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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一个下雨的夜晚，北京紫禁城里，军机处的门悄悄开了，一封密折刚刚送进养心殿，太监不敢喘气，皇帝披着蟒袍亲自打开。 上面写的是山东巡抚密报，说有地方官私吞赈银，雍正没说一句话，朱笔一点：“即刻拿办。” 第二天，那个地方官被五花大绑，押往刑部，谁也不敢问一句，这年，全国密折送京四万多件，几乎每个文官每天都要写三次。 这套制度把所有人的眼睛、嘴巴、手脚，全都系在皇帝身上。 雍正开始当皇帝的时候，文官系统还想着怎么左右逢源，可没过两年，皇权像铁箍一样把这帮人死死箍住了。 他先动手的是军机处，原本国家的大事小情都要进内阁、走六部，大家议一议。 但他不耐烦这些流程，直接搞出个“军机房”，任命几个亲信，比如鄂尔泰、张廷玉，抄近道给他写建议。 他们一句话能改动全国的官制，六部的大员也只能点头照做。 制度上讲叫“简政提效”，实际上就是绕开整个文官班子，皇帝一句话能让一省巡抚掉脑袋。 有了军机处，他还不放心，雍正搞了一个密折制度，说白了，就是谁都能越过上司，直接给皇帝写信。 但这封信只能他看，他让地方的知府、知县，甚至驿站的驿丞都可以写。 大事小事，比如谁哪天早退、谁吃空饷、谁和商人勾结，密报,雍正看完，批上红字，锁进铁匣，亲自存档。 据故宫档案统计，雍正年间密折数量超过四十万，雍正每天最少看三百件，最多一次批了七百封。 他批奏折的地方在养心殿西暖阁，一个连太监都不能进的小屋，只有军机大臣进出过。 这地方2018年修复时还发现一个密折匣子，上面写着“钦命军机大臣收”。 这样一来，大臣们人人自危，有次江南闹灾，刘统勋照实上奏，说灾民饿死不少。 雍正朱笔划一句：“虚报灾情，杖责三十。”从此再没人敢讲坏消息。 雍正还特别强调：“无实据奏事者，杖责四十。”文官从此闭嘴，只管传话、办事，不敢出头。 乾隆继位后，更加注重对文官脑子的控制。 乾隆五年，他亲自规定，科举考试必须考四书五经，不能出题离经叛道，考八股文就像打算盘，每句都得对仗讲义理，谁要是加点现实批判的意思，马上拿下。 官员出身的来源基本就是进士，乾隆统计过，朝中有七成官员都靠八股出头，可真让他们升官的，不是写得好，而是密折写得勤。 到了文字狱最严的时候，随便一句诗词都能掉脑袋，胡中藻原本是个大学士，诗里写了“浊清”两个字，被人翻出来告了御状，说是影射朝廷。 乾隆二十年，他被下诏处死，还牵连六十三人，包括一位巡抚、一名知府和数位书院讲师。 有案底记载，清代1723年到1799年间，一共发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 平均下来，一个文官活不过五十二岁，不是病死的，就是被办了。 可怕的是，文官虽多，日子却穷，一个七品知县，一年俸禄四十五两银子，换成今天的钱，也就两千块出头。 这点钱还不够他请门房、买纸笔，怎么办？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们收“火耗”，就是每笔税银抽点“操作费”，这成了他们的灰色收入来源。 1850年的财政统计显示，八成以上官员年收入过万两，比他们本职工资高二百倍。 乾隆又搞了个“秋审”，说贪污百两就绞刑，可真按这个办，衙门能空一半人，实际执行里，这条律例像橡皮泥，能捏。 《大清律例》里写得清楚，但真判死的只占五个百分点，朝廷也知道问题大，但一层层的官员都靠“潜规则”活着，不敢真动。 1810年，有统计显示，一个省的按察使受贿金额平均三十万两银子，这个数据在《道光朝奏折汇编》里有记。 最开始，明朝官员还有点骨气，御史能“风闻言事”，听说啥都能进宫告，万历年间，一年就有一千二百件奏章进宫。 可到了清朝，风闻变成“风声鹤唳”，没人再敢多说。雍正说得明白，没证据就告人，就打你板子。 乾隆年间有件事最典型，和珅贪腐案，乾隆一手提拔他，把国库管得跟自家钱袋似的。 嘉庆帝一登基，马上动手审他，朝中那些文官，平时拍马的最勤，关键时刻一个个闭嘴。 连军机处都不敢吭声，和珅被查出抄家二十亿两，够当时全国两年的财政开支，但他在位期间，没人敢动他一个字，所有人都学会了装聋作哑。 这些东西今天还能看到，2018年故宫考古发现的实物里，有密折残片，上面还留着朱批：“此奏迂腐，着存档。”铁证如山。 养心殿西暖阁改造的时间也有记载，在1730年，专门为了让皇帝可以一个人看密折。 而文渊阁的防火墙厚达一米二，只为保护朱批奏折，不让它们泄漏出去。 这些制度、这些规矩，把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绑死在皇帝身上。 文官不能说真话，不能办实事，只能往上看、向下压。 一切靠皇上开口、点头、写红字，这就是清朝最稳也最冷的机器，直到它自己再也动不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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