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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眼中的傅天虹 丨罗小凤:《论傅天虹诗歌的创伤书写 》

 傅天虹的汉诗馆 2025-05-03

网上建馆小记

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筹建於2006年,原址东莞常平镇紫荆花园,本馆集收藏、展示、研究、出版为一体。二十年来历经坎坷,幸而得力於当代诗学会群英们鼎力支撑,更有珠海北师大华文所和澳门大学有关院系一路扶持,始得坚持至今。现包括“路羽书房”“惠兰书苑”二个有生部分,共藏有各类稿存、信札、手迹、签名书、书画、墨宝近二万件。

为更接地气,今年3月初,应好友建议,傅天虹在360个人图书馆官网上,注册了“傅天虹的汉诗馆”,试发几篇后很满意,故决定从2025年4月1日起正式启动,将陆续整理上传傅天虹六十多年来珍藏的史料和墨迹,将各种史料公诸于众,方便大家随时上网查阅所需,以利汉语新诗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请给予关注、推荐。另外,傅天虹藏品也可酌情转让给海内外有需求的机构或个人,作馆藏或研究之用,有意者可讯息傅天虹微信   2025.4.1

论傅天虹诗歌的创伤书写

文丨罗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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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凤,笔名罗雨,女,湖南武冈人,80后。诗人,评论家,学者,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现执教于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南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出版《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等专著三部,参与编选多部著作。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120多篇,获广西社会科学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广西文学》《红豆》《大别山诗刊》年度奖各一项。

*此文系作者主持的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新变化研究”(15XZW035)和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驻校作家制度:当下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新路径之研究与实践”(2013JGA164)的阶段性成果。

傅天虹的个人经历是一部充满创伤的血泪史,形诸于诗,满纸都是一把辛酸泪,都是累累伤痕。但所幸的是,个人、家庭、时代所附加于傅天虹的创伤没有让他屈从于命运,而是让他的诗歌经验更加丰富、曲折和传奇化,他在诗歌中不仅自我疗伤,而且以诗歌超越个人的伤痕,从个人经验出发见证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人的方式介入与治疗文化创伤,具有不一般的意义与价值。

一、创伤记忆:一部个人的血泪史

创伤(trauma)一词出自希腊语,最初主要用于医学,是指“伤口”、“损伤”,即因事故或外在侵犯而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或生理损伤,后来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其内涵逐渐发生变化,既包括身体或生理上的创伤,也包括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对此概念,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解释道:“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这种创伤,一经产生,虽然身体的伤害或许可以愈合,但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却会使心灵受到永久的扰乱,难以修复。

傅天虹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期,简直是一部个人的血泪史,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心理上都遍布着创伤记忆。可以说,傅天虹的童年、少年都是在伤痕累累的摸爬滚打中踉踉跄跄挣扎而过的。傅天虹祖籍安徽而生于南京,命运多舛的他在尚未出生之时,家便已分崩离析。他出生前,父亲已离开大陆,而母亲生下他不到一年,便去香港寻夫,留下幼小的傅天虹跟随外婆生活,因此傅天虹自幼便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经受着失去父母之爱的创伤。马斯洛曾指出爱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要,爱的缺失会使人“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浪迹人间的痛苦。”傅天虹缺少父爱、母爱,缺少家的温暖,因而内心的创伤无疑是极其深重的。生活在外婆家中的他,虽然有外婆的疼爱,但生活并不顺利,一直如履薄冰。外婆家为避免政治牵连而让他随外婆姓杨,名杨来顺,却由此被当作私生子而遭受各种歧视和辱骂,他一直在夹缝中艰难度日。父母之爱的缺失,无处是家的无根之感,依然折磨纠缠着傅天虹。一直到1977年,傅天虹才得知父母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一直都生活在台湾,于是断线的家庭脉络得以对接起来,但其时母亲已去世多年,缺失的母爱成为永远的遗憾。随后,傅天虹与父亲在香港见面。1983年,傅天虹移居香港。1991年,傅天虹移居澳门。这些曲折、磨难的经历,家的缺失和父母之爱的缺失,都在傅天虹内心深处层层叠加,积淀了深厚的伤。埃里克森(Kai Erikson)曾指出,创伤既可以来自“一系列人生经历,也可以来自一次不相关联的事件—— 既可以来自拖长的暴露在危险面前的经历,也可以来自一次突然的恐惧闪现;既可以来自不断的谩骂,也可以来自一次性的攻击;既可以来自一段时期的衰落和隐退,也可以来自一个打击的时刻。”傅天虹的创伤来自他系列人生经历,这一系列波折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创伤,是后来的岁月无法愈合无法弥补的。正如埃里克森指出的,这种创伤对于遭受者自己而言,“这个人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创伤的结果。”弗罗姆则认为创伤会成为“造成精神损伤的一种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是如此深刻以至作为残留物或沉淀物留在心灵深处,永久地扰乱该主体的心理活动” ,傅天虹无法制止创伤的结果,无法改变命运造化对他的伤害,但他却拥有诗歌这个疗伤秘器,他从小喜欢写诗,在诗中倾吐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自己的爱恨,让他的各种情绪得到了疏解,避免了创伤的“永久地扰乱”,这是他自我疗伤的一种方式。

二、在诗歌中自我疗伤

刘小枫曾指出文学叙事具有治疗的功能,他认为“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诗歌也是一种叙事方式,具有治疗功能,诗歌的书写可以让诗人在叙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新拾回被生活磨难抹去的自我,具有疗伤的功效。在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家都非常重视诗歌的自我疗伤功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诗人阿瑟·勒内(Arthur Lerner 1915.01.15-1998.04.01)一直提倡与推广诗歌疗法,倡导用诗歌进行心理疾病的治疗,成为诗歌疗法(Poetry Therapy)的先驱。在他看来,诵读诗歌能改善心理和情绪状态,从而能够起到治疗心理、精神疾病和心身疾病的作用;意大利成立了“诗药公司”,出版具有不同主治功能的诗集,供患有不同心理疾病的人来对症选用;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心理学家们也注重用诗歌对病人进行治疗;中国的王珂、王利群等也一直在推行诗歌疗法。所谓诗歌疗法是指通过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治疗精神性疾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确实,诗歌欣赏或创作是一种调动眼耳鼻舌声意的特殊感官体验,可以改变人的观念、体验和行为。傅天虹无意识中也将诗歌作为他自我疗伤的一种途径,他的诗是一种自传式书写,如伤痕文学一样抒发自己的苦难历程。诗人屠岸曾指出傅天虹的诗是“如果按编年方式排列起来,就是一部自传”,傅天虹通过自传式书写,将自己经历的各种苦难和那些如哽在喉、不吐不快的创伤记忆与情绪一泄无余地宣泄出来,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出口,对自己实施自我疗救。

傅天虹在他的诗歌中叙述了经历的各种磨难,呈露了他身心所遭受的各种创伤,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灵上的。《邻居》一诗中叙述了“我”三天没米进肚子,正病得厉害,神思恍惚,这时专政队的人却闯进房子抄家,对病中的“我”没有任何同情,进行残暴殴打:“他们破门而入/我没有气力/谁骂我/死命地打我/记不清了/醒来时/房子里一片狼藉”,这些人中虽然有人注意到“我”病得不轻,但“踏入黑七类子女的家/造反派英雄们要寻找的/不是这一类的问题”,呈露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怜悯心的丧失,因此诗人身体上遭受了噩梦般的创伤。诗人以诗回忆当时情形,控诉了专政队、造反派的暴行,一个小孩在病得奄奄一息的状态下他们依然不放过,对之大打出手,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人性的缺失。傅天虹在诗中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如《春天受到责难》中他以“小草”自喻:“我只是一棵草/一棵伤痕累累的小草”,《呵,小弟弟》中则将“我”与因外公被隔离而无家可归,只能忍饥挨饿摆弄着身边小草的“小弟弟”进行换位叙述,呈现了时代的灾难在诗人童年时代留下的阴影和累累伤痕。虽然身心一直遭受难以承受的创伤,但傅天虹在磨难和伤痕面前,并没有消沉、颓废、堕落,而是自我鼓励,如《心迹》一诗中表达的:“那怕坠落暗无天日的地狱/意志绝不会在逆境中陈腐/只能炼出我火眼金睛/只能炼出我铮铮铁骨/灾难改变不了赤子之情/活着,就要担起男儿的重负/请日月扫描我的心胸/请光阴检验我的硬度。”他宣泄了内心的情感,暴露了不公平的遭遇带来的伤痕,通过宣泄与叙述抚慰内心的伤痕,显然是典型的自我疗伤实验。

傅天虹还在诗中叙述了父爱与母爱的缺失之伤,如《小雏鸟》中诗人以小雏鸟进行自喻,以小雏鸟的遭遇映衬自己的处境:“还没长全的翅膀/抖动得多么可怜”,“莫非你的母亲/也是一飞再没有复返”与自己还没满周岁就失去母爱的可怜处境形成对应,“你没有吃的/才挣扎着飞向蓝天”“你奋然飞起/又重重地摔落在草间”与自己童年时期忍饥挨饿的处境形成对应,“我”与小雏鸟同病相怜,失去了妈妈,失去了母爱,遭受着最痛最苦的心灵创伤。被父母丢弃,无疑是任何人在童年时代最具毁灭性的创伤记忆,这种创伤将伴随一生,无法愈合。傅天虹显然是深受伤害的,他在《我不是一个乖孩子》里直接诉说自己被父母丢弃的命运:“父母早丢弃我了”,而在《朦胧的眼睛》一诗中他更是直接倾诉自己对妈妈丢弃自己的“恨”:“我真恨你呀,妈妈。/你竟有这么狠的心肠。/你怎忍心,/把刚满周岁的我,递到外婆的手上。/你走了,/留下一个沉重的阴影。/你可曾听见,/我醒后的哭喊,/你可曾想到,/日后的风寒……”母亲把自己丢给外婆而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经验一直成为诗人心里最痛的伤,他充满怨恨地以诗抒发出来,但诗人的情感是矛盾的,他抒发怨恨后又转而写道:“我又怎能恨你,妈妈,/如果你不爱我,/怎会常来我的梦乡。/沿着儿时的记忆,/多少次了。/风雨关在门外,/这栖身的小楼阁,/就成了我的天堂。”诗人只能以梦和想象圆自己对妈妈的思念:“梦的翅翼/驮来你脚步的轻响。/像在儿童乐园的草坪,/像在召开家长会的学校礼堂/像在年三十的夜间,/像在中秋节的晚上……/你朦胧的眼睛,/向我凝望。/我屏住呼吸,/羞涩地/依偎在你的身旁。/我伸出小手紧紧地抓住你不放。……/可是,妈妈呀,/思绪绵长/为什么拴不住梦的翅膀!/你消失了,你又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泪水,/留给我的只有月光……”他自我安慰:“亲生的儿子你不会不想”。诗人以这种方式自我安慰自我疏解,将怨恨和痛苦宣泄出来,从而达到自我疗伤的功效。

(图为罗小凤参加第八届当代诗学论坛)

三、见证历史与创伤书写的超越

如果诗歌的书写只是停留于叙说个人的痛苦过去和苦难遭遇,那只是局限于苦难叙事和创伤叙事的层面,只滞步于个人记忆和个人疗伤,如果停留于此满足于此,诗歌的意义与价值就过于狭窄和局限了,会简化创伤,使苦难叙事和创伤叙事成为记忆的浅表层诉说。诗人应该从自己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呈现,与“公共记忆”或“共同记忆”相交叠,建构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由此突破个体命运而见证历史,这种书写形式被命名为“见证文学”。 只有突破个人记忆和个体创伤的呈现、叙说层面,见证一个时代、一段历史,见证灾难,方能拓展和延伸创伤书写的价值、意义。

(图为罗小凤参加第八届当代诗学论坛)

或许,傅天虹就是一株野草,“受苦受难”,却“从不计较”(傅天虹《野草》);他又是一朵荷花,“不以出身黑暗/而畏缩”(傅天虹《荷花》),他在创伤中艰难成长,“哪怕坠落暗无天日的地狱,/意志绝不会在逆境中陈腐”(傅天虹《心迹》),他一直用诗歌进行自我疗伤,并超越个体的创伤,见证时代,见证历史,揭出时代之伤,历史之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具有了一般的苦难叙事所缺少的历史意义与诗歌升华。


馆主简介

傅天虹,1947年生于南京。历任北师大珠海校区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顾问,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文学院教授。兼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员,曁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诗歌散文委副主任、澳门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捐赠人等。傅天虹襁褓中父母去了台湾,70年代中期后才和台湾家人联系上,其时作品频频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雨花》,以及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等报刊,1981年1月美国《世界日报》副刊曾以显著篇幅发表他组诗《南京杂咏》。他蝉联二届雨花文学奖、获台湾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等,当时北亰《嘹望》《人物》等杂志,台北《文讯》等杂志,曾以专文或专辑推介过他。

怀着强烈的沟通意识,在大陆业已成名的傅天虹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乡叔何家骅(时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先生协助下,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促成台湾老诗人组团北京的破冰之旅。傅天虹1984年创办金陵书社(诗学会前身),1985年协助蓝海文创办《世界中国诗刊》,1987年在挚友路羽、洛夫、犁青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1990年正式注册当代诗学会。1991年他客居澳门,潜心编著《大中华新诗辞典》(全套15册),《世界华文诗库》(多册),在工商阴影下为诗坛抢救了一大批原始资料和原生态的诗集。1999年在任仲夷、梁披云、贺敬之等老前辈扶持下,他创办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建香港、澳门两总部;设立“龙文化金奖”,至今已颁发3届;主编《国际炎黄文化名人大辞典》《国际炎黄文化名人作品经典》,以及《千禧献辞》手迹版等。新世纪在挚友屠岸、张默、犁青支持下,他以诗存史,正本清源,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诗丛系列,历时25年,至今推出50套共1068部诗集。2007年,他任教珠海北师大,提出以人为本的“汉语新诗”概念,发表多篇有关论文;同时,在挚友屠岸、谢冕、吴思敬、朱寿桐等和院长张明远支持下,倡议并参与创建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至今已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等地举办了十二届。

傅天虹自幼酷爱写诗,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结集40余部,发表论文多篇,编著达数千万字。生平入编《中国大百料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等权威文本,诗作入编最新商务印书馆版《大学语文》等教材。半个多世纪来他文学创作与研究跨越两岸四地,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出版家、收藏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校时主讲“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课程,主持“汉语新诗教授工作坊”等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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