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左”的错误作斗争 一、“走马点火”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所以能够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且迅速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主要的就是实践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原则。而得民心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做到了孙中山先生向往的而国民党无法实现的“耕者有其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土地改革为提高解放区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踊跃地参加战争和支援战争，使后方得到巩固，为解放军胜利向前进开辟了坚实的道路。 陈赓兵团挺进中原时，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由于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与国民党政权的斗争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刻，也由于一些农村工作人员没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经 验，因而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把不少并无封建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也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以至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一时间刮起了似乎是“越'左'越好”的歪风。 陈赓兵团来到豫西新区，打了不少漂亮仗，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团队。但是要在这里立足，就必须创建根据地，就必须迅速发动起群众。这一工作应该怎样进行？由于没有经验，又缺乏思想准备，加之受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偏差的影响，一度也发生过“左”的倾向。 部队一过黄河，政治部门就抽调直属队的干部组织了两个工作队：一个是征粮队，由于老解放区接济困难，由他们负责就地筹粮，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另一个队是负责发动新区群众。下面的各旅各团，也相应的建立了这样的两个组织，随军活动。 当时部队处于流动状态，很少在一个地方驻到3天以上，又急于让群众起来拥护部队，那个负责发动群众的工作队里的一些性急的人，就采取了所谓的“走马点火”的办法：每到一地，打富济贫，将地主、富农的粮食和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有时要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就地枪决，以掀掉压在农民头上的石板。开始“火”势还不太猛，矛盾也不突出，加之经过土地改革教育的部队，大家认为给贫雇农分点东西，是件好事，所以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日子长了，矛盾就逐渐暴露了出来。 有一次，工作队要把一家大地主的东西，全部分给群众，只有少数勇敢分子争抢财物，广大苦重仇深的基本群众观望不前，衣物、家具、房屋、田地都不敢要。这是因为，群众有过惨痛教训。豫陕鄂新解放区大都是共产党军队曾经几进几出的地方，这里的地主老财都有武装，他们和土匪会道门串通一气，每次解放军一走，他们就对群众进行报复，反攻倒算，血腥镇压。 如今解放军刚来，立足未稳，究竟能不能站住？群众还要看一看。所以，虽经工作队反复宣传，说解放军不会走啦，许多群众还是不大放心，他们怀着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把分到手的地主家的衣被，撕得粉碎抛在地上，只把粮食扛回家去。当时部队作战主要是打运动战，许多部队头次经过的地方，把地主家的粮食分光了，再打回来的时候，自己便没有粮食吃了。“走马点火”的场面确实轰轰烈烈，实际是后患无穷。 陈赓认为：“走马点火”涉及政策面很广。由于仓促上阵，缺乏调查研究，各种工作尚无基础，而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恶霸的势力还很大……有的人到处斗地主分浮财，想让群众马上得到利益，片面强调“阶级观点”，认为不分地主浮财给农民是“立场问题”。 其实，部队走后，分到东西的农民就要遭受打击报复，有的还把分到的东西赶紧给地主送回去，反而造成恐惧心理。城镇工商业被当成地主、富农的浮财也分了，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利益必然要受到侵害。更有甚者，根据仓促中了解的情况，杀的人并不一定是首恶分子…… 面对这些问题，陈赓感到不能以个人名义加以制止，需要开会统一思想。因为这种事情的发生，不只是个别现象问题，还涉及到理论等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解决，行动难以理顺；因为这种事情不只是自己部队中存在着。 纵队部到了泌阳县春水镇，陈赓召开会议，讨论政策问题，并与有关领导人研究最后统一思想，决定停止“走马点火”的活动。然后层层传达、讨论，上上下下组织的“点火队”就被解散了。 二、“贫雇当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原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回忆那时的工作说：“华东野战军学了我们的'走马点火'，我们学了他们的 '贫雇当家'。” 平汉战役时期，第四纵队政治部曾派一些干部，到华东野战军的第三、第八两个纵队去学习过，学来了不少好东西，也接受了这个“贫雇当家”。 在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时，新华总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不断报道华北土地改革的成果和经验，宣传“贫雇农的思想最革命”等口号，提出实行“贫雇路线”，主张“贫雇当家”。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新精神，加之兄弟部队搞得热火朝天，于是就在纵队直属队搞起了这个“贫雇当家”，各旅也跟着搞起了试点…… 陈赓是地主家庭出生的。所以纵队有的领导推广“贫雇当家”的时候，是背着非贫雇家庭出身的陈赓干的。他这个前委书记，实际是被架空了。 1948年1月12日，纵队司令部正式成立了“贫雇委员会”, 决定贯彻“贫雇路线”，由他们当家。 他们首先发现在司令部当家的、担任中共第四纵队司令部总支书记的王步青，是个中农家庭出生的人。于是宣布把他罢免了，重新选举了清一色出身贫雇家庭的人，担任总支书记和委员；并搜查了王步青的东西，没收了他比别人多的一双布袜子（因为他行军时骑马，走路不多，鞋袜消耗少）。接着，他们组织了搜查队，普遍搜查了所有非贫雇家出身的科长以上的干部的“家当”。 司令部搞得这么热闹，政治部当然干得更积极，除对干部普遍进行搜查外，还组织家庭成份不好的干部，下到连队去当兵接受改造。在编班时，发现包括宣传部长、保卫部长在内的干部，没有一个家庭成份好的，最后没办法，临时找了个中农家庭出身的文工团员来当班长，带着大家到连队去，向贫雇农出身的战士“投降”，并到战士为死去的家属设的灵堂中去跪拜…… 搜查队的情绪越来越高，于是有人问：“陈司令员的东西可以搜查吗？” 答复得很肯定：“凡是出身不好的干部都要搜查！” 1月13日清晨，陈赓正在洗脸漱口，“贫雇委员会”派了几个出身好的通信员、警卫员、炊事员进了他的宿舍翻东西。 陈赓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与干部、战士在一起，总是和蔼可亲，但是遇见十分错误的事，也会大发雷霆。 那天，陈赓见他们翻东西很诧异，问：“你们这是做什么？” “别的干部的东西都检查过了，就是你的东西还没检查。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要检查？”当时陈赓并不太清楚是在搞什么运动，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组织他们这样干的？以为是他们自己胡来，就发了火，声色俱厉地喝道： “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都给我住手！” 几个小鬼立即停下手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你们竟敢这样乱来！”陈赓用力地挥着手，“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给我滚出去！”他认出其中有个是通信科的小鬼，就对他大声说：“去，叫你们科长快来。” 戴其萼一进屋，陈赓就撅起胡子质问：“你们科的人，怎么跑来抄我家，要分我的浮财？” 戴科长急忙解释：“这事我不知道，也管不了。现在是'贫雇当家'，听说是前委决定的。” “谁说是前委决定的？”陈赓瞪起了眼睛：“我是前委书记怎么不知道？” 接着，陈赓又找王步青处长了解了情况，明确表示这种口号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应当立即刹车。 由于有些领导人思想不通，各旅的试点工作仍在进行。比如第二十二旅的“贫雇委员会”就叫家庭出身不好的团长去站岗放哨。旅长查玉升就发了火，对领导运动的人说：“你主张'贫雇当家'，我就是贫农出身，要过饭。你是地主家庭出身，你应当首先去站岗，还要向我下跪，向我投降！这不像话嘛！不能这样做！” 1948年1月17日，第四纵队领导机关离开春水镇，到达叶县的旧县镇。陈赓于25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政策思想问题。由于中共中央1月18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文件已经下达，明确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陈赓认为这个问题好解决了。在讨论时，他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我们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不能搞'贫雇当家'那一套”等话。 但这一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想通，因而在会上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以新华通讯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还在播送“贫雇当家”的报道和华东野战军还在大力进行等为理由，提出试点完了之后，不仅不应停止，还要在部队中进一步开展运动的主张。甚至有人在散布：“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听他的！” 查玉升则对陈赓说：“请你大胆讲，我们支持你。再这样搞下去，部队就没法打仗了。”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 中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就是说，战争都是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进一步看，在军队内部推行什么样的政治，决定着它能否保证所担负的战争任务的完成。 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先进的思想领导，农民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于搞“左”倾机会主义，招致失败已不止一次了。现在再在军队中用“左”的政治搞分裂，制造混乱，很难预料解放军能在战争中最终取胜，去完成它所担负的政治任务。 事实正是如此，听说在兄弟部队中，有些人为此已经失去威信，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陈赓只好又作了较详细的补充发言，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贫雇当家”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但仍不能解决问题，那些人仍固执己见。陈赓不得不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请求给予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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