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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俊达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2期
 各家争鸣是“忽必烈之问”的时代背景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随后开启对西夏、金、西辽、花剌子模等国的征伐。至1259年蒙哥汗去世，大蒙古国已占据包括漠北、华北、东北、西藏、西域以及西亚、东欧等在内的广阔地域。在此过程中，蒙古统治者逐步接触到包括儒学、道教、佛教（汉传/藏传）、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内的文化资源。为确保自身文化的优势地位，各方势力竞相“劝化”蒙古统治者。针对这一时期诸家竞争的状况，蒙哥汗曾有著名的评论，“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基督徒）奉弥失诃（弥赛亚）、言得生天，达失蛮（伊斯兰教士）叫空、谢天赐与”。 以佛道之争为例，1222年，全真教掌教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在中原文化圈中占得先机，然而其地位并不稳固，很快受到佛教的压力。因为早在1219年，成吉思汗就因僧人是负责祷天祈福之人而免其赋税、差役，加之蒙古统治者身边有耶律楚材、粘合重山等推崇佛教的大臣，佛教的地位已有所提升。尤其是在1247年凉州会谈后，蒙古人开始频繁接触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逐渐成为蒙元皇室的主流信仰。蒙哥汗称“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达性命，唯说现世，止可称为贤人”，而佛教“穷尽死生善恶之本，深达幽明性命之道，千变万化，神圣无方”，是真大圣人，遂下令“三教图像不得与佛齐列”。佛教影响力日益扩大，引起全真教反击。全真道士依据《老子化胡经》等佛道论战书籍，编写刊行《老子八十一化图》，遍散朝廷近臣，极力证明道教的优越性。蒙哥汗认为，全真道士的做法出于憎嫉皇室信仰佛教之心。即位前，忽必烈也主持过戊午佛道之辩，其幕府成员亦参与其中，可见当时各派竞争之激烈。 因此，在各家竞相争鸣的大背景下，有人提出“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观点，很可能希望以此贬低释儒二家。而忽必烈向幕僚抛出此问，绝非认同这一观点，恰恰反映其对于借鉴吸收先进文化指导治国理政的思考。 崇佛尊儒并非导致辽金灭亡的原因 事实上，“辽以释废”和“金以儒亡”的说法早已有之。金世宗总结历代得失时，将辽道宗与梁武帝并列，称“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元初士人王构亦言，“辽自有国以来，崇奉大雄氏之教，陈法供祈景福者无时无之，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晨夕之敬，惟恐其后”。二者皆称辽朝因佛教而腐败衰落。金朝亡国后，“儒者无用论”大行其道。王恽《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金季丧乱，士失所业。先辈诸公，绝无仅有。后生晚学，既无进望，又不知适从，或泥古溺偏，不善变化；或曲学小材，初非适用。故举世皆曰'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 由于后人的不当解读，讨论辽、金佞佛、崇儒便无法回避“汉化”这一问题。不可否认，契丹、女真人建立辽、金政权后出现大量腐败现象，其刚强尚武的风气逐渐弱化。如辽道宗曾“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辽朝甚至出现“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的问题。女真人进入中原后，“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日渐“风俗侈靡”，“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再无法“以骑射为乐”。然而，腐败根源于统治者权力不受约束，并非边疆民族政权独有，更不是借鉴吸收汉文化的必然结果。 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后，对其统治者而言，汉族人数众多且文化先进，借鉴吸收汉文化，尤其是治理经验，是巩固统治的必然做法。而调动境内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积极性，构建各民族共有的政治认同，才是在中原立足并维持统治的关键。即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观点的金元之际，耶律楚材仍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辽朝“遵汉制”、“祖宣尼”、“文章备”，才得以“雄长二百余年”。事实上，汉传佛教作为各族共同的精神纽带之一，为消弭辽朝境内的“华夷”界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许衡《时务五事》也表达了辽朝之所以国祚长久，源于其“能用汉法”的观点。刘祁则认为，金朝的崇儒政策是维持金朝百余年之根本，其在《归潜志》中称“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甚至强调，如果金朝统治者能“尽行中国法”，“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 回到忽必烈的提问，他在询问张德辉时或许心中已有答案。因为张德辉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张德辉提出，金朝没有充分任用儒臣，掌权的是恩荫世袭的武将，儒生不应为其灭亡负责。忽必烈对此十分满意，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宣慰张公》称“王悦”，《元史·张德辉传》亦称“世祖然之”。可见，此时忽必烈对于是否应吸收中原政治制度和文化已有定见。 多元一体格局是大势所趋 忽必烈在即位前便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元史·世祖纪》载，“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忽必烈征召的人才多种多样，包括佛（汉传/藏传）、道等宗教领袖、儒学名士以及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四方文学之士”被征召最早者为当时的佛教领袖海云，《佛祖历代通载》称：“壬寅，护（忽）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海云建议忽必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足见忽必烈日后延聘文化名士的举动，从最初就打下海纳百川的烙印。 忽必烈先后聘请王鹗、张特立、张德辉等儒士前来讲学，“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忽必烈不仅经常与儒士探讨如何以汉法治国，还令其子弟和近侍学习汉文及儒学。在与中原儒士接触的过程中，忽必烈逐渐成为蒙古诸王中最熟悉中原文化者。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忽必烈以皇太弟身份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任用儒士，在中原施行一系列恢复文教的措施。《元朝名臣事略·左丞姚文献公》记载，“陛下（忽必烈——引者注）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己，如赤子之求母”，即是对忽必烈在邢州、河南、陕西等地恢复汉法取得成就的赞赏。1252年，张德辉与元好问觐见忽必烈，为其奉上“儒教大宗师”称号，忽必烈欣然接受。 积极学习儒家思想的同时，忽必烈亦广泛接纳各类优秀文化成果，先后聘请太一教大师萧公弼、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等文化领袖，以及长于医药的许国桢，擅长筑城的赵炳、贾居贞、高觿、也黑迭儿，善于烹调的贾昔剌等各类人才。忽必烈的潜邸亲随亦多博学广识，兼晓儒、佛、道诸学。如刘秉忠曾“与全真道者居”，又曾剃度为僧，同时精通阴阳天文，“读书明易，讲明圣人之学”，是一位“亦儒亦僧亦道”的博学之士。1253年，忽必烈和后妃察必接受西藏萨迦派领袖八思巴灌顶，八思巴又向忽必烈举荐西夏儒者高智耀，可见当时开放包容氛围之一斑。 元“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并对治下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治理政策。在忽必烈推崇下，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元朝得到迅速推广，最终占据学术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不仅汉族士人醉心程朱理学，蒙古、色目等人群中也涌现大批儒学名士。虽然忽必烈本人倾向崇信藏传佛教，但正如马可·波罗引述忽必烈对各教的态度：“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在宽容的政策之下，各种宗教在元朝境内广泛传播。 对于元朝多元一体格局之盛况，理学宗师吴澄曾感叹：“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创造这一盛景的，正是“大一统”下的开放包容政策。元世祖忽必烈摒弃文化偏见，在政治和疆域“一统”之下施行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深入发展。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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