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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与南宋一直 呈对峙之势。虽然他们沿袭汉制，但出于民族保护主义，依然有“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的举措。在这种局面下，金统治者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兴起的程朱理学的认可和推崇定会有所保留。  随着蒙元的入侵，蒙古军在进入中原之初，只知破坏及劫掠，有人甚至提出了“得汉人无用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场”的建议，对汉人和中原文化并不重视。虽然前文提到的“九儒十丐”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但也说明了当时的儒士早已丧失了起码的尊严。 然而，和个人的悲惨命运相比，令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士们更感到痛心的应该是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丧失。彼时，是“试问中州士君子，谁人不出仲尼门”的儒家文化盛景备受摧残。对此，耶律楚材不禁感慨“典礼已随前代去，遗音犹怨后庭哀”。 在《湛然居士文集》中还有一段记载:当时儒士们想要修缮一下作为儒家文化重要象征的宣圣庙，但还未等工程完成就遭到弹劾，并将此行为视为犯罪，儒家礼仪的失范和文化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  苏天爵也将金元之际的社会描述为:“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人理....加以南被之政，每每相....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四所谓“荡然无纪纲文章”“三纲五常将遂湮灭，颠倒错乱”，当可以概括出当时儒学的情况，儒家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且，元代的蒙古贵族对佛教、道教也比较推崇。蒙元兴起初年，道教在中国北方声名大振，全真教就曾颇受蒙元朝廷重视，道教的宫观数量和规模都有所增大。同时，忽必烈对佛教也极其重视。 据载，忽必烈曾在一年中仅在宫殿和京都寺院就请喇嘛做法会33次，还聘请藏传佛教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另载，当时全国各路有学校21, 300所,而所建寺院却有42, 318处，是学校的一倍之多，且僧、尼达到21,348人，远超蒙古官吏的人数(16, 425人)  忽必烈对佛、道二教的推崇，必然会影响他对儒士的重用程度和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可见，在当时的元王朝，儒士的地位和生存环境也许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般宽松和优厚。但即便如此，金元之际的儒士们仍然在为儒学的复兴而努力，儒学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前行，与当时词章大盛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金朝在占领中原后，原北宋的儒学流派，如王安石新学，三苏之学，二程理学、张载关学在金朝都有所流布”，但当时影响较大、占据主流的是苏学,故有“金人以苏氏兄弟，得文明全体之神”的论述。与理学的哲学思辨相比，苏学则偏重于文学性，即理学重道统，苏学重文统。 与此同时，金“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四。元好问也曾说:“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不啻十数人，号称专门。”“面对时危战乱，一些人关心国难和民生的疾苦，一些人则消极避世，这些情感在当时的诗歌中都有所体现。一时，“陶(潜)之达，杜(甫)之忧盖兼有之。”  元好问在兵乱以后，搜罗金代名人文士的诗，编辑了一部《中州集》，包括作者达二百四五十人，从数目之多也可略见金代诗学之盛。另外，金朝汉人科举虽分词赋、经义两科，但比较重视词赋进士。这样就使得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经义科曾长期中断，且名次待遇都较词赋进士次一等四，所以注重词章之学成为金朝的学术风气。 词章之学在占据了较长时间的主导地位之后，弊端凸显，逐渐引起儒士们的反思:重视词章之学，为文过分追求辞藻华丽，但文章却空洞无物，不注实用,缺乏儒学的致用精神。 鉴于以上弊端，当程朱之学在元初流传北方之时，很快受到了北方学者热烈地追捧，以至“尽弃所学而学焉”。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是因为时人以为程朱之学恰好可以弥补当时学术浮于辞藻的弊端。于是，理学很快在北方传播开来。  元早期的理学家们还针对金末文弊而发表议论。郝经就在评价金末学术时说:“事 虚文而弃实用，弊亦久矣”田。而造成这种文弊的原因，是时人只注重“记诵辞章之末”而“不穷夫六经之理”。 由此导致了“规规以为工，切切以为巧，斐斐以为丽，角胜而相尚，为文而无用”，明显背离了“核于实而晔于华，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的追求。郝经还特别强调“六经无虚文，三代无文人”。 这时，理学家开始关注文、道的关系，主张要恢复道统与文统的统一。王恽在谈论文、道的关系时说:“道从伊洛传心事， 文擅韩欧振古风”。可知，王恽与郝经一样，主张集文、道于一身，即要做到“语性理则以周程张朱为宗，论文章则以韩柳欧苏为法”。  以“布衣少年，名动京师”的王郁也曾建议“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可见，文、道合一的主张基可以代表金元之际北方儒士的观点，从中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出元代儒学呈现出的文统与道统合流的趋势及理学蓬勃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入元以后，随着儒士的推动与劝诫，蒙元统治加强了对汉族儒士的任用。学界普遍认为的元朝“尊孔崇儒”也是事实。在元中后期的仁宗、英宗、文宗统治的不足二十年的时间里，儒学确实得到了元代前所未有的重视。 其主要表现有:元廷给孔子晋爵，封孟子为郑国亚圣公，还给他们的先祖或后裔、弟子以及历代大儒都给予封号，元朝对孔子的封号超过历代王朝。而后周敦颐、张载、二程、司马光、朱熹、吕祖谦等十位宋代大儒也准予从祀孔庙，建立起完备的儒家祭祀制度。之后科举恢复，为士人的晋升打开了大门。  元一代，元廷对待汉族士人及文化，始终保持着两种态度:一是尊孔崇儒,主张并采取某些政策，吸收和利用儒士和儒学来治理国家，保持其民族优越性，保留其草原游牧文明的旧制度，实行一定的民族等级政策。 由于这种民族保护主义，客观上确实限制了儒士及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所以，这大概也是元朝理学未及宋代，且学术上未有大的建树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以草原游牧文作为立身之的元统治者能接受并主动吸收汉族儒家文化，能做到“尊孔崇儒”，实乃一种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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