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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有无“夏”，什么是“夏”的争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早夏无都”，更准确表述叫“早夏中原无大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基建狂魔翻遍了文明核心地带，在豫西晋南关中东部乃至泛中原地区再发现一个满足第一王朝早期大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早夏无都”已趋定论。当年邹衡先生提出“夏不是没有发现，而是如何识别它”，越来越显其远见卓识。 “早夏无都”是摆在考古学乃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进程研究道路上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第一王朝夏是否真实存在”重大悬案产生，悬而难决，一段时间“第一王朝虚无论”还甚嚣尘上，由此潜在诱发华夏之“夏”是否真实存在的亡族灭种论调。 令人遗憾的早夏无都，对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似乎是个巨大BUG，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换个角度，其中却包含着深刻逻辑和另类机遇。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呈现，既然已经呈现，面目本身就一定蕴含着解开问题的答案。谜底就在谜面！事实就是真相的面纱照。相较于天遂人愿，事出反常也许更有助于认识历史，把握规律，洞察秋毫。好在国家文物局已经于3月25日宣布：2025年正式启动《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必定会验证此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 早夏有都，“都”在石峁，立此存照！ 一、逢叠灾——九死一生 早夏恰好处在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后最大的灾难期。从BC2200到BC1900年经历约300年的ka4.2千年气候事件。此次叠灾持续达到三百年，包含了旱灾、水灾、地震、泥石流、瘟疫、战争多种灾难，反复冲击。古代人类遭受叠灾往往伴随有一个显著特征——越是到灾难最后，造成的伤害越大。因为越往后，人类越脆弱，应对灾害的能力越弱。此次气候事件给当时的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到BC1900前后龙山时代末期，泛中原地区的聚落数量减少了85%甚至更多，可谓九死一生。其中： 黄河中下游“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4”。 山东地区“全境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4”。 晋南地区“龙山时期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4”。 建设大都城是极其消耗民力的工程，即使是现代社会新建一个都城都不是轻松之事。在总人口只有百万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建设超过百万平米的大都城，往往要经历数十年若干代统治者的巨大投入才可完成。期间还要祈求天公作美。据现代建筑学专家考证，仅仅石峁皇城台城门，“建造该城门用工约400人，时间4个月5”。而皇城台城门的工程量，保守估计占整个石峁古城建设工程总量应该不超过百分之一，足见其工程之浩大。 遭逢300年大灾叠，人类生存尚且朝不保夕，更遑论大兴土木。待大洪水过后中原王朝与百姓经历九死一生逐步休养生息，文明得以重新繁荣。才在BC1750年前后于洛阳盆地二里头物色到新的风水宝地，也是先祖禹龙兴之地，建造出庞大的二里头晚夏都城，成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有形开端。又150年至BC1600年代被新兴商族所灭。 此阶段中龙山时代王都陶寺古城的遗址命运特别值得关注。在BC1900年代被废弃后有近1000年的完全空白期，即使周边村落已经开始恢复生机，陶寺遗址仍旧无人问津。可以大胆猜测陶寺应该经历了巨大的瘟疫以致成为时人心目中的死地，上天诅咒之地，再无人敢在其原址上生活。直到过去的时间足够长，上一代人对大瘟疫大死亡大诅咒的恐惧记忆彻底抹平之后才又重新恢复生机。     禹都阳城：登封王城岗遗址      启都阳翟：禹州瓦店遗址 二、早失国——三世而斩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早期邦国建设都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几代领导者的持续努力和投入。目前考古发掘龙山时代仅有的两座大城——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建设，都经历了超过百年周期甚至更长，期间也一定经历了若干代统治者大量人财物力的投入与辛劳。石峁城于BC2200年左右始建皇城台，到BC2100年前后才最终由鲧建成了超过400万平米包括内城外城三级体系的超级大城。陶寺都城也是在BC2300年前始建小城（比石峁城始建年代略早），随后持续扩建用时超过100年，方始建成达300万平米的大王都。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建设大都的早期邦国，必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有一个相当长的国家稳定周期。 令人喟叹的是，禹之后的夏王朝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便陷入一地鸡毛的政治动荡之中。禹一世英名、律己甚严。后世子孙却虎父犬子，三世而斩，十分不肖。 从启开始一嗣天下承平，即露奢靡享乐苗头与迹象。《墨子·非乐篇》记载，“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苋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6” 及至禹孙启子太康，即已耽于游猎，不理政事，酿成东夷之变，终至“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也才有太康五个弟弟和其母亲在寄居洛汭花地嘴遗址时，吟诵《五子之歌》怀念已经失去的故国。   五子之歌：巩义花地嘴遗址 早夏王朝政权在经历三世之后，迅速进入东夷作乱的混战时代，缺乏营造大都的和平环境。 经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中原王朝政治持续动荡。来自东夷方向的有穷部族首领后羿上台后也内斗频仍，又有寒浞代羿，无暇顾及建都立城。 传世文献记载东夷作乱后继之为“少康中兴”。但是少康中兴的具体年代因史料缺乏，究竟是紧接着夏后相的第六代还是二里头时代的开创者，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第六代，肯定到不了BC1750年。无论如何，夏代王室帝系是有缺失的。从司马迁《史记》的笔墨看，并没有少康中兴的直接内容应该不是疏忽，而是刻意为之的春秋笔法。如果按照《史记》记载，从启开始到少康中兴，中间的太康、相、仲康三王统治期都是乱作一团，并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东夷统治无王期。也有人甚至把以新密新砦遗址为核心的东夷统治时期称作“寒朝”，因为其最高统治者是后羿的重臣寒浞篡位而成。 后羿陪都：新密新砦遗址 三、西北望——故都犹在 陕北、晋南、豫西、江汉是早夏王朝的基本疆域，此疆域与目前的认知最大的不同是陕北河套旧地及其统治中心石峁古城的存在。对夏王朝开国者禹启乃至第三代太康而言，石峁与陶寺尚在并皆是盛极一时的宏都大邑，客观上也使得再大兴土木营造一座新的大都没有那么迫切与必要。而这两座大都，无论是老家故乡，还是故国王畿，因为无法选择的历史恩怨，夏代王子王孙对它们都怀有极度复杂的情感。 其一，陶寺与禹夏的关系一直被淡化或者选择性遗忘。 陶寺略早于石峁，始建年代约补充300偏早，到BC1900年代被废弃，从禹启父子建立夏朝的BC2070年代也顺延了170年。一直以来，自从陶寺被发掘，其作为尧都或者尧舜之都的面目逐渐被揭开也基本取得共识。但是这个尧都或者尧舜之都在整个中国二里头之前的王都都不确定的条件下，太过光芒四射，以致再无人考虑其在禹夏时代的地位以及其与禹夏王朝的关系。一直以来，晋南被称作夏墟，原因何在？怎样理解晋南夏墟的文化实质？陶寺遗址后期曾出土一个扁壶，上以朱笔书写两个字。一字争议较大，或为冯时认定的“邑”、或如何弩认定的“尧”，或如本研究所坚持的“夏”。另外一个字迹清楚形状明白，没有争议，就是繁体字的“文”字。二字连读，不就是夏王朝的学名“文夏”吗？陶寺遗址后半段已经进入夏代纪年，遗址中出现“文”字，与易经六卦里面出现“自邑告命”的“命”字，遥相呼应成“文命”。结合禹之另名“姒文命”，相互印证，颇有说服力与想象空间。既然晋南被称作夏墟，晋南最大的都城，尧舜时代的王畿，在禹夏一朝还继续矗立，对禹夏建造大都没有任何影响吗？ 陶寺为何未能成为夏的都城？陶寺与禹夏的关系是既故都王畿影响新都建设，又是伤心之地不会在此立国。 其二，石峁与禹夏的关系一直未有被揭示。 石峁比陶寺略晚，也在BC2200年代左右，直到BC1600年代被废弃，离禹启建国已经有470年，与夏王朝不同生，但同死。本号系列研究前文《禹生于石——禹夏与石峁古城关系考》，已经解释了石峁这座北方大都大禹故里，先夏之都。在禹建夏的BC2070年前后，处在整个古城特别繁荣的阶段7。另外，从禹启二王均生于石峁古城的史实来看，现代研究者对于二王以及夏王朝早期与石峁的互动关系密切程度严重低估了，对二王之于石峁故国的情感可能也低估了。 在禹建国时石峁陶寺两座大城都完整并相对繁荣地矗立着。陕北、晋南、豫西、江汉已经是夏王朝的领土疆域，北面两大板块已有大都，完全没有必要在豫西、江汉帝国刚刚纳入不久的版图中再新建都城。如果审视夏王朝国土疆域面积的眼光总是局限在豫西一隅，就会完全无视这些已经存在的大都及其对夏朝开国三代最高统治者是否建都的决策影响。 石峁和陶寺遗址位置图 四、遗腹子——自邑告命 早夏无都最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禹人生特殊经历以及由此给与后世子孙的“太祖遗训”。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8。”为什么早夏没有大都？从《淮南子 原道训》这段记载来看，很有可能是禹汲取乃父惨痛教训，不再造大城，甚至有可能成为有夏一代的祖训——不建大都。此处“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均好理解，也不难做到。唯独“坏城平池”这种鲜明的场景感，绝非后世史家能够无端臆测和随意捏造。 大禹，姓姒，名文命。历代史学家对禹的名字都没有给过足够的关注和合理的阐释。从多个早期文献记载来看，禹尽管生逢动荡之世，家庭不幸，也凭借军旅起家，并有过征伐三苗的残酷战争经历。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文治武功的关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认知，在血腥、野蛮的龙山时代，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和人心、免征战的必要与可贵。所以，无论是自取，还是他颂，“文命”二字，作为禹的名字，可能就反映了中国王朝开创者的最高政治理想。而“坏城平池”，不建大都，就是最直接的体现，也是留给后世最可触摸的政治遗产。可惜年代久远，这份宝贵的政治遗产后世子孙却迷惑其中，成为认识“夏”和“禹”最大的障碍。历史的神秘与吊诡，何其讽刺！ 《易经》有相应记载：“泰卦爻辞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9”。其中的“城复于隍”，考古学上也有对应。陶寺遗址晚期有考古发现，城墙被推倒在护城河。有解读为奴隶或国人暴动。如果解释为大禹继位后，推倒城墙填塞护城河，以示亲近百姓，当更符合历史情境。 按照“文命”的逻辑再来回顾一下文献记载的夏代前期历史，早夏无都很容易理解。禹遗腹而生，孤儿寡母，历尽千辛万苦而成就一代帝业，深知民间疾苦，也深知万邦和谐之道，汲取父亲鲧的教训，立国之后决定不再建设大都城，并将此作为有夏一代的祖训。及至子启和孙太康，也许在生活上逐步享乐，但在是否建设大都城问题上，尚且不敢公然违背祖训，大兴土木。 关于禹的皇祖遗训，并非本文杜撰，有明确的传世文献记载。《尚书》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10”等名句均为后世耳熟能详。《五子之歌》通篇都是对皇族遗训的追思与悔恨，禹在世时对夏后氏子孙的谆谆训诫，当属可信。 大禹治水形象 当所有的文明起源都建大都，当所有的考古都以大都大城为首要标志点时，4000年前中国历史三代之首的开国君主，就不以大都为则，而以文治为命，为中华文明奠定了最深沉的治理底色，也给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遗产。如此一笔重要的政治历史遗产与财富却被长期埋没，不能不令人感到极大遗憾。 “早夏无都”背后蕴含的文治天下理念，无独有偶！夏王朝煌煌祖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世王朝也不乏英明帝王有与之相同的真知灼见。有清一代，因来自东北森林渔猎，皇室对几个汉王朝念兹在兹情感深厚的长城却心怀否意，不屑一顾。康熙帝面对万里长城曾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得而邦本固，而边境自安，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11 结语 “早夏无都”是中国历史一个特殊年代——末次盛冰期结束12000年来持续最久危害最烈的灾难期产生的特殊现象，在中华6000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早夏无都，有三大客观外因：其一，长叠灾期间开基立国处在华夏族6000年文明史中最艰难的一段，可谓“天非时”；其二，九州一统疆域内已有两座大都，尤其陕北老家石峁还是龙山时代一座超级大城，可谓“地非利”；其三，“三世而斩”丢位失国陷入动荡，缺乏早期王朝建设大都需要的帝系稳定，可谓“人非和”。早夏无都，有一大主观内因：禹作为遗腹子个人坎坷辛酸经历和对世道民心深刻体悟，不但觉得大都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甚至“坏城平池”“城复于隍，自邑告命”，并留下谆谆皇祖遗训。此种政治观念，也昭示了中国文治天下的肇始——文夏之命。 [1]方诗铭,王修龄辑录.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孙庆伟.鼏宅禹迹[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 [3]邹衡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 科学出版社,1998:24-30. [4]张莉.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的视角[J].中国文化研究,2018(03):38-50. [5]国庆华.陕西石峁皇城台城门用功试释[J].建筑史学刊,2022,3(01):109-126. [6][战国]墨翟原著;周才珠,齐瑞端译注.墨子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7]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J].考古学报,2017(03):287-316. [8][汉]刘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1998． [9]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0][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繁体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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