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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兴华，男，1952年出生，籍贯河南台前，沈阳生人。山东省聊城市民政局退休。喜欢骑行、摄影、旅游、交友。   我的小学时光【原创】 我家门口附近就是“聊城第二实验小学”，看到每天上学放学开心的孩子们，不禁想起了我的小学经历…… 我的父母曾经都是军人，我也出生在军营，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也跟去了许多地方。 1958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简称“特工指”，也称为：特种兵司令部）。在上海某部任后勤副部长的父亲接到命令调往甘肃省酒泉市，任工程指挥部管理处处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7169部队组建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五个也随军前往。 7169部队是兵团级单位，以刚刚从朝鲜撤军回国的志愿军19兵团机关、志愿军工程指挥部和志愿军后勤部为基础组建而成，下属10多万兵力，负责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和原子弹试验场的工程建设（原子弹试验场称 20基地，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称21基地）。我们全家住在部队家属大院，大院在酒泉市古城的西边，当时周边几乎都是荒地，往西眺望，能清楚的看到终年积雪不化的祁连山。由于部队组建的时间短，任务急，内部的很多机构单位都临时分布在酒泉市的各个地方单位里。  1959年7周岁的我到了入学的年龄，报名到酒泉市中学附属小学（简称：酒中附小）上学。第二年，部队成立了自己的子弟小学，我又转学到7169部队子女小学。部队子女小学规模不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学校设在“酒泉市地方干部学校”（简称：地干校）大院内，学校的位置在酒泉市古城的西南角，学校的南墙和西墙就是高大的古城墙，也算是学校两面的围墙。学校离家足有两公里多，每天都是步行上下学，由于当时治安环境比较好，也不用家长接送。这个期间有两件事比较深的印象，一个是参加“除四害”，作为小学生，我们除了把打到的苍蝇用纸包好带到学校交给老师外，还经常到公共厕所附近去挖苍蝇卵。另外一个事就是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经常在课余休息时间用书包去小河沟往学校背沙子，再就是掏挖厕所粪便--积肥。记得当时甘肃的冬天特别冷，公厕的粪便都冻得特别硬，得用镐头使劲刨，虽然我们当时年龄都不大，但是干的都特别带劲。在酒泉上学期间，我还得了一场大病，诊断为“肠伤寒”，在272医院治疗期间，突然病危，部队党委非常重视，决定转到兰州治疗，坐火车因时间长，怕来不及抢救，决定派飞机转送到兰州治疗，又因高原气流原因，怕经不起颠簸，最后放弃了转院治疗，好在我命大，又挺过了这一关。 随着20基地、21基地工程建设的迅速展开，部队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1961年1月上级决定7169部队机关由甘肃省酒泉市移防至河南省洛阳市，代号为8277部队。我们全家也随父亲迁往洛阳市。 刚到洛阳市我们家临时安置在洛阳火车东站派出所院内，我和两个妹妹转学到离家不远的的一个小学。这所学校在火车东站派出所西面，往西走过一个路口就到了。由于在这个学校只上了半个学期的学，学校的名字记不清楚了。随着部队子弟小学的恢复重建，我们又回到部队小学上学，由于家住的离学校比较远，我们都在学校住宿，每周才能回家一次。为了照顾好住校的学生，一至三年级每个班级都配有生活老师。随着部队机关的迁移，子弟小学又从洛阳桥北边校址搬到龙门新草店。我们的家也从火车东站派出所搬到洛阳市林校北邻的天主教堂院内，我们称这个教堂为：“福音堂”。院内虽然只住了四五户，部队也安排了专门的岗哨。  在校学习期间印象比较深的也有几件事，学校南边有一条干河道，除了沙子外，还有很多鹅卵石，我们学生都喜欢在这里相互投石头，经常有学生被打破头。学校明令禁止打石头仗，还做了一个木头的人头像靶子，呵呵，不到一天这个靶子就被学生用石头砸的稀巴烂。学校离龙门石窟很近，经常有学生逃课去石窟玩耍，我也跟同学去过，我们是从石窟的南面进去的，那时石窟没有正规的大门，守护路口的是几个和尚，也不知真假，我们从不买票，都是想办法绕进去的。 1963年父亲调北京工程兵司令部工作，任司令部管理处处长，我们全家也搬到了北京。开始住在太平路部队机关14号大院，西邻是甲14号大院，后来我们家又搬到太平路24号工程兵司令部大院内。 由于北京教学进度比其他省市早一些，学习程度不一样，很多知识我们都没有学过，学校要求我们所有的转到北京的学生都要降一个年级，如果不降级，肯定跟不上课。实在不愿意降级的学生，就要转到离家很远的昌平县一个学校去上学。那个学校离家远，需要住校，每周才能回家一次。在洛阳住了几年学校，家长也不希望我们再住校了，因此我跟三个妹妹都降了一级，在太平路沙窝村对面的“友谊小学”上学。友谊小学也是一所部队子弟小学，是由装甲兵司令部、炮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总后勤部、总政治部、总参谋部等兵种联合办的一所部队子弟小学。有的老师还是现役军人，穿着军装，戴着帽徽领章上课。北京的学校除了教学质量好外，还经常组织很多社会活动，如到颐和园、香山等景点春游，去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记得二妹妹小平就是在任弼时墓前加入的少先队。学校每个学期都请交通警察来校进行安全教育，还经常请很多名人做演讲和报告。如请《红岩》书中的小萝卜头的姐姐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请活跃在广播电台的故事大王孙敬修爷爷讲故事。那年学校也跟全国人民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班的班长还到部队礼堂为我们学校做了专题报告。我和几个妹妹除学习很努力，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表现都很好，都是班级少先队中队干部（中队委员）。 1965年3月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放弃了安置到沿海的烟台市，选择了离老家近的聊城，我们全家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当时聊城还没有“地改市”，称为“聊城地区”，父亲被分配到银行工作，任人民银行聊城地区中心支行教导员，相当于现在单位的党组书记。我们姊妹4人都转到了聊城县古城内的郁光街第三小学（简称郁三小学），当时古城内有三所为纪念革命烈士张郁光，用烈士名字命名的郁光小学（简称：郁一小学、郁二小学、郁三小学）。当年我转学时已是五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学校非常重视我们这些从大城市转来的学生，我和几个妹妹都被吸收参加了学校的体育队，我训练的体育项目是短跑、接力赛和投掷手榴弹。记得当年训练投掷手榴弹，胳膊都练肿了，我们班一个叫李建国同学的母亲会“抓酒”，我就带着买的散白酒去他家里，让他母亲给我“抓酒”，方法是用手把点燃的白酒迅速涂在胳膊上，再迅速按摩，效果很好，不长时间胳膊就不肿不疼了。体育队每天早上都要到西城墙那里训练，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先到班长高庆江家里集合，再去和大队会合。我记得高庆江家住在古楼西大街辘轳把胡同内，离古楼很近。我和大妹妹兴云还参加了学校的射击队，并在后来全县的民兵射击比赛中获得了小口径步枪人头靶十发十中的好成绩。我们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聊城县小学生文艺会演”的活动，记得当时我们在一中大礼堂演出的节目是“雷锋组歌”，是一位师范学校来学校实习的学生指导排练的，我们都称这位实习生为“刘老师”。短短一个学期的时间，通过排练文艺节目和参加各项活动，不仅认识了许多老师，还认识了很多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 同年9月，我们姊妹四人又转学到“实验小学”学习。说实话，我们姊妹都不愿意转学，因为刚刚跟老师和同学熟悉了，又要转去新的学校，思想都很抵触。家长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考虑的是怎样让孩子能顺利的考上中学，必须要选一个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学校。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只得服从家长的安排，转到新的学校学习。同在聊城古城内，实验小学和郁三小学两所学校从外部环境和教师队伍、教学质量区别确实很大，新学校宽敞的操场和明亮的教室都是原来学校不能比的。我们也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我转学到实验小学是六年级第一学期，再有一年就要考初中了。我所在班级是六年级一班，我们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李洪春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李老师很欣赏我，很短的时间，他就让我当上了班级中队长，数学并不是我的特长，李老师还经常在教室或在他家里给我开小灶，用现在的语言，就是“一对一”的教育。教我们教语文的老师，是学校教导处副主任房老师，她对我的学习也特别关心照顾，经常把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里进行剖析，因为得到老师的关照和受到鼓舞，我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在班级学习成绩属于上游。 1966年我们即将小学毕业，五月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跟全国一样，实验小学也进驻了工作组，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似懂非懂的跟着参加各项活动。记得当年还骑着自行车行程几十华里去高士安校长老家参加批斗活动，还坐着大卡车跟着中学的学生们去过莱芜地区，援助所谓“莱芜事件”受难的学生。还和几个同学计划到第二年，参加步行全国大串联活动，可惜，国家提早叫停了串联活动，要求学生都回校“闹革命”。这一年全国大中院校停止招生，我们也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和中考，中断了学习。名义上是小学毕业了，仍留在学校，美名其曰：留校闹革命。1967年3月12日“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象征着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夺权成功。不久夺权后的群众又因观点不同分成了两派，开始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1968年9月中学恢复了招生，我们接到通知回到实验小学，参加推荐评定升学活动，经过简单的考试和评选，学校给我们补发了小学毕业证，批准我自愿报名去聊城二中学习。从此，结束了我先后在七所小学上学，历经九年的小学学习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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