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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时期，据唐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地，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便在岩壁上开凿第一个洞窟，居留修行。此后法良和尚等接续在此建窟，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高处之窟”。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另有一种说法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功德了[1]。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达至最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故又称“千佛洞”。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开窟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没落。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闭嘉峪关，敦煌沦为边塞游牧之地，愈加荒凉。清代，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非法手段，从道士王圆箓手中掠取大量文物，分藏于英、法、日、俄等国的公私收藏机构，仅余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基于以上发展历程，可见敦煌莫高窟最大宗最辉煌的作品出自唐及五代，是唐及五代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考察唐及五代的读书图，不能不重点关注敦煌莫高窟遗存的艺术作品。莫高窟现存4.5万平方米的壁画，还有大量塑像和纸帛画，包罗万象，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世人瞩目。百余年来，对于莫高窟的艺术作品，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对其中存在多少幅读书图？这些读书图揭示的中古时期人们的读书场景是什么样的？佛教对于书籍和阅读秉持什么样的态度？这些读书图对书史、阅读史、文化史研究有何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下面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1、 莫高窟艺术宝库中的读书图概况 所谓读书图，指的是人物和书籍处于同一画面，人物做出将要阅读、正在阅读或刚刚读毕之状的图画[2]。但在初步调研中我们发现，照此定义进行检览，符合条件的读书图少之又少，于是将读书图的外延适当作了扩展，把出现图书的画面都视为读书图。 为尽可能全面获取敦煌莫高窟遗存的读书图，我们采取多种途径：一是翻检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与敦煌莫高窟艺术作品有关的图书。二是以“阅读”“读书”“经卷”“听经”“诵经”“写经”“造经”“捧经”“学郎”“学童”“文士”等和读书相关的词汇为关键词，先对敦煌研究院网站的“数字敦煌”进行检索，然后检索两个艺术品数据库：Airlib世界艺术鉴赏库[3]和雅昌艺术教育课堂[4]。三是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进行全网搜索。四是仔细浏览甘肃省特别是敦煌市的图书馆、文物部门、文旅部门等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从中寻找相关图片和线索。五是动员师友广泛收集。故而多数图片有多个来源，文中选用最清晰的那幅。 通过各种途径，我们发现22幅有代表性的读书图，它们相对契合读书图的定义，是敦煌莫高窟读书图的主体及绝大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莫高窟遗存图像的画面元素十分复杂，包罗万象，散落英法俄日等多个国家，搜罗殆尽十分困难。有些类型的与读书有关的图像，如行脚僧图，已有学者作了系统梳理，找到了20幅，写了图像志[5]。考虑到此类图画数量较多，且多数属于外围性质的读书图，便只选取其中书香气息最为浓郁、释放文献信息最多的两幅。与行脚僧图类似的，还有8幅地府十王图、10幅经架图可作专题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也仅选取最具典型性的加以探析。选取的22幅读书图还包括塑像，因为塑像可视之为立体的图画。 下面我们依照图像中用书人身份在佛教阶层中由低到高的顺序，列表简介供养人读书、比丘读书、行脚僧读书、善恶童子之书、星神读书、尊者读书、菩萨读书、弥勒用书的图像，见表1。其中从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图像，可获取较多的著录信息，故在“相关信息”一栏揭示较详，而从其他途径得到的图像，作品的材质、尺寸等信息不详，揭示相对简略。   表1 敦煌莫高窟艺术宝库中的读书图
 2、 莫高窟艺术宝库中的读书图探析 敦煌莫高窟读书图包含丰富的宗教故事、隽永的人生哲理、良善的社会伦理、独特的史料价值等，下面我们按照用书人身份在佛教中的阶层，由低到高，逐类对这些读书图试作探析。 体罚学郎图反映的是敦煌地区在学处或僧寺求学的普通青少年的读书求学情况。 虽然敦煌壁画的主旨是宣传佛教，但因其画匠多出自当地，必然要从当地的世俗生活中汲取灵感，画中便不乏与当地教育密切相关的元素。例如，创作于五代的莫高窟468窟北壁《药师经变》，生动刻画了《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的情节。所谓经变，指的是描绘佛经内容或佛传故事的图画，又称变相、佛经变相。《药师经变》中有个局部反映了当时学校教育活动的状况，画匠以1座庭院、6个人物（2位学官、4名学郎）展示《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的“学处”场景，见图1。 图1 莫高窟468窟北壁《药师经变》中的体罚学郎情景 经中三次提到学处，学处指的是听经学法的地方，第一次是：“复次，曼殊室利，若诸有情，虽于如来受诸学处，而破尸罗。”[6]104第二次是：“如来法中，受持学处，无有毁犯，正见多闻，解甚深义，离增上慢，不谤正法，不为魔伴，渐次修行诸菩萨行，速得圆满。”[6]104第三次是：“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经一年，或复三月，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6]180第一次强调要用心投入、遵规守纪，不可破戒，第二次讲要态度端正、循序渐进，第三次指出要持之有恒。 如果完全依照经文，画家应该塑造一个理性刻苦的好学生的形象，与体罚无关。但是经变画就是改编画，允许画家进行接地气的生动演绎，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对佛教产生好奇乃至崇信，于是画家反向思维，大胆设计了一个老师正在体罚学生的情节。画中，一位学官（居左者）端坐殿堂，横眉冷对，似在“督战”，另一位学官（居右者）表情严厉、手执教鞭，正在抽打一名高大壮实的学生，而且勒令学生将袍脚、袖口都高高挽起，裸露腿部、手臂。看来已经体罚了一会，学生腿上臂上都留下了多道血痕。学生行为上很顺从，手挽袍脚让老师打，但精神上不服气，以倔强的眼神瞪着老师。学处教室里的其他三位学郎，两位已打开书卷，一位正在打开，此刻都把眼神从书本上挪开，以惊愕、同情的眼神看着同学被体罚。从后排靠右学郎握持的那本未打开的书的样式看，其形制明显是卷轴。 有意思的是，与“体罚学郎图”情境相似的另一幅学堂图出自晚唐第12窟主室东壁，见图2。该窟建于晚唐咸通十年（869）前，五代重修。因主室东壁门上方有“窟主沙州释门都法律和尚金光明寺僧索义”墨书题记，所以又被称作“索法律窟”。该窟主室绘经变十幅，而表现上图中“学处”的《维摩诘经变》绘于东壁门北。《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讲的是维摩诘居士的方便教化行持，也就是菩萨入世教导众生的无量方便法门。经变中跟教学或学处有关的演绎应该出自此处。 两幅不同的壁画演绎不同内容的佛经，两个学处在空间设计上居然如出一辙，主体都是一个庭院，院中有一个庑殿式中堂，两边带有厢房，一侧可见的厢房内有三名学生正在读书，条件简陋，课桌是支起的木板，坐的是一方形土墩，课本是手抄的纸卷，展开平铺桌上，庭院里有一名学生、两名老师，可见这种建筑样式和这种师生规模与配比是当时学堂的常见配置或标准配置[7]。 截然不同的是，《药师经变》意在刻画“师之严教”，《维摩诘经变》旨在强调“尊师重教”，画了一名学生俯身九十度，手捧茶水，礼敬师者。两位师者，居中者为老师，侧坐者为维摩居士，表现的即《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的“入诸学堂诱开童蒙”[8]，见图4。这两幅关于学处的壁画，从罚与敬、严与温两个角度再现了中古时期敦煌一带学堂教育的景象，画面中教师严谨负责、学郎尊敬师长的精神，对于当今如何正确地定义、定位教师不无启示意义，对于扭转当今教育的某些不良现状，树立正确的教书育人观、弘扬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无裨益。 图2 晚唐第12窟主室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的学处 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的弥勒经变壁画有两处画到读书，反映的是供养人或信徒、居士的读书状况，主要是听经、写经和诵经。 一处是在绿树荫下，有一位戴着唐代式样的结巾长脚罗幞头、身穿褐色圆领袍的文士样貌的信徒，双手合十跪在一位僧人面前，正在听僧人讲经说法。僧人坐在矮榻上，手展卷轴，正在认真诵读，见图3。 图3 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听经 另一处是在小树林中，一位同样装扮的信徒坐在矮榻上，正在伏案执笔，准备抄写佛经，见图4。这名信徒手按的物体，显然不是装裱好的空白卷轴，一是因为卷子中间明显平坦，非圆柱状；二是因为卷端未见突出的木轴；三是因为卷轴都是左右展开，此物是上下展开，如此写经不合情理。他手按的是一个白色的枕状物，两头圆形，中间似有崩弦，好像是一个兼有镇纸和尺子功能的墨斗一样的工具，这位信徒正在沿着崩弦为白纸描画边线和界线，为抄写佛经作准备工作。 图4 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写经 关于这两位信徒究竟是在做什么，权威的说明莫过于画上的榜题和创作依据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可惜的是，因年代久远，榜题上的字迹已风化消失。《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与这两处画面最相关的内容是：“是诸人等，或以读诵分别决定修妒路、毗尼、阿毗昙藏，修诸功德，来至我所。”[9]修妒路、毗尼、阿毗昙藏分别指经藏、律藏、论藏，大致对应于佛祖教义、戒律、佛祖教义诠释三类佛教文献。全句的含义是：各位信徒，你们也可以通过自行选择读诵经藏、律藏或论藏，修炼功德，超度升天，来到我处。 对照原文，可知画家在创作中并未机械照搬原文，而是有所创新。原文是信仰者读诵经文，画家处理成了听僧侣讲经和自己写经两个场景。为了呈现信徒的虔诚程度，画家以雅洁林地表达信徒对优美听写环境的精心选择，以穿戴严整表达信徒认真的听写态度，以跪坐恭听和端坐细描表达信徒庄严的听写举止，画面虽简却讲究细节，耐人寻味，可谓精心构图，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画家还采用分形手法，从两位信徒身旁，各升起一条线，线条渐粗，化成彩云，云头托起一人，就是信徒自己，表示这两位信徒已经通过听经和抄经得度升天了。 信徒也叫供养人，所谓供养人，就是以燃灯、献花、读诵、布施、香供、上食、开窟、起塔、造像等方式表达虔诚，以求得道升天的信徒。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许诺：在弥勒下生的世界，坚持修行、供养的人一定会遇见弥勒，通过聆听弥勒的三次法会之一而得度超生[10]。 这幅壁画从听经写经可以得道成佛的角度宣扬读书，尽管是基于宗教目的，但对于观赏壁画的所有民众而言，都有激励读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正是纸张渐趋普及，纸质卷子书代替简帛书的阶段，当时社会上出现一大批写经生，如南朝刘宋的陶贞宝、南朝陈代的徐孝克等都是著名的写经生[11]。此幅壁画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书籍形制、抄写方式、写经生样貌，是生动的证史素材。 供养人写经诵经图还见于莫高窟第321窟主室南壁上的《十轮经变》，因此画上方画的是各种宝物如雨般纷纷坠落，所以又称《宝雨经变》，这是莫高窟不多见的详细宣传地藏菩萨信仰的壁画。壁画东侧中部集中展示供养诸佛、修积功德的方式，包括斋僧、燃灯、造房、治病、写经、诵经、建塔等。关于写经、诵经的部分，画的是在一处没有前墙的房屋中，一位黑衣人面西，正在写经，一位青衣人面南，正在双手捧经诵读，两位都头戴卡其色尖顶软帽，有些中亚人的特征，见图5。 图5 莫高窟第321窟主室南壁《十轮经变》中的写经、诵经图 [ 文/编 《弘雅书房》 编辑部：三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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