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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3日，日本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细究这一事件，可以一窥南京国民政府在草创时期应对突发事件的探索。 2000年起，每年的5月3日上午，济南城都会响起防空警报，以纪念发生于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这一历史事件又称“济南惨案”或“济南事件”，简称“济案”。它是济南城市史中的一段创伤记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日冲突的一次局部预演。此次集中于市内和近郊的军事冲突，造成6123人死亡，1701人受伤，绝大多数是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城市平民。日军还残忍虐杀害了中国外交官蔡公时，举国震惊。 在中国近代史的既有研究中，学者们辨析了“济案”的起因，澄清了历史过程，整理了文献档案，并在中日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的整体脉络中对其做出了定位。前人成果往往重视这一事件的国内影响，其所催生出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民族主义情绪无疑成为凝聚中华儿女一致对外的重要契机。专题性研究关注到了国民党的外交应对，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微妙关系，南京国民政府的纪念活动以及对反日组织的引导与节制等诸多细节。但若从全球史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地方性冲突中的跨国因素则尚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从“国际舆论争夺”“大国关系调整”“记忆与情感”三个视角重返历史现场，可以让我们看到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外争取国际道义声援，对内团结诸多爱国力量的种种努力。 国际舆论视角下的济南“五三惨案”：寻求全球声援 “济案”发生之初，中方的新闻报道尚不及时，反倒是日方借助其新闻宣传渠道东方通讯社，积极造势，通过“统一叙事”和“重复报道”，有意将“济案”和一年多前的“宁案”联系起来，企图将事件起因曲解为北伐军肆意掠夺济南的日本侨民。他们的报道被英文媒体多次转载，而中国方面的对外回应则相对滞后。日方试图给刚经历了“宁案”的英美等国造成一种错误的记忆联想，谋求西方列强对日方的同情与支持。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定、政权更迭频繁，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新闻网络。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无专门的新闻和对外宣传机构，无法及时澄清事实，迅速展开舆论反攻。南京政府的官方通讯社国民新闻社的首篇报道等到5月5日才刊登在了《字林西报》上。据统计，“济案”发生后十天内，共有168篇相关报道，其中只有14篇来自中方，47篇来自日本的东方通讯社，107篇来自英国路透社。而路透社的报道又多依据日方口径。事件突发之初，国民党官员之间的对外口径也并不一致，更造成外界的误解与狐疑，令日本人有机可乘。“济案”在新闻舆论上的失利，刺激了国民政府和社会精英，使之认识到了改进国际宣传的必要和紧迫，直接催生了南京政府官方对外宣传机构的酝酿成型。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就提议要把分散的宣传资源整合起来。国民党上海党部也有了一个专门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1930年前后，具有旅美背景的著名报人董显光被蒋介石召见，1937年后，董显光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面推开了国际宣传工作。二战全面爆发后，他执掌的宣传部门在游说欧美各国民众，联合抗日上发挥了显著作用。可以说国民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创始契机来自“济案”的直接“刺激”。 事件发生不久，为配合官方表态，中国民间力量也试图利用各种海外联系，积极谋求全球道义援助。海外华侨纷纷在寄居国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跨国关注，归国参会的华侨代表郑学如和梁作民也在1929年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案，请令中央拨给华侨捐款，以救济“济案”被难同胞。在美参加“美以美教会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罗运炎积极活动，令参会38国代表825人通过议案，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上书美国总统柯立芝，请其对“济案”主持公道，设法制止日人暴行。包括潘汉年、成仿吾在内的77位文艺界人士联发三个宣言《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对济南惨案宣言》《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为济南事件对日本民众宣言》和《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为济南惨案敬告各国民众》。五月下旬，来山东实地走访的日本民政党政务调查委员森下国雄和宫元利，受邀抵达南京，作为调查“济案”专员，被国民党名流轮番宴请。以期他们能向日本民众介绍真实情况，节制田中内阁的对华敌意。上海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出版名为《Tsinan Affair》的英文宣传册，内含大量地图和照片，介绍了济南的地理位置，呈现了日军的凶残。叙事重点放在了日军对济南城墙和城内民宅的大规模破坏、对战俘的残暴虐待、对江家池陆军后方医院无反抗能力之伤兵的屠戮上，极具感染力。民国时代，济南这座并不显眼的内陆城市，因一场惨案而被海外华侨和多国民众所知。丰富多样的民间宣传有着政府的暗中引导。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济南“五三惨案”：大国关系调试 在处理善后问题上，站在前台主持中日外交交涉的是外长黄郛（6月6日后由王正廷接任外长），但其幕后主角则是蒋介石本人。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的北伐行辕就曾短暂设在济南老城内的珍珠泉畔。自此，国民党强化了民族主义的教育工作。蒋介石下令北伐军退出济南，不与日军过度纠缠，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重要转折，开启了消除外患，联美抵日的外交转型。可以说在抑制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上，中美双方开始出现潜在共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格局出现明显变化，日渐实现了从“与日邦交”到“争取欧美”的策略调整。英语流利、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王正廷取代有旅日经历的黄郛，这也反映了蒋介石在人事安排上的相应考虑。 “济案”发生之初，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应对因其与列强关系的微妙调整而受到影响。蒋介石曾说：“拒俄之后，必有与国。”当南京方面与苏联决裂之后，因“宁案”与英国谈判尚在进行，“济案”又与日本冲突，这使得美国成为其积极争取的目标。5月10日，知名外交家伍朝枢（后被任命为驻美全权代表和驻美公使）从欧洲火速赶往美国，南京政府也直接给美国总统柯立芝发电，期待其能出面调停。因济南商埠地区的外侨也受到了波及，南京方面曾一度想把“济案”国际化，争取西方国家支持。起初，美方明确表示无意调停，英国则私下表态中立，不打算公开介入。此时日本属于国联成员，而美国则未能正式加入，所以国联也无法积极回应南京方面的请求。但随着5月18日日本最后通牒的发出，西方列强又紧张起来，怕日本一国势力在中国过于膨胀，开始转而同情南京方面。尤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触动了美国的神经。美国并不希望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是希望借加强中国，而稳定远东，进而节制日本。美方和南京方面的接触由此日渐增加。1928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马慕瑞与宋子文在上海火速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以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为条件，换取南京政府对最惠国条款的接受。这事实上意味着美国弃北京政府而接受国民革命的成果，承认了南京政府的合法性。华盛顿和南京方面的关系由此加深。按照学者罗志田的话说：“从济南到珍珠港，正是日本促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发展。” 战争记忆与情感史视角下的济南“五三惨案”：全民爱国情绪表达 因日军炮轰老城并进驻城区，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济南老城西门附近（今趵突泉公园东北角）、济南站（原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交会处）以及商埠地区（外侨聚集地）是重灾区。普通市民作为亲历者留下了他们的口述记录，如明兆乙访问顺祥缎店少东家孟宪艺、知情者孟昭俊、遇难者家属侯瑞生的堂弟侯瑞起、索广箴的夫人和侄儿索元曙、赵秀圃之二嫂等人，记录整理了《济南顺祥缎店罹难记》。邵次明、吴静因、谷岱峰、王慰农等人作为现场目击者也以口述方式汇集了《铁蹄下的济南》一文。2008年，中国台湾的当代作家张大春在其散文集《聆听父亲》一书中也提及了其父孩童时代以平民视角经历这一事件的个人记忆，游子思乡，老泪纵横。话剧《五三痛》多次排演，歌曲《济南惨案歌》广为传唱。歌词中唱道：“济案不可忘……听我国耻歌，快快起来杀豺狼！毁家誓死到沙场！”各类民众的感伤追忆饱含民族情感和爱国深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是老百姓一致且持久的诉求。 事实上，为在最大程度上向中国各阶层民众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国民政府和民间贤达在事发之后的一两年间一直都致力于开展国耻教育和爱国动员。对民众的爱国情绪予以引导和纾解。国民党多地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纷纷编订纪念“五三惨案”的纪念材料，这也成为他们发展党员的重要宣传手段。例如：南京中央党部刊行配有现场照片和漫画海报的《中央画报半月刊：五三惨案专号》；国民党江苏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出版《济南惨案小史》和《五三血》；国民党广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训政科出版《济南惨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临时民众训练委员会出版《济南惨案特刊》；国民党广西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科出版《济南血》。各类社会组织和出版商也积极策应。天津特别市反日会宣传科出版《济南惨案纪实及交涉经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五三济南惨案画刊》，大量配图直观呈现，受到市民追捧。南京中学实验小学编辑出版的儿童读物《童友》月刊也在1929年济案周年之际出版《五三惨案专号》，小学生群体也被触及。甚至远在边陲的云南省也曾举办“纪念济南惨案周年大会”并刊行《纪念大会特刊》。 有两个受国民党济南党部支持的济南本地民间组织特别值得关注。“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最初由山东大学一部分教职工联合中小学教员组建，他们在惨案发生五天后的5月8日就去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所在地泰安请愿，并迅速接受了省党部的领导。他们随后南下，去了南京、苏州、无锡、上海、嘉兴、杭州等地宣传抗日。9月至11月间又去了河南开封，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展开宣讲。获得了各地爱国民众的广泛同情。“被难家属联合会”出版《济南惨史》，它是济案发生一年十个月后，国民党济南党务整理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资料汇编。内含具体的死亡和伤亡人数调查表，建筑物和财产损失统计表，并采集了部分受伤平民的照片，具有一定社会调查意义。该联合会还曾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呼吁海外华侨捐款救济被难同胞，在抚慰罹难家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济案无疑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涌动中的重要一波。如果把济案放在世界历史中，无疑，它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构成了呼应。反对殖民侵略是被侵略民族多国一致、彼此声援的核心主题。旅华外籍人士作为见证者，目击了中国民众在济案中的爱国表达，感受到了这种蔓延于全球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初窥了国民政府试图参与社会整合，争取全民动员的早期尝试。 从全球史视角来重温这一历史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新闻宣传的重要意义，中美亚太关系的微妙协调，第三世界反对侵略的共同情绪。借此，我们看到了羽翼未丰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中摸索前行的步履。虽其效果因情境困窘而难以如意，但在对外宣传、外交争取和掌控民情上，皆展开了细致精微的部分部署。这为中国后来促进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集结奠定了早期基础。 （作者：孙 琇 单位：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本文系2023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全球史视角下的济南五三惨案”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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