轮内载大量军装，上书“总监府派出所”字样。十一日早八点钟，又发现日本官兵七十名伪装成宪兵由会宁等地入境，“整队而入，携带马枪六十三杆，手枪六十八杆，军刀六十九把，载子弹牛车廿一辆”，质询后对方则以至六道沟换防“为搪塞之词”。吴禄贞据此总结道：“综观日人近日举动，既陆续调来军队，输运枪械，又欲鼓惑马贼，扰乱地方治安，故生事端，图挑边衅，势将破坏和平，借词占领，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同月十五日再致长电，称稽查处报告日本碆渥兵轮将陆军五百余人运至会宁，并将开赴距我方前道沟只一江之隔且山岭丛杂本不适合驻兵的茂山驻扎，伺机入侵之意昭然。然沿江要道如光霁峪、凉水泉、子飏山等处防营，多者不过三五十人，少者仅一二十人，“一旦祸生不测，实有束手待毙之势”。针对此，锡良做出交涉和应战两手准备：一面致电军机处，请旨饬下外务部“严与日使交涉，撤退延吉日兵，以弭衅端”；一面致电陈昭常速将吉省陆军一营“以防剿马贼为名”速拨延吉。出乎锡良意料的是，陈氏对于增兵延吉则明言反对，理由是我若增兵延吉，日本必借“均势之说”调兵入境，认为目下应以“暂不拨兵为上策”，“以免别生枝节”。同时，第三镇统制曹锟也就吴禄贞要求补齐该镇暂驻延吉各队兵械缺额事致电锡良，表示募兵购械“均甚为难”。所言或为事实，但亦因吴氏此请与陈昭常“暂不拨兵”主张相左，应承前者则等于是对后者的违拂。综上，吴禄贞、锡良在延吉增兵固防上具有策略一致性，而陈昭常则对吴禄贞处处“设防”，并与锡良形成边务策略冲突。平心论之，地方各官边务策略存在歧异实属常态，但不能长期存续，尤其在边防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理应尽快解决。然事与愿违，各方之间不仅未见有效协商，反而政见歧异愈来愈深。宣统元年七月初四日，《中日议订安奉铁路节略》签署。锡良鉴于安奉路案议结，日本“于应商他事颇见和平”，推测“延吉事或于二三星期可以望结”。此时清政府“屡饬速办并深虑衅自我启”，要求锡良“严嘱吴督办勿令属下生事”。确如锡良预计，七月二十日，中、日签署《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及《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前者规定以图们江为国界，中国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并准许日本设立领事馆，日本统监府派出所及文武大员须从速撤退。界务约款签订后的边务要事既包括开埠事宜，也包括设巡警等内政事宜。八月初五日锡良收到吴禄贞关于购置四处土地以备开埠的汇报。初七日收陈昭常来电，言及日本所派官员限于两月内撤退，各派办处亦将裁撤，“此后一切维持地方治安之责，自皆属巡警完全职务”，提出于延吉暂设一警务总机关，名曰“东南路巡警总局”。八月二十七日，陈昭常抵延与吴禄贞面商开埠费用、区域等细节，拟定九月二十日左右开放。此时，锡良最着意之事则为练兵，但因财政竭蹶而举步维艰，其致电度支部坦言：“东省系受协省份，历年进款入不敷出，司库空匮，亏欠累累。就东省论，本年调东陆军第一混成协官饷加饷均需自筹，常年出款骤添七十二万余两。现复拟编陆军一镇，课原有一协两标业已筹定饷项外，其余添练营队编练成镇约计开办及常年经费共不敷七十余万两。”揆诸后事，财政竭蹶不仅成为陈昭常要求裁撤边务督办的重要理由，也直接影响了锡良的边务决策。然而，九月初五日吴禄贞突然致电锡良，托其奏请裁撤边务督办：现与简帅反覆熟商，边务组织原属暂时对待外人不得已之计。界务既经解决，一切外交、内政自应专归地方官主持，俾一权限。此处虽属国际要地，似不必于此一隅之地驻此专阃大员，以分政权，拟请我帅奏撒边务督办……东南道即日移驻延吉，接管一切。所言“东南道”，即吉林东南路兵备道。宣统元年四月间，徐世昌奏请于吉林东南路、东北路各设兵备道一缺并赏加参领衔，一驻珲春，管理珲春、延吉、绥芬一带边务以及珲春关税交涉事宜；一驻三姓，管理依兰、密山、临江一带边务以及依兰等处关税事宜。原设珲春、三姓、宁古塔、伯都纳、阿勒楚喀等处副都统缺即行裁撤。可见，两路兵备道实际上承续原副都统职权。吴禄贞此电全言“公事”，与陈昭常关系毫无表露。但透过陈昭常接下来的一封长电，可看出陈、吴权势冲突是构成吴氏此举的主因。对于吴禄贞九月初五日之电，陈昭常或提前探得，其同日也致锡良长电，汇报日本领事到延吉前中方开埠赔地章程已备妥当，提法司所选审判、检察各员亦来延吉，“惟现在有一最难问题，则延吉边务之对于商埠交涉及地方行政裁判各事”，其事难办之根由则在于边务督办职权过大：“维时日人借口界务未定，地方官应办事宜诸多妨碍，故边务处实操此一方面最高之权，不独兵队归其管辖，即其他一切行政、裁判、巡警、学堂无不统属于边务，其经费亦由边务担任。自绶卿再莅督办之任，更加整顿扩张权力，几具一小行省之规模。”陈氏认为，兹当界务问题解决，边政已然退于次席，若仍以边务督办办理交涉和地方事务则必生窒碍：一方面，“日本以一总领统三领事，名义颇高，我若无一高级官驻此与之对待，亦恐有碍国体”；另一方面，巡警、学务、审判、检察各费需用浩繁，“亦非延吉一隅之力所能担任”。他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奏请政府拨款，保证边务各事次第举行；一是令东南道以半年移驻延吉，“以为暂安之计”。同时声称他已与吴禄贞就此磋商，后者应承界务议定后“一切外交内政决非武官任务”，“除军事、国防外决不干预”。就陈氏两策而言，奏请拨款难以实现，可行者似唯有后策，既以东南道分割边务督办权限，如此吴氏自请裁撤就不难理解了。但锡良深知界务约款签订并不意味着边政退居次席，边防危机因此消解更属臆谈。如锡良九月初十日曾与来华的伊藤博文晤谈，后者“语气直隐以朝鲜视中国，而急图进取之，野心尤流露于言表”，对此锡良不禁发出“阴谋密计，祸至无时，思之可为悚傈”之叹。基于此判断，锡良并不认同东南道半年移驻延吉，而是坚持保留边务督办。他写给陈、吴的一封电文中即言：“延吉自开放后实为国防重要地点，不可无专阃大员坐镇其间。日人现调驻沪永陇赴延，何等注重。我如奏裁督办，既碍国体，亦启戎心，自应奏请拨款续办边务，以为国防之布置、军事之经营。”同时锡良称边务经费亦可挪作练兵经费之用：“拟请将边务经费作为岁拨常款，再请部拨数十万添募营队，先编一镇驻扎延、珲。”尽管己议遭锡良驳回，然陈昭常并未中止行动。九月二十三日，陈昭常将吴禄贞关于开埠的一封电文向锡良和盘托出，意在揭批吴氏毫无主见：“顷接吴督办电：略谓六道沟总领事馆即从前派出所，其地基系斋藤暗中购自垦民，该处日韩商人前此亦颇有购地建屋者。以自开商埠而论，自应由我国收回出租，倘无一定办法，该领势难承认，其他埠分馆该领亦拟自行购地建筑，究应如何办理？遍查各章程，似无成案可据。”办理对外交涉本就颇动视听且极易得咎，事实上，七月份中、日系列约款的签订已使锡良遭到来自舆论与清政府两方面的谴责。除利权丧失原因外，也与锡良意在以地方办理地方事务，“轻视”外务部的角色有关。而锡良致电陈昭常有“尊意为然，请即径电外部可也”之言，陈氏与中枢沟通中是否有添油加醋举动亦未可知。毫无疑问，陈昭常二十三日电意在促动锡良重新审视吴禄贞才干。紧接着，陈昭常又向锡良发出“径电”，从用度、用人两方面揭露吴禄贞不职情形。关于用度，陈氏言：局面之铺张、用人之冗滥，亦殊觉可骇、可惧。密查每月开支薪水一项已达万金，边部公署各项费用较之省署有增无减，本年经费据支应局报称现已用至五十万，后此何能为继……无论部不允拨固属束手，即照拨今年之数，而吉省于二十万外，再筹延吉四埠审判厅经费十余万、补助开埠经费若干万、弥补绶卿亏空若千万，聚全省之财力于一隅，恐捉襟肘见，终无以善其后也。对于地方官骄盈之态，实难向迩。自珲春都统改为东南道，边务往来公牍，即拟用札，经常再三解释，现又拟用照会。常仍劝用手移，不知其能纳否？郭道出身科第，早负才名，亦非甘低首下人，恐由此致生冲突，亦非边隅之福也。此时，锡良仍力拒裁撤边务督办。九月二十六日，锡良致电陈昭常，先说官场辞令：“不料绶卿作事如此，尊电(指九月初六日电)又含蓄不宣，钝根人实未能揣测。今读径电种种可虑，似非更张不可。”又言前此之所以拒绝吴禄贞裁撤边务督办之请，“以日人于延边甚为注重，正在蓄势图进，我处防军似难退步”。进而一连数问，明确表达若裁撤边务督办则延吉边务更可殷忧的态度：“惟边务裁后，延吉一带兵队如何布置，何人主持，应否归东南道节制，以便就近督率？郭道于兵事如何，由延至珲程途几日，陶丞才干何如，若郭道驻珲时遇有紧要交涉事件能否随时应付？”综上，“间岛”界务交涉议结后，吉抚陈昭常开始极力攻讦吉林边务督办权限过大，并试图以划分权限为名谋求削夺其权。然而，锡良始终不为所动，反映了他视“兵事”为边务根本的一贯性思路。尽管锡良屡次维护吴禄贞，陈昭常并未止步，反是对吴禄贞愈施攻讦，关系已成水火。九月二十七日，陈昭常致锡良长电，直言前电“语多委曲”，出于“为边疆计，亦为人才惜，故不忍显揭其短”，实则吴禄贞揽权怙势已极：“绶卿与常同事一年，见其才略，实有兼人之长，此次回延，因辅助无人，致成骄纵……常在延时已另设一开埠局，委陶丞总办其事，仍归边务督办统辖。因绶卿不愿东南道分权，故未派委。”进而，陈氏以“向来珲春副都统本有帮办边务名目”为由，提请援例由东南兵备道郭宗熙帮办延吉边务，“于边务各事可以过问”，并兼管开埠事宜。陈氏认为，郭宗熙半年驻珲、半年驻延的计划现实可行：一方面，珲、延相距仅二百四十里，冬季可由江面行车，一路坦途，夏季逾越山谷亦不过两日路程；另一方面，珲春尚未开埠，各国亦无领事驻扎，“不过临时有边界琐事”。并推测此办法实施后，“绶卿必再电辞，我公即可照准，暂缓奏派督办，即以一帮办筹画善后事宜”。鉴于“延吉边务重要，电文不能详尽”，锡良派令参议官刘濬于九月二十八日连夜起程，赴长春与陈昭常“禀商一切”。陈昭常与刘濬接洽后，随即于九月二十九日致电锡良，又详述边务督办与地方官的职务划分问题：本日刘参议到长，昭常适往三镇阅兵，晚间会晤，谈及我帅对于边务意旨，欲将督办与东南道权限奏明划分，以后办事自无窒碍。昭常再三思维，除此似无别善法，实较以东南道帮办边务尤为周妥，无任钦佩。至此时既拟划分权限，所有商埠、交涉及关于地方行政为巡警、学务、实业、林矿等项，似均应归东南道管辖；而边务督办则仅管吉林沿边之军政、边防，专此驻扎该处之吉省陆军各营归其节制。进而，又言及延吉边务经费事宜，强调本年吉省拨延吉之三十万两经费，办理该处明年应办之审判巡警学务、实业各项。而边务经费则仰给部拨，“万一部款不准，不能不由吉省设法，则必须限定数目，至多不得过十万两，方能担任”。由此电可见，刘濬带着锡良划分边务督办与东南道权限的指示与陈昭常晤商，这与陈氏以东南道帮办边务甚至裁撤边务督办还是有一定距离，陈氏遂又以吉省认解延吉边务经费这一极具吸引力的条件争取锡良改变想法。然此时锡良依旧对部拨经费存有希望，因此仍主保留边务督办，其十月初六日致电陈昭常即言：“延吉地域重要，为国防计，至少须练兵一镇，通盘筹画，必须部拨常年经费一百万内外，恳恩饬部会议筹拨，仍以吴督办边务，专管延、珲军政、边防。倘部臣不允拨款，惟有将督办暂予裁撤。”与六日电文一致，七日锡良又密具折奏，高度评价吴氏边务劳绩：“(吴禄贞)熟谙韬略，胆识俱优，求之现今边才，实属不可多得。”进而再请部拨边务经费银三十万两，“仍令吴禄贞督办边务，专管延、珲全境军政防务事宜，必于边局大有裨益”。同时，锡良在折中明言边务督办存留与否取决于部拨边务经费能否解至：“倘部臣筹款为难，未允拨济，则军事无由展布，督办徒拥虚名，驻延兵队无多，似毋庸专阃大员督辖，惟有将督办边务一差，暂予裁撤。”吴禄贞作为锡良、陈昭常讨论争议的“当事人”，对于锡、陈往来电商以及锡良七日密奏必能知悉大概，遂致电锡良再次请辞，声称数年间辗转蒙边、东疆，“无一日不崎岖于寒边荒碛间”，“自揣精力远逊当年，若再责以军政大任，稍有蹉跌，负国负公”，请求另简贤俊。吴氏面对官场倾轧而不露半点不悦痕迹，显非其真实心境。在部拨经费前景不明的情况下，锡良复电予以安抚：“边防重要，倚重大才，故奏请以台端续办边务。刻下部中尚未议覆，若复奏请另简贤俊，前后矛盾，实难措词，鄙意总视部覆如何再作计较。”果如陈昭常预料那样，度支部具折以“部库奇窘”为由回绝了锡良部拨边防经费的请求，令东三省自行筹措，十二月初九日奉旨依议。至此，锡良期冀得到中央财政支持的希望破灭。同月二十二日，锡良以“吉林边务经费无着”为由奏请裁撤边务督办。然未得清廷允准，二十五日奉朱批：“延吉经营伊始，东南道驻扎延吉半年是否足资镇摄，吴禄贞于该处情形熟悉，应否留办之处，一并再行详筹具奏。”对此陈昭常颇为不满，于二十六日再致电锡良，先是承认界务约款不足以保障和平，“且日、俄将来必终有第二次之战争，并不足以守中立”，统筹全局，则“不惟督办边务一差不当裁撤，且将畀以重权”。但他话锋一转，又言“若无兵无饷，空留一督办大员，于边防仍属无益，而于行政反多窒碍”，“仍拟奏请将督办边务一差裁撤”，裁撤边务督办之决意可见一斑。最终，宣统二年正月初四日，锡良与陈昭常联衔具折奏裁吉林边务督办：一方面，延吉自中韩界务约款缔结后情形与前迥异，“前则偏重于界务，今则偏重于内政”；另一方面，边务经费竭蹶：“部议既以筹款为难，无论吉省原认延吉边务经费银三十万两，以之经营内政，如开埠设官暨各级审判厅，以及推广巡警、增设学堂、筹办实业等事已觉不敷支给，即尽数移作练兵之费，相差尤属甚巨。况此三十万两实难移作他用。吉省财力业已竭泽而渔，乌能于干涸之余再有挹注!”在他们看来，以东南道半年驻珲春、半年驻延吉，两地相距不过二百余里，“尚足以资控驭”，陈请“将督办边务一差即予裁撤，所有边防一切事宜，责令东南道随时禀商妥办”。为助推清政府认同，锡良又致电军机处陈请此议，指出尽管延吉、珲春毗邻俄、韩而应亟思如何加强防务，边务督办断无裁撤之理，然因“内外既同一艰窘”，度支部拨给的边防经费“本年悉归无着”，加之边务督办和地方官权限交叉重叠，“文武同操地方行政，将来难免不各怀意见”，如此则边务督办“徒拥虚名”而“于事无济”。该电明白交代陈、吴权限冲突，与前引奏折对此只字不提形成对比。与此同时，陈昭常致电清政府，“严参督办边务之吴禄贞不明权限，遇事把持，不独边务事宜，即凡百政事亦多干预，惟权不统一则诸事牵掣”。此时清政府也“疑吴有革命嫌疑”，最终于正月初八日“着照所请”。边务督办既经裁撤，锡良又对以吴禄贞为首的边务公署各员专折请奖，展现出总督应有的器局。随着吉林边务督办的裁撤，锡良与陈昭常调整练兵思路，提出吉林至少编练陆军三镇，庶几边腹相联，缓急可恃”：“一镇驻扎三姓、临江东北一带，用以防俄；一镇驻扎延吉、珲春东南一带，用以防日；更以其余一镇分扎内陆，为防剿胡匪之用。”但他们也清楚，以吉林财力竭蹶，编练三镇不啻敲冰求火：“部定一镇之兵，尚难如期成立，何能遽言三镇？”基于此，他们提出“惟有悬此目的”，暂就现有之兵先编成一镇再徐图扩充，“以为得寸得尺之计”。最终，吉林练成陆军一镇即第23镇，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起饷。自光绪三十三年八月设置至宣统二年正月裁撤，吉林边务督办一职存续两年半时间。首任东督徐世昌奏请设立是职并畀以军事行政全权，反映了徐氏对光绪初年所设督办边务的“职设”承继和“执掌”突破；该机构裁撤的复杂过程，则反映出边务经费竭蹶以及第二任东督锡良、吉抚陈昭常、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之间的权势纷争和边务策略歧异等内容，为我们深入认识光宣之交吉林边防构建的财政困境以及边疆政治中的复杂人脉与内幕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作为因应边务危局的设施，吉林边务督办设置后对延吉边务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因其权限与吉林巡抚行政存在冲突，加之吴禄贞曾经的反清举动、陈昭常与袁系势力接近以及陈昭常为人为政失之狭隘等复杂因素，陈、吴关系在徐世昌离任东督、锡良出任东督后发生明显变动。陈昭常起初主张由外务部主导吉省交涉从而隐削边务督办权限，迨中韩界务约款签订又屡次强调边政已然居于次席、边务经费竭蹶并攻讦吴禄贞种种不职，此情势下仍留边务督办则不仅无裨边务且有害行政。同时，又允诺以吉林财政办理延吉地方行政并在部拨边务经费不继情况下酌情酌量供给，希冀借此换取锡良对裁撤边务督办的支持。综观陈氏各电，皆从边务建设需要立论，虽全言“公事”而难掩背后隐情，所谓策略之争是“表”，而权势纷争为“里”。东督锡良身负扭转东三省颓势重责且素有“护主老家人”之名，其莅东之始即强调边务纠纷不能仅诉诸交涉而赖兵事之强，“整军经武”才是强边固圉之根本。所谓“国势之盛衰，莫不视兵力之强弱以为衡。东省逼处强邻，屏藩畿辅，欲为建威销萌之计，首重整军经武之规”。基于此，锡良几次三番回应陈昭常对吴禄贞的指斥，对吴氏以及边务督办职设极力保全，根本上出于加强延吉边防建设的需要。综观此过程，对东三省政务负总责的锡良在陈昭常数次表达对吴禄贞不满态度时并未盲目依从，固然表现出了冷静沉着的一面，却无必要举措及时转圜两人关系以阻止权势之争趋于激化则显然又有失职之处。最终，受制于东三省财政困境，在部拨边务经费无望的情况下，锡良唯有裁撤边务督办之无奈一策了。透过光宣之交吉林边务督办设置及裁撤的细节与隐情，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清政府内部权势纷争与派系冲突因素如何凌驾于边防构建之上、观察财政竭蹶如何对主官决策和边务运作产生直接影响。这也提醒我们，在讨论清末边防问题时，固然要关注外国对华政策、中外关系与中外交涉等“外部”因素，但同样不能忽视清政府的“内政”状况，唯有秉持“内政”“外交”相结合的视角，方能对清末时期边疆政治中的复杂人脉与隐秘内幕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作者潘崇，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作者张轶飞，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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