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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5月4日，潘汉年、许涤新、我和沈宁一行四人，从香 港搭乘一条挂巴拿马旗的货轮到了塘沽。到码头来接我们的是冯 弦同志，他和汉年很熟，我和涤新则是初次见面。在海员俱乐部吃 了饭，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就乘火车赶回北京。 平津解放 还不过几个月，天津街头还是那副败落的样子，但是随处都可以看 到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也不时能听到《解放区的天》和《团结就 是力量》的歌声。 傍晚到了弓弦胡同十五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 克农和我自1941年初在桂林分手， 一转眼已经八年多了，相见甚 欢，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刚坐定，克农就叫人来给我们拍照，他说： “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 摄影留念。” 晚上，他设宴为我们洗尘。自从离开香港，我们就听不 到时局的消息，所以一到弓弦胡同，就先向克农要当天的报纸，一 个“小鬼”拿来一个报夹子，又偏偏没有6日和7日的报纸，好容易 才从克农口中知道了“三野”已在5月3日解放了杭州的消息。 克 农是酒豪，拿出一瓶据说是美国人送给他的陈年威士忌来殷勤劝 酒，但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喝酒，结果是他自酌自饮。 谈了不久前刚 从香港回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人的 情况，和与国民党谈判的花絮，他忽然想起似的指着我说，你的“老 部下”金山在这次谈判中立了功，详细的情形让他向你们谈吧。久 别重逢，话是讲不完的，这顿饭吃到11点钟才散。 最后他说，前几 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晚好好睡一觉吧。 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 由“公家”供给等等，好在潘汉年是老手，所以向组织部报到，向中 央汇报香港情况之类的事，都由汉年去安排。 我只请李克农给我 和廖承志通了一个电话，想让沈宁寄住在他家里，以便我轻装南下，承志很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我们就住进了北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记得潘汉 年住的是三O 三号。(事情也真巧，1955年4月底，潘汉年被捕， 也住在这个房间。) 正如克农预料，这之后的日子果然忙得不可开交。 为公，我们 南下之前，必须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私，我们三个人都想 和阔别多年的朋友们见见面，叙叙旧情，和了解一下他们的现在和 将来的工作。 前者一切都由汉年去联系，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 定了一个日程，他说，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同志都在香山，工作极 忙，所以接见的日期要挤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决定后临时通知。 恩 来同志则在城里，明后天就可能约见，所以还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 活动。 吃了早饭，我和汉年先到中央组织部，简单谈了一些香港的 情况，然后又一起到了弓弦胡同，我急于想知道几位熟朋友的地 址，以便抽空去拜访，克农就要秘书给我抄了一张郑振铎、周扬、袁 牧之、金山、萨空了等人的住处和电话号码的单子。 我问他钱杏邮 现在哪里，他说钱被黄克诚留住在天津，但他本人很想回南方工 作，假如你想见他，我打个电话要他来看你就是了。 当天下午我到 前能寺十六号去找周扬，我和他1946年在上海分手之后，也已经 三年不见了，要谈的事很多，记得那天谈的主要是当时还在大后方 和香港的文艺工作者的情况，因为恩来同志已经决定，要尽快召开 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会议(即后来在7月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大会),所以他要我开一张能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后方文艺工作 者的名单。话还没有谈完，汉年就派车来接我，说晚上朱德同志约 我们吃饭。 回到北京饭店，“朱老总”已经在三O 三号和汉年、克农、涤新 聊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被斯诺、史沫特莱描写成传奇性人 物的将军，这一天他穿着一身深色粗呢中山装，热情地站起来，像 见到老朋友似地和我握手，第一句话是：“早知道你的名字了，不容 易啊，你们这些文化人。” 我仔细端详着他，平易纯朴，真不像是一 位叱咤风云，指挥百万大军的大将!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记得 1947年冬，我曾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祝福您，朱总司令》的祝寿 文章),但显得意外的壮健、年轻。 他请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并不 比香港差的西餐，饭后喝咖啡的时候，李克农还讲了一个笑话，说 国共谈判的时候，张治中将军请共方工作人员吃西餐，饭后他问一 个通讯员好不好吃? 回答是西餐很好，只是最后的一杯“药”(咖 啡)实在太苦，朱德同志哈哈大笑，对服务员说：我们这些人不怕 苦，再来一杯苦药。 金山、袁牧之相继来访。金山谈了许多国共谈判中的花絮，及 1946年接管“满影”的经过。牧之则告我钱杏邮已从天津到京，并 已约好次日上午来访。 11日晚，恩来同志约我们三人到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 见面，由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在香 港召开代表会议的经过，其中有一段是李济深先生离港时的惊险 情景。 恩来同志对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并告诉我们， 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 新协助曾山同志接管财经，我则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 文教系统的工作。 谈到近11点。恩来同志用他的车子送我们回 北京饭店，路上，他忽然想起似地说：前两天邵力子和他谈起钱昌照的事，问我钱是否还在香港；我回答：我和钱谈过两次，资源委员 会的物资和技术人员他已作了安排，我离港后由乔冠华和他保持 联系。恩来同志说这是一件大事，明天就电告乔冠华请钱早日回 来。 12日一早，钱杏邮来访。我于1937年冬离开上海，已和他阔 别十二年了。他先在上海办书店，编杂志，写剧本，太平洋战争后 他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后来又随军到了苏北、山东，解放战争时 期他又从威海卫到了大连。1949年东北解放后他才拖儿带女到 了天津。 经过这一段艰苦的战时生活，他还是精神抖擞，健谈如 昔，但是他一再说，老了，手脚不轻便了，其实，他和我同年，这一年 都是四十九岁，当然，他在战地跋涉了八九年，备历艰辛，所以我 说，你身体上受折磨，可是思想上的收获可比我大得多了。 他不忘 故人，居然还送给我一本广州出版的我翻译的石川达三的《未死的 兵》和一本桂林出版的《愁城记》,他说这是在大连和天津的旧书铺 里找到的。 接着，金山、袁牧之来，我们一起到东单的一家小馆子 里吃了午饭。 下午，接到通知，中央负责同志将在香山接见我们， 要我们晚8点以前到香山某一别墅，记得陪同我们去的是王拓同 志。 晚10时，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主要是听取潘汉年关于香 港工作的汇报。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 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 英当局还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 李任潮留在香港；后来我军胜利渡江，南京解放，他们的态度有了 一些改变，我们公开举行庆祝解放南京的酒会，他们也没有干涉， 还让一些“太平绅士”参加了我们的酒会。 至于紫石英号事件，发 生在我们离开香港之后，所以这之后他们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我们 就不知道了。 毛主席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看来他们是会留有余地，不会把棋走死的。 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 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饶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 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 法，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 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最 后对我说，关于文化方面的事，少奇同志最近去天津视察了一下， 有些要注意的事，他会具体地和你们交代的。 毛主席情绪很好，一 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 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汉年叫作“小开”。 原先决定在香山住一天，等少奇同志接见，可是第二天一早就 接到通知，说恩来同志决定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开会，我们三个人都 要参加，所以吃了早饭就赶回北京饭店。 恩来同志约定的时间是 晚上9点，所以我抽空就到护国寺附近的麻花胡同去找廖承 志，见到了何香凝先生、经普椿和李湄。沈宁在香港时和李湄同在 培侨中学念书，亲如姊妹，所以把她寄托在廖家，生活、上学等等， 一切都请“肥仔”全权处理。 晚8时，和汉年、涤新一起到了中南海，是勤政殿还是别的什 么殿，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是平生第一次到了皇帝住过的地 方，茅盾、萨空了、胡愈之已经先到，接着周扬、袁牧之、钱杏邮、沙 可夫相继到达，大家都是熟人，只有沙可夫是第一次见面。 大多数 人都是久别重逢，而且，除许涤新是经济学家之外，都长期从事文 艺、新闻工作，所以对解放后的文化事业，各有自己的抱负和设想， 大家谈得十分高兴，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恩来同志打电话来通 知，说他正在和几位民主人士谈话，可能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会， 要我们暂时等待，这时看了一下表，才知道已经近10点了。 这是 一次难得的聚会，每个人都有许多话要说，都有许多事想问，所以 尽管劳累了一天，谁都希望有这样一个交换意见的机会，恩来同志 大约快12点钟才赶到会场，他先向大家道歉，说他迟到了两个小时， 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约大家来，是想对几个急需解决的问 题听听各位的意见，第一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决定要 在政协开会之前，开一个文艺界的代表大会，目的是解放区的和大 后方的文艺界会师，加强团结； 第二是今后的新闻工作问题，特别 是新解放区的办报方针和如何对待民办报纸的问题； 第三是上海 即将解放，汉年等人很快就要南下，想听听大家对解放后上海文化 工作的意见，因为上海是最大的文化中心，情况又比较复杂，今天 在座的又都长期在上海工作过，所以希望大家对这项工作提点看 法和意见。 对第一个问题，周扬、沙可夫先报告了对文代会的筹备经过， 我也把周扬要我开的一张当时还在香港、上海和西南一带的文艺 家名单交给了恩来同志。 茅盾、愈之相继发言，谈的都是文化方面 的事，钱杏邮作了补充，谈了戏剧和民间文艺的情况。 然后恩来同 志讲话，大意是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 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 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 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 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 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 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 后”的问题。 今天在座的都是新文艺工作者，新文艺工作者有责任 团结旧文艺工作者，可以肯定地讲，旧文艺工作者(一般所说的旧 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 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当然，新文艺工作者内部，也还有 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问题。 最后，恩来同志说，这不是我个人的 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少奇同志不止一次和我谈过，要花大气 力团结旧艺人的问题，特别是京剧和地方戏艺人的问题。 (1978年文化部退回给我的文物和我的笔记本中，居然还找到了一本当 时的札记本，以上恩来同志的指示，是确切无误的。) 谈完第一个问题，已经是午夜1点钟了，暂时休息，吃了宵夜， 然后谈新闻工作的问题。 恩来同志请胡愈之、萨空了坐在他的身 边，以亲切的口吻说，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 农兵和干部，入城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像北京、上海、武汉、 广州这些大城市，为此，要请你们这几位办报有经验的人给我们出 主意，提意见。 按解放前那样办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 也会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个民办报纸 的问题，像《大公报》、《申报》、《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党领导的 外围报纸，这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初步的意 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具体办法， 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国民党的党报，当然要接管改造，但是从业人 员，还是要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安排，这个问题要特别慎重，不能鲁 莽从事。愈之，空了和我都谈了一些想法，大家一致同意恩来同志 的指示。 谈到第三个问题，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恩来同志建议休息十 五分钟，到外面去散散步。 前一天下了一场雨，中南海的空气，特 别凉爽，恩来同志对我说，抗战前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这之后一 直在蒋管区，熟悉大后方情况，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 教工作，全国解放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一下说，我在大学学 的是电工，还是让我回本行吧。他摇了摇头，笑着说，不行了吧，丢 了二十多年，学过的东西都忘了吧。 我争辩说，落后了，可是和全 外行比起来，总还可以……他说当然也可以考虑，但是我看你还是 搞文化、新闻界的统战工作为好。 回到会议厅，接着谈上海解放后 文化——主要是文艺方面的问题，恩来同志先让潘汉年讲上海的 一般情况，和我们在香港时对这一工作的设想和布置，例如党内通过刘长胜，党外通过张骏祥，让地下党和进步文化界安排的“应变” 措施等等，我作了一些补充，杏邮谈了必须大力保护博物馆和图书 馆的问题。 时间已经不早了，来不及详细讨论，我记得恩来同志作 结论时只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总的方针一定要严格按照七届 二中全会的决议办事，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学会我们不懂的事情， 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学者专 家，还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所以要尊重他们，听 取他们的意见。他问杏邮和我，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 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 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 工作者大得多； 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 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 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 先做好思想工作； 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 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请你们把这 个意思告诉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和进步民主人士，他们在沦陷 时期吃了苦，经受了考验，但解放后千万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 个人恩怨，总的一句话是要团结，要安定。 讲完了这三个问题之 后，他站起来走到杏邮身边，对他说，对于保护文物和古籍问题，今 天来不及讨论了，请汉年同志掌握，我相信陈毅同志是会妥善处理 的，等政局稳定了之后，可以请振铎先生到上海去看看，出点主意。 散会之后，回到北京饭店，已经快天亮了，刚睡下不到几个小 时，金山闯进门来把我叫醒，说他已经约好了几位戏剧界的朋友， 同到中山公园的一家餐馆去一叙，这当然是不能推却的。 可是当 我穿衣洗脸的时候，钱杏邮也来了，他说你好容易到了北平，不久 就要走了，总得到琉璃厂去看看，当时我对书画、碑帖之类完全不 懂，也没有兴趣，就把他拉在一起，到中山公园去喝茶，闲聊了一阵。 少奇同志在什么地方接见我们，我已经记不清了，谈的时间不 长，主要谈的是政法、经济方面的事情。 我记得他问潘汉年，青红 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 潘回答说，他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 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汉年和我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 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又说，据他 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敢闹事。 少奇同志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 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临别的时候，少奇同志忽 然想起似的对我说，他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他 说，对京戏和地方戏，先不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 事。旧戏宣传封建迷信，但我们也不怕，它宣传了几百年，结果还 是共产党得了天下，戏剧要改革是肯定的，但不要急，你们要抓大 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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